文／墨凡
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从系统和算法角度呈现外卖员恶劣的工作条件，还是猝死骑手引发的有关平台责任的讨论，关于“外卖员”与外卖平台的话题一直热度不减。然而，无论是调查者还是声援者，更多是站在旁观角度，带着同情来审视这一与自己生活密不可分的劳动群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丝毫没有意识到，外卖员的工作形态就是我们未来工作常态的预演。
这并不是耸人听闻的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反映了数字化时代极可能出现的全新就业常态。这种就业形式如今常以“零工经济”“灵活就业”以及“按需工作”的面目出现。在乐观主义者那里，这种新形态代表着个体自由联合与协作的美好图景。但是，围绕外卖平台和外卖员所呈现的诸多矛盾，也渐渐揭开了这一美好图景的灰色地带。
外卖平台是按需用工平台的一个具体例子，因其一定程度上的可见性以及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而备受关注。不过，在这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按需劳动世界仍旧没有被人看见，涉及算法、人工智能、数字化工作和平台经济的未来。这就是美国人类学家玛丽和计算机科学家西达尔特在《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中所说的“不透明的雇佣世界”，他们以警醒的措辞称其为“幽灵工作”。
幽灵工作的世界中，人们在数字化平台上辛勤工作，贡献自己的智力和创造力，从事所谓的“知识性工作”。劳动者往往具有很高的学历，但因为种种原因选择了更为“灵活”的平台按需工作，他们支撑了如今的信息社会，但却在多个意义上“销声匿迹”。
人工智能背后隐藏的人类劳动力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的鼓吹，使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技术已不再需要人类，似乎我们享受的所有信息服务都是且都可以自动完成，机器取代人类已成定局。
《销声匿迹》则戳破了这一技术神话。今天被媒体大肆渲染的人工智能远非“智能”，还必须依赖人类的参与才能顺利运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当软件和机器像人一样卡住或出现故障时，需要人力来对自动化过程做出微调和维护。例如，算法和系统并不总是能精确屏蔽不适宜的内容，此时就需要进行大量的人工审核。第二，人工智能系统最初还需要人类帮助它们学习如何回答和解决问题。百度在发展无人驾驶汽车时，需要招募大量的数据标注员，对路况信息做标记，推动无人驾驶系统的优化进步。
这些不只是自动化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作者考察了人与机器协同发展的工作历史，提出了“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使人类免于劳动的愿望总是给人类带来新的任务。如今的“最后一英里”就是计算机和人力之间的差距，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差距需要大量人力填补。而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舆论导向上，人们都对机器取代人类的前景深信不疑。如此一来，大量从事幕后工作的人类劳动力被忽视了，成为被隐藏起来的“幽灵劳工”。
工作被解构，劳动者失去了姓名“幽灵工作”是在所谓的共享人力平台上完成的。在这些平台上，工作被分解成一个个微任务，每个任务设定了价格和需求并等待工人认领。借助能把人与机器连接起来的应用程序接口（API），各方之间完成交互，以分配和认领工作任务，并支付和获取相应的报酬。
只要有网络连接和计算机或手机，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完成这些任务，这一特点也成了“灵活就业”的主要特色。与传统的全职工作非常不同，这里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甚至也没有老板和同事，更没有职业发展和职业培训。
同时，平台上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完全解构。传统的雇主与员工身份随即瓦解，劳动雇佣关系被平台用户协议所取代。这里只有大量的用户，被接口赋予了独一无二的、去人性化的身份标识符。平台不关心你是谁，只关心你能做什么样的任务。这是第二种意义上的销声匿迹，工人失去了姓名。
这类共享人力平台发展迅速，其中最著名的是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MTurk），而类似的平台和模式也已在中国出现，如知名创业者王欣的“灵鸽”平台。
