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改革:系列腐败案落定,痛定思痛,先立后破[Mi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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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舆论阵地之一的央视,此前兼具行政机构和商业运作的两种功能,摇摆于公共属性和商业属性双重定位之间,曾深刻影响其用工、内容以及广告运营制度,2014年系列腐败案爆发后,央视除进行内部反腐整顿外,也着力于广告经营的精细监管。随着三台合一机构改革的落地,央视势必重新明确自身定位,其双重属性的矛盾也有望在下一步改革中寻求解决之道。

 

《财经》记者李恩树特约撰稿人张玉学肖辉龙/文李恩树/编辑全国“两会”结束的第二天,3月21日,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全文公布。按照改革方案,央视建制将被撤销,中央电视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归口中央宣传部领导。根据改革方案,三台合一的目的之一是“为加强党对重要舆论阵地的集中建设和管理”。这意味着三台权责更集中,话语权更加突出,国家属性也更为凸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任台长慎海雄履新之初,即在央视全国“两会”宣传报道总结会上强调积极稳妥推进机构改革工作,“先立后破、不立不破”。

作为重要舆论阵地之一的央视,此前兼具行政机构和商业运营两种功能,摇摆于公共属性和商业属性的双重定位之间,曾深刻影响其用工制度、内容制度以及广告运营制度。特别是双重属性最为明显的财经频道,于2014年爆发系列贪腐案,将旧有制度下滋生的问题暴露于众。

彼时,2014年5月31日,央视财经频道(CCTV-2)原总监、广告经济信息中心原主任郭振玺因涉嫌受贿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郭案后续引发连锁反应。包括财经频道原制片人田立武、原副总监李勇、原制片人王世杰等数十人进入司法程序。

郭振玺是媒体广告界的传奇人士,一度带领央视广告业务攀升顶峰;他曾一手掌握采编权、一手掌管广告经营权,“内部人”亲友开设的多家广告、公关公司蠹居棊处,终因“为亲友非法牟利罪”,被吉林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七个月。《财经》记者获悉,宣判后郭未上诉,至今已刑满释放。

随着郭案尘埃落定,央视广告代理制下的制度漏洞,被及时调整:采编内容与广告经营不再权集一身,广告代理运营新制度出台,贪腐警示教育在内部展开……更进一步,央视的用工制度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伴随三台合一的大动作,央视迎来改变的契机,能否从根源上解决双重属性定位问题,期待下文。

整肃“公信交易”

2014年贪腐系列案之后,央视首先进行人事调整。2014年7月,时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综合处处长齐竹泉调任央视财经频道总监。此时,采编内容和广告运营已分离,郭案发之前,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一职就交棒给时任副主任何海明。2015年4月,央视台长胡占凡卸任,继任者为时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聂辰席(现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

(郭振玺是媒体广告界的传奇人士,一度带领央视广告业务攀升顶峰;他曾一手掌握采编权、一手掌管广告经营权,终因“为亲友非法牟利罪”,被吉林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七个月。图/视觉中国)

此外,国际频道总监、综合频道总监、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等多个重要岗位人事调整。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职位也发生变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原总监任学安接掌广告业务,何海明转任他职。

与人事调整同步的是内容及制度上的变革,带有“郭振玺印记”的两个节目被严格监管——运行14年的《年度经济人物》停办;“3·15”晚会及系列报道加强选题把关制度,央视借此全面整治“公信交易”。

一位央视人士透露,李东生案、郭振玺案等案发后,央视开展不少警示教育活动,如印发《员工警示教育手册》,举办“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培训班,组织全台员工收看《打铁还需自身硬》等廉政教育片,邀请法学教授进行职务犯罪专题讲座等。

2016年11月11日至2017年1月10日,中央第十四巡视组对央视分党组进行专项巡视,之后对央视提出五点意见和建议,其中提到,加强广告经营、影视剧和设备采购等重点领域的廉洁风险防控和经费使用管理监督,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央视于2017年4月26日在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反馈称,坚决遏制广告经营领域利益输送。“加强广告经营内控建设,建立‘制度、流程、系统’三位一体管控模式的广告收入内控方案,制定实施广告经营、植入式广告等管理规定。以品牌宣传、广告代理等领域为重点,组织全面排查廉政风险点,建立风险防控机制,扎紧制度的笼子。”

