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等大戏剧家其实都受惠于......[Mi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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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均由出版社提供

编者按:

一个中国诗人眼中的西方景象,会是什么样的?

出国旅行愈发便捷,倾醉风景与人文的同时,亦可用考察的视角,以两眼所见快速进入一个文化的深处,把握不同地域间共通的艺术锁链。

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是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两极,甚至是人类精神的极致两极。狂喜,冲动,真实,创造力,让个体生命洋溢在高度的欢畅和自由里,这是酒神精神的内核。诗人韩博十五年间行旅西方,在《与酒神同行》中用镜头与诗意勾勒出“酒神”意象,并以此为线索,串联起欧洲各国先锋与传统并存的文化谱系。下方第一篇选文即出自此书。

另一篇则来自《涂鸦与圣像——异托邦城市简史》,涂鸦艺术是折射城市性格的一枚棱镜,一定程度上也是酒神精神催化的产物。涂鸦的解构正是城市文化的写照,真正的异托邦即存在于城市中孤独的、非理性的、活生生的“存在”。

不论是酒神文化还是涂鸦艺术,映照的都是用诗的眼光看世界,用人文关怀抚摸城市的心律,在瞬时的灵感喷薄与永恒的文化源流中,不断追求个体的自由。

那么,跟随文本,在未知的旅途里,邂逅一位又一位自由之人吧......

 

夏天的夜草

(略有删节)

“请原谅吧,先生、女士们,我们这些缺乏灵感的小人物,竟敢在这么一个破戏台上搬演如此伟大的景观:难道这个斗鸡场似的小园子,能容得下法兰西的辽阔战场吗?我们能把那使得阿金库尔的空气为之震惊的大批将士的头盔,都塞进这个木造的圆形剧场吗?啊,请原谅吧!既然圆圆的一个零放在一串数字的末尾,就可以代表一百万之巨,那么就让我们这些与这个伟大故事相比非常渺小的人,来激发你们的想象力吧。请假想在剧场的围墙之内圈住了两个强大的王国,它们那高耸而紧邻的疆界只被一条狭窄而险急的海水隔开。请用你们的假想来弥补我们的不足……”

威廉·莎士比亚的原作中,《亨利五世》如此开场。这段台词来自一个类似于“说书人”的角色,营造着贝尔托·布莱希特在20世纪推崇的那种“间离效果”——当然,许多国粹主义同胞断定布莱希特的贡献受惠于中国传统戏曲,尤其是梅兰芳先生,但我总觉得这样的见解来自一口深且枯的井底。只需翻开2000多年前的希腊悲剧或喜剧,类似《亨利五世》中的“间离”已不鲜见,比如阿里斯托芬调侃苏格拉底的《云》,歌队忽而如此跳脱出剧情:“诸位观众,我当着养育我的酒神,很坦白地对你们说真话。我既然把你们当作很聪明的观众,更把这个剧本当作我最好的喜剧,就让我得胜,让人家承认我很高明……”

▲ 莎士比亚博物馆中的塑像之一

 

布莱希特究竟受惠于谁,一目了然,莎士比亚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狄俄尼索斯的葡萄园中的采摘者,甚至塞缪尔·贝克特也是,他恢复了一种对于逼真问题漠不关心的简朴传统,回到朗诵,将独白伪装成对话。源自狄俄尼索斯庆典仪式的希腊戏剧,先是被罗马人照单全收,弘扬至条条大路通往的帝国边疆,而后熬过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年代”,又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唤醒,它在复苏之后始终扮演着西方舞台的主导性角色,成为所有继承者与反叛者的传统。

当我坐进翻新不过5年的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主剧场,恍惚之间,仿佛回到了西西里岛上陶尔米纳山顶的古代剧场,尽管这是一处以交互式观演舞台为核心的新剧场。它替代了建于1926年的维多利亚式镜框舞台,力图复原莎士比亚时代的观演感受——观众席呈半环形,上下3层,每位观众都距离舞台很近——但这不正是希腊剧场的衣钵所在吗?如美国舞蹈家伊莎朵拉·邓肯所说:“大量的观众能在里面同时看、听和感受,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产生的情绪也是相同的。”它虽然身为室内剧场,却力图发掘辽阔高远之感的空间表现可能,除了拥有纵深感极强的舞台平面尺度,亦留足颇为高挑的立体空间——舞台表面至屋顶为7米,舞台表面之下仍是7米。在2014年某一剧目的演出中,舞台的局部被改造为水池,池中粉墨登场的水流,来自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身旁的埃文河(Avon),正是这条河流养育了莎士比亚,他甚至因此而被称作埃文河畔的天鹅(Swan-Upon-Avon)——当然,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因为他的故乡名叫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Stratford-Upon-Avon),莎士比亚生于斯逝于斯,距离他当时的戏剧舞台伦敦180公里。

▲翻新后的皇家莎士比亚剧院

 

