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治疗成本过十万,澳大利亚年轻人为何退购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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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

成群结队的年轻人群

焦虑不已的保险公司

前 言

新冠疫情当前,不少不幸中招的患者在医院的花费过十万,并且很多药并不属于医保报销范围内。

在小城市,这笔费用可能是一个家庭数年的积蓄。

同期,过去一个季度,澳大利亚退出私人医保的人又骤降上万人。

很多人直言,购买私人医保就为防范各种突发情况。然而,究竟什么导致如此多的人要省下这笔本不应该省下的钱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澳大利亚智库格拉顿研究所(Grattan Insitute)也抨击本国私人医保体系是““死亡螺旋”。

保险业最高长官更是直言,除3大基金,其它保险公司不是委身于人,就得倒闭。

为此,不少公司气愤上书财长要求炒了这位高官的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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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

医疗、教育、保险和育儿……这些都是澳大利亚家庭必需支出的一部分。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内,这些服务和产品的涨幅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工资和薪金增长。

这种涨幅有多大,举个例子,您可能更容易理解。

根据澳储行的估计,加入2000年一篮子此类典型商品和服务价值200澳元,到去年年底,您会发现它已经猛增61%,达到322澳元。相比之下,同期的年均通胀率则仅为2.5%。

另外,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的研究显示,相比20年前,育儿费用增加了97%,住房费用增加了94%,食品和非酒精饮料费用增加了62%。

其中,最贵的还是当属医疗支出。

数据显示,过去20年间,医疗和医院护理费用几乎翻了三倍。

以私人医保为例,20年期间平均涨幅大约为118%。

现年50岁的迈克尔·费里尔(Michael Ferrier)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他和妻子购买了最高级别的私人医疗保险,每年缴纳保费6000澳币(约合2.85万元人民币)。

他说:保费很贵,并且是越来越贵。”

“相反,我们并没有从中获得太多的价值。但是,就像所有保险一样,你购买保险是为了防备紧急情况,或者您不希望发生的情况。”

几年前,费里尔84岁的父亲接受了前列腺手术,尽管购买了最高级别的私人医疗保险,但是自费费用仍高达12,000澳币(约合5.7万人民币)。

费里尔说道:“我父亲发现,手术不能报销的部分为9800澳币。另外,我父亲在术前必须接受几次MRI(磁共振成像扫描)检查,这部分费用私人医保不报销,国民医保(Medicare)也不报销,结果导致这部分自费费用接近2000澳币。”

保险公司Integrity Life董事总经理克里斯·鲍威尔(Chris Powell)表示,生活成本的飙升意味着许多家庭正试图通过放弃购买应急保障产品(例如完全及永久残疾保险、人寿保险和私人医保)来节省开支。

该公司的研究显示,目前,大约有45%的澳大利亚居民表示没有购买保险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公司董事总经理说,“总体生活成本上涨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拥有可以帮助支付此类产品(例如医疗保险)的余钱。”

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Greg Hunt)最近证实,今年私人医疗保险费用上涨平均限制在2.29%。

涨幅将于4月1日生效,为18年来最低水平。即便如此,还是远高于2019年1.6%的通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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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结队的年轻人群

无论是政府也好,医保行业也罢,他们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

无论是澳大利亚智库格拉顿研究所(Grattan Insitute),还是保险业最高长官杰夫?萨默海耶斯(Geoff Summerhayes),他们的言论也并非没有事实根据。

首先,死亡螺旋是经济理论和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数学所预测的结果。

根据澳大利亚的私人医疗保险规定,无论年龄或健康状况如何,每个人都为同一产品支付相同的保险费。

这意味着年轻、健康的投保人在补贴老人和病患。与购买汽车保险不同,您不会因为没有申请过理赔就可以获得奖励。

导致整个系统无法持续的问题在于:大量婴儿潮一代进入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的“黄金”岁月,与老人和病人相关的医疗成本一直在上升。