何海明在接任郭振玺执掌广告业务后,就开始调整广告代理制度,除“招标及零售代理”、“承包代理”两种传统的渠道模式外,他在2014年新建“区域代理”的渠道经营模式,并称该模式“去掉层层承包,消灭逐级加价,价格透明,信息公开”。

其继任者任学安,亦从修改管理制度入手,他在2016年接受《媒介》采访时透露,与央视广告中心合作的代理公司达700余家。对于这700余家公司,央视广告中心利用过去五年的经营数据与记录,对其进行了1A-4A的等级评定,“这一年(2015年-2016年)也是央视广告中心修改管理规定最多的一年”。

据央视网2016年4月20日发布的内容:为全面规范广告经营活动,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系统梳理了广告业务管理流程。一是制定经营参与各方业务与行为规范,明确违规行为处罚方式,加强央视广告代理公司管理;二是强化广告承包经营活动流程管控,建立承包关系确立、承包资源使用、承包项目执行、错漏播处理等业务环节执行准则,明晰广告承包双方权责;三是建立书面合同签订规范,为央视各类合同、协议的签订提供制度依据。

几番制度调整都围绕广告代理制,这项原本为防止腐败而创设的制度如何成为腐败温床?回溯前案,对央视以及媒体行业的广告运营管理制度可兹借鉴反思。

案发亲友公司

郭振玺案,主要事涉两起广告经营业务。

2012年9月5日晚,央视财经频道播放《对话》节目,主题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对话产业新城”。节目源于同年6月28日在河北省固安县举办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节目由论坛内容录制而成。活动主办方为央视财经频道,由国内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赞助。

(郭振玺被查后,《年度经济人物》评选也随之停办。图/视觉中国)

根据央视当时的规定以及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企业赞助审批流程一般为:广告代理公司持和企业商定的权益回报内容到央视广告部核价——制定广告招商方案并签订合同——按照核价交款——若是常规广告,通过广告播出系统直接播出;若是主持人口播等体现企业元素的特殊广告,则由广告部给频道下发广告播出单后,由频道按照播出单执行。

为这家赞助商提供广告服务的是两家广告公司:释邦永安广告(北京)有限公司(下称“释邦永安”)和同和易诚广告(北京)有限公司(下称“同和易诚”)。

《财经》记者获悉,赞助商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委托释邦永安、同和易诚代理,赞助央视财经频道“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等三个节目活动,赞助费共4000余万元。权益回报包括:论坛现场展示和易拉宝展示公司名称、主持人口播、栏目片尾鸣谢等。

但知情人士透露,这些权益回报内容并未全部向央视广告部门报批。释邦永安、同和易诚两家代理公司与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签订广告代理协议时,仅约定部分权益内容,支付不足千万元,除支持节目制作经费外,超过一半的费用均入账上述广告公司。

这意味着,全部兑现的赞助广告权益,有多项并未向央视广告部核价,也没有在广告部下发的广告播出单中。在节目中插入未获广告部门审批的诸多宣传内容,释邦永安、同和易诚如何做到?

据《财经》记者了解,两家代理公司除固定时长的常规广告向广告部购买外,其他现场广告都通过时任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协调节目组的人实现,从而越过广告部的审批。释邦永安、同和易诚均于2011年注册,注册资本各为50万元,股东均有自然人李树莲。据《财经》记者多方求证,李树莲系郭振玺的表妹。

2012年的这一系列交易,成为两年后郭振玺的罪案污点。检察机关指控郭振玺为李树莲所在公司非法牟利,造成央视损失2000余万元。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进行经营,或者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商品,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销售商品,或者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不合格商品,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