不过,埃文河上的确有不少的天鹅,它们就像候场的歌队演员,缓缓滑过仲夏夜之梦一般的水道,若是半梦半醒之间,不慎瞅见游客手里的面包,它们忽就偏离优雅的航线,不惜主动“间离”一回。“诸位观众,你们就是养育我的酒神”,埃文河畔的真正天鹅颠三倒四扑扑棱棱直向岸边聚拢而来,“眼波摇尾献媚”,它们的眼波中流露出威尼斯商人之于钱袋或哈姆雷特之于命运的浓烈兴趣,却让自我暗示的观众觉得那几乎是一份真挚的情感:“我要把这花液在他眼上/试一试激动爱情的力量。”

埃文河又窄又冷,让我想起19世纪前拉斐尔派艺术家约翰·艾弗里特·米莱斯的画作《奥菲莉娅》中的那条小河,《哈姆雷特》的女主人公落英缤纷地溺水身亡,“这是表示记忆的迷迭香;爱人,请你记着吧:这是表示思想的三色堇”。前拉斐尔派艺术家仰慕早期意大利艺术,重视自然光线,他们先于法国印象派几十年即已选择户外创作,据说充任奥菲莉娅模特的女子便因在一条真实的冰冷河流中浸泡过久而落下重病。前拉斐尔派还借鉴文艺复兴初期“湿绘壁画”的方式,先将画布全部涂白,趁底色未干即着手敷绘,从而营制出通透光亮的画面效果。

▲ 埃文河

 

莎士比亚亦是愿意追随地中海传统贯通之线的慕古之人。尽管他被同代乃至身后的智识阶层嘲笑,断定其对于希腊和罗马文化的了解相当粗疏,但他坚持声称自己的写作是“略带拉丁化的”,而且,他的确在作品中化用了普鲁塔克作品的译文以及意大利的古代小说。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与拉辛和席勒一样,都是古代戏剧典范的受益者。美国学者理查德·保罗·罗(Richard Paul Roe)通过实地考证,写就《寻找莎士比亚:探访莎剧中的意大利》一书,他详尽比照现实场景与剧本中的细节,精确至树林的位置及河道的变迁,推断出莎士比亚的确曾前往亚平宁半岛追慕古迹,他的行踪先是遍布当时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公国的领地,而后经托斯卡纳南下,直至西西里岛。如果理查德的考证属实,也就不难理解莎士比亚为什么会将1/3的戏剧作品的场景设定在地中海世界,比如《无事生非》之于墨西拿,《驯悍记》之于帕多瓦,《罗密欧与朱丽叶》之于维罗纳,《奥赛罗》之于威尼斯,《皆大欢喜》之于鲁西荣、巴黎、马赛、佛罗伦萨,等等。

莎士比亚的时代,对于英国乃至世界历史来说,可谓承前启后。当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目睹父王的鬼魂,对心存怀疑的同伴声称:“你知道天地间有许多事情,霍拉旭,绝不是你们的哲学所梦想得到的。”尚意味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承诺的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协调一致并未取胜,宗教教条、魔法与迷信依然是莎士比亚世界的光与盐——甚至有人怀疑他就是藏身于那个新教国家的秘密天主教徒。但莎士比亚身后的那个“日不落帝国”已经暗暗地孕育其中,一如《亨利五世》的台词:“就像夏天的草儿在夜里生长得最快,不让人察觉。”莎士比亚经历过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鼎盛时期,对都铎王朝充满好感。所以在他勾勒的《亨利八世》中,这位君主把自己的智慧和美德遗传给了女儿伊丽莎白女王,以此奠定了英国繁荣富强的基础。他对于君主的塑造,甚至有些类似于希腊戏剧对于众神的塑造——众神赋予人间生活以意义与规范。

 

《与酒神同行》 

韩博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

 

不过,《亨利八世》于1613年6月26日在伦敦寰球剧院上演时,演到第一幕第四场,却因放炮引起火灾,导致剧场化为灰烬。这一场意外,虽然结束了莎士比亚本人的戏剧生涯,使他被迫回到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重新做一只小地方的天鹅,却无碍于那片夏天的草地里继续生长出理性言语、蒸汽机、工业革命、科学技术与爱国主义,现代世界因为这些阿基米德式的支点而被撬动并成型。先是18世纪初期大不列颠列岛的统一,而后是海洋扩张与日不落帝国的逐步建立,当亨利五世敌手的后继者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统治最终因灾难性的革命而不得不接受令人沮丧的失败,英国基于理性的立宪主义则不仅鼓舞了19世纪的主要强国,同时也影响了反叛英国的新大陆殖民地的宪法,从而影响到21世纪的超级大国。而伴随着这一系列人间权力变化的,依照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的观点,是人类与生物圈关系的根本改变,人类最终真正统治了地球——今日的种种绿色吁求,包括有机与环保的乌托邦指向,其实不过是希望按下某个重启键,回复到莎士比亚时代之前的人类之于生物圈的有限关系。

 

诗歌与蜉蝣

(外一篇)