对工作的解构，让人们想起近几十年出现的全球外包产业，借助互联网通讯技术在全球猎身。按需幽灵工作平台的确是其逻辑的最新延伸形态。在成本收益的驱动下，外包将所谓“非核心”业务转移到用工成本更低的地区，按需平台也是如此，只不过，它不是在某个地区寻找一批成本更低的人，而是在全球网络中寻找四散在各处的低成本工人。
新的问题出现了，在按需平台上做任务的工人彼此之间缺乏联系纽带，无论是地域联系还是工作场所的协作。按照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划分，显然，按需劳动平台是把传统的工作进一步改造，倾向于剔除掉工作中存在的意义和人际连接，把工作中的交往完全变为工具式的交往。平台上的劳动者也完全变为可获得的消费品，成为用后即弃的人。
陷入“不稳定状态”的劳动者当前针对“外卖员”权益保障的讨论，绕不开相关劳动法规对这种新兴的“按需就业”性质的确定。在国内，外卖员在送餐过程中遭遇伤害是否能认定工伤，也要先经过诉讼，确认外卖员与平台之间是否存在劳动雇佣关系。在美国，按需零工的权益救济也存在诸多困难，根本原因就是法律对这种新型雇佣关系的认定与传统全职工作完全不同。而这种认定上的困难和就业分类上的模糊不清，有其历史根源。
作者在书中花费了一定篇幅，考察了美国劳工法律保障的立法史，也指出了按需劳工之所以很难得到法律保障的原因。双休日、八小时工作制、加班费，以及各种社会保障的出现和完善，都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美国相关劳工组织的努力密不可分。从1935年的《瓦格纳法》到1938年的《公平劳工标准法》，无论是作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护盾，还是作为企业缓和工人罢工的手段，总之，一套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得以确立。而相应的观念和实践做法也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扩展。
但正因为全职员工的劳动保障成本因为立法而提高，企业也就有意规避法律。在一番利益角逐后，《塔夫脱-哈特莱法》出台。用作者的话说，该法的规定“创造了一个新的非工会的消耗性劳动力阶层，他们对迅速扩张的服务业和当前在电信业、航天业和零售业蓬勃发展的所谓信息经济来说更有价值。总而言之，从广告到太空探索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不必投资长期雇员，就能实现增长”。
立法是集体行动的产物，是特定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但灵活就业或者按需平台工作的致命问题就在于，零工没有固定工作场所，没有工作中的联系，因此也就没有组织起来的可能。无法形成自身的特定利益，也就无法达成集体行动。在美国，劳工组织很发达，也能影响立法，但无论是优步司机还是众包外卖员，按需零工经济的从业者也一样缺乏明确、固定的社会保障。
按需用工平台的工具化和原子化倾向，导致了第三种意义上的“销声匿迹”，即按需劳工掉入了权益保障之网的漏洞中，成为盖伊·斯坦丁所谓的“不稳定的无产者”。按需平台的劳动者，因为越来越灵活的工作而变得日益缺乏稳定性和制度保障，承担很大风险，从而陷入“不稳定状态”。
这种不稳定状态并非新现象，历史上，伴随技术革新而来的组织革新，都会在一定时期带来“不稳定”。也有论者称，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公司作为经济主体基础之上的“公司+雇员”结构的空间已逐渐受到“平台+个人”这一结构的挤压，后者正成为一种全新的、显著的组织景观。
按照罗纳德·科斯的说法，交易成本是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但随着新的按需系统出现，这种成本似乎正在消失。如果这真的是一种必然趋势，那么过去以公司为单位所构建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和法律制度，都需要重构。而在转型期出现的制度保障真空，则是按需劳工陷入不稳定状态的直接原因。
难得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批判。他们深度调查走访了在平台上从事按需工作的人，客观地指出这种“平台+个人”模式给许多人带来希望。出于多种原因，许多人无法从事传统的、被认为是“体面”的全职工作。虽然按需工作平台有“去人性化”的倾向，但正因如此，也让许多从前被排除在职场之外的人有了工作的机会。需要照顾家庭的全职妈妈、行动不便的残障人士、想要积累工作经验的大学生……
但“不稳定”是真实存在的，这种不稳定状态如果继续扩大就足以对新系统造成破坏，本来存在的优势也将变成劣势。《销声匿迹》为我们揭开了一个隐藏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正迅速取代我们现在的世界。然而，过去的观念、制度和实践又似乎对这一新世界适应不良，这就启发我们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