知情人称,郭振玺方面一度认为郭“无罪”,理由是上述公司的赞助行为实质是广告业务,必须交由广告公司代理,不能由央视直接经营,所以不是央视的盈利业务,也不可能造成央视损失,故不满足“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两个构成要件——“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亲友经营”以及“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

法院最终未采信上述理由,认为发布广告或广告性质的宣传,就是央视的盈利性业务;郭振玺截留本应由央视获得的广告费或赞助费,致使央视遭受巨额经济损失,李树莲的广告代理公司所获得该部分收益并非其合法报酬。综上认定其罪名成立。

《财经》记者调查了解到,李树莲还是另外两家公司的出资人之一——立信明道公关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和金台阳光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一位葛姓女士,亦与郭的亲友存有交集,葛还担任盛传时代广告(北京)有限公司(下称“盛传时代”)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10日,注册资金110万元,主营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和发布。

2012年,一本小众杂志《云爆弹》面世,这本致力于“宣扬那些在中国社会属于边缘的精神的”双月刊杂志在创刊初期,即出现一些优质广告客户,与这些大客户进行广告业务谈判的是一名当时年仅17岁的女士、时任《云爆弹》主编。“许多广告客户都是看郭振玺的关系而来。”一名该杂志前员工透露。据《财经》记者了解,这位年轻女士是郭振玺的女儿。

知情人称,《云爆弹》租用《商周刊》的刊号,并无公司主体,其广告经营等一些对公业务走账,由盛传时代完成。

据一位曾在《云爆弹》杂志工作的人士介绍,郭振玺女儿到美国读书后,杂志于2014年1月停刊。

多名央视内外人士介绍,郭振玺案发后,葛姓女士曾被协查,后去往美国,其电话长期处于呼转状态。李树莲亦被调查,其将2000多万元的涉案违法所得全部退缴,目前已获自由。

广告能人

出生于山东农家的郭振玺,1987年考取兰州大学企业管理系研究生。1990年7月毕业后,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办公厅任行政秘书职务。1992年调入央视经济部,任记者、编辑。多名央视人员介绍,彼时经济部有200多人,秘书出身的郭振玺最初工作是拆阅观众来信,并未受到重用。即便如此,郭振玺靠“对人讲义气、交朋友、会走上层关系”,逐渐在央视获得一席之地。

(图/视觉中国)

郭振玺渐受重视,与彼时央视广告招标制度转型、“跑码头”加强和企业联系的时代背景相关。

广告招标制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色产物。自1994年开始推行并红极一时,产生了秦池、爱多等一批数亿元的天价标王。

熟悉当时广告业务的学者介绍,推行招标制前,常有各级官员给央视广告部门递“条子”,要求为自己家乡或利益相关的企业播放广告。那时为得到某个广告时段,递条子、打电话等走后门现象很多。一位招标制负责人回忆,大量企业会找央视领导走后门,甚至一次能收到领导20余张批示纸条,而当时央视黄金时段总共也就12段5秒的广告。

为避免“踩雷”得罪人,加之广告业务量大增,最终无法进行“条子”关系的分配,央视决定采用招标制,来缓解广告分配压力。

当时只限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中间的A段(最好的时段)招标,由于试行效果不错,后来形成每年一次招标惯例。但招标制并非硬性规定。“除A段招标外,其他栏目广告是否需招标,由广告部决定,当时央视对广告部的要求是,只要完成年度任务就可以。”上述人士称。

之后,受各地卫视、电视台广告市场份额的冲击,央视也重新思考“一本万利”的招标模式。第三任央视广告部主任随即调整策略,逐渐放下“身段”,主动“跑码头”加强与企业联系,时任广告部副主任郭振玺正是“跑码头”的主力之一。央视广告部也与民营资本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复杂。

2001年5月,郭振玺任职央视广告部主任。因长期缺乏与广告客户的联系,导致央视广告资源分散,加之各省卫视与地方电视台的奋起直追,当年,央视广告招标业绩首次出现下滑。如何应对冲击以保央视广告垄断地位,是刚升任广告部主任的郭振玺需要应对的挑战,也是他施展能力的时机。