另外,上述以及其他与年龄相关的“择期”手术主要在澳大利亚的私人医保系统中进行结算。因此私人医保保费不可能下降,导致无论是否年轻和健康,保费逐年激增。

尽管老人和病患仍然可以从私人医疗保险中获益,并且避免公共系统中择期手术漫长的等待时间。

但是,年轻、健康的人群却不再乐意为此买单,尤其是在其他生活成本攀升的情况下。

于是,我们看到年轻人“成群结队地”退出了私人医疗保险。

数据显示,仅在过去的两年中,约有127,000名20-34岁的年轻人放弃了购买私人医保。

相比之下,年龄在70至84岁之间投保人增加了107,000多人。

因此,随着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和健康的人,而越来越多的老人和病人,保费被推得越来越高,直至“死亡”。

据APRA于上周发布的估计,到2025年,还将有345,000份私人医疗保险投降。这是该行业面临的死亡螺旋式上升。

如果没有年轻健康的人使用健康保险并且不支付保险费,该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它变得不可持续,它在我们的公私合营医疗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也受到阻碍。

3

焦虑不已的保险公司

对于澳大利亚私人医保部门而言,本财报季的残酷现实仍在上演。

在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保险业务的最高长官杰夫?萨默海耶斯(Geoff Summerhayes)口中所说的三大医疗基金中,Medibank是最大的一家。

这家澳大利亚最大的私人医疗保险公司于上周发布了财报。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半年内,受理赔增加影响,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9%,录得1.786亿澳元。

同期,Medibank支付了29亿澳元的理赔,而保费收入仅增长了2.4%,至33.16亿澳元。

受此影响,Medibank股价下跌2%,至2.92澳元,为近一年来最低水平。

首席执行官克雷格?德拉蒙德(Craig Drummond)指出,私立医院假肢费用激增是导致理赔增长的主要因素,并且增长的“并不正常”。

他说:“假肢成本增加了6.4%,占医院理赔增长的69%。考虑到近一半的医院使用量增长了1.1%,这是不正常的。”

德拉蒙德表示,尽管Medibank已设法将成本降低了近10%,但是照这样下去再怎么节流也跟不上病患花钱的速度。

为此,他只能求助于政府,呼吁联邦政府对行业进行更广泛的改革,终结目前“疯狂”的假肢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假肢”一词是指政府假肢清单上列出的所有物品的统称,包括诸如起搏器和髋关节和膝盖置换术之类的核心器械、以及诸如胶水和海绵之类的杂项。

该清单由联邦政府任命的专家组编制。

Medibank的业绩发布之际,2019年最后三个月有近10,000名澳大利亚人放弃购买私人医疗保险,使拥有私人医保的会员比例降至12.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并加深了该行业的“死亡螺旋”危机。

NIB则是三大医疗基金中的另一家。

和Medibank一样,受医院理赔额激增影响,NIB上半财年净利润同比下降近25%。

NIB董事总经理马克·菲茨吉邦(Mark Fitzgibbon)将健康保险理赔费用飙升归咎于“不正当”的激励措施和政府干预

截至12月31日的六个月中,NIB的基本营业利润为8320万澳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7.2%。

NIB的保单持有人数增长了1.4%,收入增长了6.4%,达到13亿澳元。但是,同期理赔增长更快,达到10.2%。

最重要的是,NIB低估了2019财年下半年的理赔增长率,这意味着其储备金低于预期。

受此影响,NIB税后净利润为5710万澳元,比上年下降了23.1%。

菲茨吉本(Fitzgibbon)先生提出了一份改革清单,想要解决格拉顿研究所提出的“死亡螺旋”。

其中包括取消政府对保费的限价措施,以及假肢器械定价、消除医疗器械支付相关的道德风险。

简而言之,NIB支持的是一个“监管减少、市场定价”的机制。

END

私人医疗保险行业是一个接受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补贴的行业,但是整个行业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私人医保投保人迈克尔·费里尔(Michael Ferrier)表示,作为消费者,他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够物有所值。

他说:“人们需要有一种购买了合适保险的感觉。同样,我认为不少人对目前的保费上涨和承保范围收紧持有怀疑的态度。因此,他们会有一种物不所值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私人医保体系,但是眼下似乎需要一个相当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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