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爆料千亿矿权案 折射中国政坛“三宗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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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千亿矿权案承办人王林清(图源:@崔永元)

  



  崔永元与赵发琦(图源:崔永元微博截图)

  中国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的爆料不断升级并发酵,甚至牵涉省长和最高法院院长。崔永元就“陕北千亿矿权案”直言“从省长到院长勾结在一起耍尽花招”、“先判后审 卷宗被盗两年无下落”,以及案件牵出的香港神秘富商,他所揭露出的这些现象,背后折射出中国存在的官员不作为、官商勾结、司法不独立等三宗罪。

  最高法被指“渎职”

  那么这三宗罪都具体体现在哪里呢。首先,根据崔永元爆料,卷宗丢失发生于2016年11月,事件过去了两年,审理该案的最高法却未报案,也没有展开内部调查,更未查处任何人,卷宗至今下落不明。

  更令人质疑的是,中国最高法开始称崔永元“造谣”,并一度通过媒体“辟谣”称,案件卷宗已经归档,崔永元的言论没有任何证据。然而,在崔永元摆出证据后,最高法又承认他发布的内容属实,并称“已经启动调查程序”。

  崔永元随后要求,最高法向其道歉,并质疑称,“高法大楼里丢案卷不报案、内部监控能黑屏,这能保护当事人利益吗?这属于遵守纪律吗?这是渎职违法”。

  随着事态的发展,一条疑似承办该案的最高法法官王林清的自述视频将事件推向高潮。这位法官不仅在视频中证实卷宗离奇失踪,还表示为“免遭不测”而录制。

  截至目前,事件尚在继续发酵中。如果说最高法经调查确实存在“监守自盗”的情况,那么便是政坛中官员“不作为”现象的典型体现。

  2017年2月,中共反腐机构在对最高法巡视后通报指出,他们被批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够严格,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存在,公款旅游、滥发津贴补贴问题仍有发生;选人用人不够规范,干部管理不够严格。

  矿权背后的官商勾结

  崔永元所爆料“陕北千亿矿权案”的重要主角主角,是历时12年打官司的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发琦和一位神秘女富商刘娟。

  这起持续12年的纠纷,因一纸2,000余字的合同而起。2003年,凯奇莱与西勘院签订合作勘查协议,凯奇莱探明波罗井田储煤15.6亿吨后,西勘院在未提出解除合同情况下,在2006年与香港益业投资公司在同一标的上签订合作勘查协议,同时出现凯奇莱和香港益业两个合作方。

  香港益业这家神秘公司背后是一位名叫刘娟的女港商,据报道曾在陕西省政府做打字员,而后赴香港成立香港益业,公司成立次年即回到西安开始大笔投资。刘娟的父亲刘鹏曾是安康地区平利县县委书记,其丈夫赵大新则在西安雁塔区当过副区长。

  曾有知情人士透露,“刘娟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歌善舞,有独立的见解,并能盘活各种资源为其所用。”

  而赵发琦则曾表示,“刘娟还是高层权力人士的白手套,和高官关系密切”。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白手套”就是充当“黑钱”漂白的中间人,这些人有情妇也有商人。他们常在经商中谋利,例如孙政才身边的刘凤洲、黄苏支等。

  截至目前,尚不能证实刘娟的真实身份,如果刘娟真是中共高官背后的“白手套”,那么崔永元的爆料也进一步揭露出中共官场上存在的官商勾结问题。

  副卷幕后的司法“干涉”

  今次的“陕北千亿矿权案”之所以能再次引发舆论关注。除了崔永元的爆料,更大的看点是包括较为隐秘的“副卷”在内二审全部卷宗一次性丢失。

  正是由于“副卷”的存在,为权力干预司法提供了空间,也就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公权力干涉审判。案件副卷含有“承办人与有关部门内部交换意见的材料或笔录”“上级法院及有关单位领导人对案件的批示”,因此属于机密,不对外公开。

  这些所谓“不宜公开,需要保密”的理由而不许当事人查阅,曾一度引发中国公众对“审判内幕”的揣测及对司法公正性的质疑。

  2014年12月,中国河北石家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被立案复查。同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年呼格吉勒图因故意杀人、流氓罪案被处决再审。最后,两起案件都被认定为错杀,获得平反。

  这两个案件引发了舆论对一个真正决策责任人的追问,即谁是导致这两位青年被冤杀的元凶,谁是当时死刑判决的决策人。这些谜底的答案都存在于副卷里,只是无法获得公开。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指出:“涉及老百姓利益的案件,有多少需要保密的?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一般都要公开。” 伴随着中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推动法院副卷制度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尽管崔永元在爆料明星阴阳合同事件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今次他就陕西千亿矿权案背后问题的披露,能否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相信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对于结果如何仍需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