郭振玺正式接任广告部主任后,首先细化招标企业分类,并扩大举办招标推荐会的城市范围。一位参与过央视广告推广会的工作人员介绍,受邀企业一般都是相关行业全国前十强,还包括该领域主管部门官员、行业协会及做数据的企业和学者共同参会。

采取一系列举措后,央视连月下滑的广告业绩逆转飙升,这也为郭振玺后续升迁打下基石。2001年至2003年,郭振玺接任央视广告部主任期间,全台广告收入从60.9亿元增长至75.3亿元。2004年5月,他升任央视广告经济信息中心副主任,同时兼任广告部主任。这一年,央视广告收入再登新高,达80多亿元,而郭主导的广告招标占其中的52.48亿元。

随后一年,央视广告收入首次破百亿元,从2004年80亿元飙升至124亿元。

2005年7月,郭振玺开始同时担任财经频道总监和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要职,将财经频道内容采编和广告经营同时握于手中。

1996年5月成立的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台广告创收和图文电视经营,同时承担经济频道(CCTV-2)的制作和播出。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下设综合部、广告部、图文电视部,以及《经济半小时》、《经济信息联播》等20多个栏目,每年还会推出“3·15晚会”、“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奖”评选等特别节目。

当时,郭振玺在央视的权力不局限于广告经营,也可以影响节目内容制作。郭振玺被查后,《年度经济人物》评选也随之停办。一位曾出任过“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的总导演对《财经》记者表示,该节目存在换取利益的空间。 

首先该节目每年主题略有不同,可从多个角度设置奖项评选,不同侧重意味着获选人数存在弹性。而且,参评者并不需要最终获得年度经济人物才能实现企业的品牌形象传播,只要进入提名名单,即可获得大量媒体的关注报道,效果不亚于正式的广告投放。

郭振玺曾向企业讲述自己拉广告的思路时表示,关键是客户要不要与央视合作,只要有合作的意愿和决心,“一切合作方式都可以谈,任何广告形式都可以想”。

另外,“评选过程没有经过十分严格的计票与结果公证,主观性比较强。”上述导演介绍说。

评选有大名单与小名单之分,大名单通常由评委会成员与合作的媒体总编辑共同勾选推荐50人,随后频道主管会着重推选其中30人,上报经台领导确定后,确定20人小名单。推荐30人名单时,包括排名顺序,频道主管都有相对自由的决定权。

2011年,一家绿化企业董事长作为小微企业代表获得当年年度经济人物称号,引来争议。《财经》记者调查得知,该公司曾经的股东孙先红和郭振玺亲友存有交集。

孙先红曾担任过蒙牛集团副总裁,名下拥有8家广告、影视、餐饮公司,获评中国十大杰出营销经理人。孙曾在北京东方梅地亚中心A座16层购置房产,这些房产曾是《云爆弹》杂志社、盛传时代的办公地。

代理制背后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央视影响力的增强,其广告市场也催生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广告公司,成功代理央视诸多王牌节目。2001年北京同路传播广告有限公司成立,曾独家代理《实话实说》、《艺术人生》、《新闻调查》、《全球资讯榜》等优质节目。2000年注册成立的北京五洲风云广告有限公司,曾主要代理气象频道的天气预报广告时间。1998年成立的北京沃美广告有限公司,独家承包代理过新闻频道内的广告。还有1999年成立的“中视金桥”、1995年成立的“昌荣传播”,以及北京晓春广告公司、南京英迈广告公司等,都在央视推行广告代理制的浪潮中起步壮大。

(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拥有行政授权的公共权力,同时又按照企业化经营路线践行。郭振玺等人案发,显示出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图/视觉中国)

广告代理公司的盛行,与央视推行广告代理制有紧密关联。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广告业慢慢恢复元气,电视媒介尚属稀缺资源,央视广告部门并不看好广告代理制。一方面国内其他电视台未成规模,央视并无竞争压力;另外,推行广告代理制还需给广告公司一笔不菲的佣金。

“当时央视给客户做广告是给客户面子,不是谁给钱就一定能做广告,很多企业都需要广告推广,而这类资源又非常有限。”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现代广告研究所所长陈刚说。

1992年,谭希松担任广告部主任,一年后,央视开始推行广告代理制。谭希松向《财经》记者回忆,当时她所在的广告部只有9人,但要面对的广告客户却有数百家,“对接工作根本应付不过来”。 

1993年,原国家工商总局颁布实行的《关于进行广告代理制试点工作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广告客户必须委托有相应经营资格的广告公司代理广告业务,不得直接通过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布广告;第2条规定,兼营广告业务的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必须通过有相应经营资格的广告公司代理,方可发布广告(分类广告除外)。

多位广告研究学者对《财经》记者称,国家推行广告代理制,实际上就有避免直接的权力寻租、减少腐败的考量。

但从实践情况来看,该机制虽缓解了广告费用交易不透明的问题,仍易被不法者利用。广告公司不仅可通过代理广告获利,还可能成为部分官员收受贿赂的隐性通道,一些高层官员甚至开有自己的广告公司。

一位深谙广告行业的人士介绍,商人收买官员时,可以广告名义,定向投给官员家人所开广告公司,实现利益的无形输送。身兼央视广告、频道等多个部门要职的郭振玺,角色重要。央视内部一位知情人称,郭振玺与一些广告代理公司关系熟络,会将央视重要栏目的广告时段与其中一些公司“合作”,以建立上层关系。

与当时的央视有代理业务的大小广告公司,一般会通过公开招标、公司竞标等方式与其合作。前者明码标价操作相对透明,后一方式存在暗箱操作空间。

一位曾在4A广告公司任职的人士称,早期,有广告公司不经公开招标程序,买断央视某些频道的栏目代理权,然后像经销商一样将优质广告资源分包给别的客户获利。

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李东生,曾任央视副台长。法院认定,2008年至2013年,李东生直接索取、非法收受或通过其弟李福升非法收受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198万余元。李东生接受的最大一笔贿款是在担任央视副台长期间,北京小马奔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明送给他的1500万元,利益交换是央视一些栏目的广告代理权。

制度漏洞与操作空间

2001年,央视发布文件规定广告、赞助收入“收支两条线”,要求所有广告收入、赞助收入,一律缴台财务部门统一管理。除特殊情况外,广告费、赞助费一律不得直接用于节目支出。

然而,一些频道、节目为了保证节目制作或者激励没有正式编制的采编人员,不得不自筹经费。据《财经》记者了解,前述“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既使用了频道机动经费,也使用了广告代理公司支付的部分现场录制费用。

而在媒体经营业务中,广告、赞助、公关宣传各有区分但又常易混淆,这为熟稔其中业务之人提供了操作空间。

央视2012年印发的《中央电视台电视广告管理规定》第4条规定,“本规定所涉及的广告包括常规广告和特殊广告。特殊广告指常规广告之外,任何涉及企业、经营单位的标识或商业元素的内容”,其中包括“节目冠名、特约、特别呈现、赞助播映、提示收看等内容”。

央视对广告有明确规定的审批流程,据知情人介绍,在广告代理制度下,广告业务全部由广告中心决定和具体实施,广告代理公司与央视广告中心直接签订合同,各频道不能经营广告,只能配合广告中心实现相关企业的广告权益。

一位熟悉央视广告流程的人士告知,想在播出的电视内容上做手脚很难,不过也并非没有办法。一种常见的变通方法是,除节目播出可见的“硬广告”外,植入一些难以界定的“软广告”。

央视财经频道于2012年制作的《春暖2012》公益晚会中,国内一家大型油企高管上台讲话,主持人也口播了该公司关于留守儿童参加航天夏令营的事迹。这些宣传通过释邦永安公关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实现,这也是李树莲控制的一家广告代理公司,费用100多万元,并未上交央视财务管理中心。

由于植入企宣内容,易和有偿新闻挂钩,所以媒体单位能否对此以“广告”名目收费,争论不断。诸多“软广告”、“公关宣传”、“赞助”处于监管制度的模糊地带,许多广告代理公司抓住这个机会,与一些央视内部人“共生”。

对于赞助行为,国家另有规定。根据1992年4月23日颁布的《广播电视赞助活动和赞助收入管理暂行规定》(下称《赞助规定》),“赞助”意指“为达到广告宣传目的而自愿为组织和制作广播电视节目提供的各种形式的资助”。《赞助规定》第4条规定,单位举办赞助活动,必须经单位财务部门审核并报单位领导批准。较大的赞助活动,必须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的财务部门审核后,报主管部门领导批准。

虽然《赞助规定》从1992年颁布至今仍在实行,但在实践操作中,由于比广告审批流程多了“主管部门批准”的程序,并没有被广泛使用。“这一规定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其规制意义,但随着广告业的迅速发展,很少听说有频道制作节目会按照赞助的程序报批。”一位央视员工说。 

一些广电研究学者指出,央视内部出现的腐败,除当事人自身问题外,症结在于兼有行政机构和商业化运作的双重特征,这两种需求定位,实质形成对央视财经频道的双重角色描述,造成此后较长时间内财经频道在公共属性与商业属性上摇摆不定。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宋建武向《财经》记者分析,电视媒体中的“权力层”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按职能划分,比如部门主任;另一种则是按内容划分,比如制片人。前者属于频道运营序列,后者属于内容制作序列。

当媒体经营与采编的界限不再清晰,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在使用权力时,就容易形成“灰色经济”地带。频道主管身兼广告经营与内容制作的管理职务,要保持节目制作与频道运营的相互独立性,难上加难。

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拥有行政授权的公共权力,同时又按照企业化经营路线践行。郭振玺等人案发,显示出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公共权力易被转换成个人甚至机构的商业利益。

央视财经频道从频道总监、栏目制片人、主持人等不同层级职务的员工相继被查,与该频道历史遗留的双重定位不无关系。

早在1986年,财经频道(当时为CCTV-2)的定位是“宣传经济方针、政策,传播经济信息和经营管理知识”等。主管部门希望CCTV-2节目,既有开展商业性经营活动的需要,也有承担宣传功能、丰富大众文化生活的要求。

1987年2月1日起,CCTV-2先以“经济生活为主的频道”为名播出节目,1995年改名为“经济为主的综合频道”,2000年又定位为“经济-生活-服务频道”,三年后改为“经济频道”,2009年8月24日进行第四次大幅度改版,换名“财经频道”。

2014年郭振玺被查后,财经频道项目制人员被大批辞退。这与央视长期实行栏目经费预算制有关,该机制使各频道栏目有开支权,可发放劳务费,栏目组、项目组可自由招募临时工。

央视员工大体分四类:有户口、有事业编制的正式职工;无事业编制但享受正式员工福利的台聘职工;工资普通、有五险一金的企聘职工;无奖金、无底薪随时可能走人的外协人员。

一些栏目组或项目组会通过报销发票的方式,来解决临时工工资发放,也有一些员工通过乱报发票牟利。当时央视管理比较松。“一开始就是报个发票,比如吃饭、打车给报了,慢慢地好几年过去也没人管,费用都能报,财务室和其他审核能通过,以至于后面很多人都将报销费用的额度和名目增加。”一位央视前员工说。

如今,央视除内部机制改革,以及严控广告管理制度之外,也开始大刀阔斧进行用工改革。

在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要深化新闻单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央视因此也率先在用工制度上进行了改革。

据了解,用工制度改革后,央视不再实行“服务外包”的用工方式。过去的企聘员工将不再与中视汇才签订劳务派遣合同,转而与央视直接签订用工合同,五险一金也由央视直接缴纳。

《财经》记者尚未获悉转聘后,员工基本工资体系是否将发生变化(相关报道见《财经》2018年3月13日“央视用工制度改革初步完成,望借此打破‘中年危机’”)。

这些改革逐渐落地,随着“三台合一”的大调整,央视势必会重新明确自身定位,其双重属性的矛盾也有望在下一步改革中寻求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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