2014年6月5日。傍晚6点,天气很好,仿佛一种补偿:漫长的一天,从上海至米兰,再至苏黎世,最终来到巴黎。我从戴高乐机场搭乘市郊线火车(RER)的B线,7点多钟就到了塞纳河畔的圣米歇尔站。

我拖着一只箱子,背两个包,挤在旅游者中间穿越闹市。这里是左岸,永远沉浸在往昔气氛之中的左岸,那种气氛来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它不时变换颜色,有时是夕阳的镀金黄,有时是拂晓的玫瑰红,有时又是无论晨昏的几笔铜绿,诡异之绿……餐馆和商店永远不够支配,对于源源不断从天而降或是从地缝里冒出来的咧着嘴的人流来说,它们的数量永远都显得那么匮乏——为什么世界上充斥着那么多乏味的地方,却只有一个巴黎,而巴黎居然只有一处左岸?我相信,这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他们显然无法认同本地人居伊·德波借助《景观社会·城市地理学批判导言》披露的这一观点:“考虑到军队的迅速集结调动和运用炮兵镇压起义,对城市空间开放的关注,是第二帝国时代城市重建计划的原因。但除了这种警察统治,从任何一种观点看,奥斯曼的巴黎都是一种充满了噪音和愤怒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由白痴所建造的城市。”如果巴黎是由白痴建造的,那么他们所寄身的那些公共空间——或是乏味透顶,或是法西斯至极——又是何以问世的呢?

差不多90多年前,当时刚刚放弃新闻记者职业,转而专心写作小说,但所获报酬甚微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在《饥饿是很好的锻炼》中说道:“在巴黎如果吃不饱你会感到尤为饥饿,因为所有面包店的橱窗里都陈列着如此诱人的东西,人们又都坐在外面人行道旁的桌边吃喝,所以你不仅能看见食物,还能闻到诱人的香味。”此刻,我即如此,正狼狈不堪地途经那些不舍昼夜举起刀叉和杯盏露天饕餮的人群,经济舱垃圾餐的残渣在腹中咕噜作响。然而,幸运的是,凭借记忆与地图,我很快就摸到了塞纳街——上一次造访该地,已是9年之前,我的人生轨迹甚至因此而被暗暗挪动。

路易斯安娜酒店(Hôtel La Louisiane)。她静静地躲在一个贴纸涂鸦和模板涂鸦相与竞技的十字路口。“梦是免费的”(Dreaming is Free),这句口号印在一幅涂鸦肖像下方,那是一张女孩的脸。路易斯安娜酒店沉积了多少免费之梦?在“流动的盛宴”时代,巴黎是最适合写作者与艺术家制造白日梦的城市,即便没有多少钱,也能在这里过得不错,从而勇于成为一名自由的梦之捕手。

我费力地将行李搬上窄小的楼梯。218房间。如果在中国,它的设施尚不及快捷连锁酒店,但这里是巴黎,它的卖点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过往之梦——过往与现实的界限极其松懈,仿佛即将散开的鞋带。我去了一趟洗手间,地面一如蓄水池,然后湿着脚回到窗边,回望左岸——你能想象吗?毕加索时代的所有人物都曾经在这蛛网般的街巷间蠕动,他们争吵、相爱又决裂,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涂鸦与圣像——异托邦城市简史》

韩博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

 

蒋浩接我去吃饭,餐厅就在楼下。《飞地》杂志的创办人张尔和美国女诗人顾爱玲(Eleanor Goodman)早就到了。巴黎英法国际诗歌节的东道主,雅克·朗古(Jacques Rancourt)和米歇尔·马多(Michel Madore),热情又矜持——其实他们也是外国人,巴黎文学界的加拿大帮。我以生牛肉和葡萄酒让自己看起来更贴近左岸的夕光。饭后,东道主执意带我们四处逛逛,领略一下他们的地盘——文学没有祖国。附近画廊的数量,好似重庆的火锅店,可惜全部关门,我们只好站在一道又一道橱窗外面,隔着玻璃开起艺术研讨会。讨论蔓延至塞纳河畔,艺术桥金光闪闪,缀满同心锁,据说它早已不堪重负,时刻面临倒塌的风险——几天之后,预言应验,最后一根金属的稻草压垮了部分围栏,成千上万爱情的诺言失效,灾难性的后果或许将波及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陆地,然而后果的显现具有一定滞后性,一如核辐射。

我们信步而入卢浮宫的广场。2005年,也是6月,我曾得到过一次机会,钻进了这座欧洲最大的宫殿、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的隐秘之处。一位就职于此的版画研究者与策展人,将我引至曾经属于某位王子而现在充任图书馆的公共空间,闪入一道平素紧闭的小门,打开一只又一只毫不起眼的卷柜,将数百年前的宝贝一一请出,其中包括15世纪若干欧洲艺术家的手稿、德国早期版画艺术家的作品,乃至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的蚀刻版画系列。他深深认同于意大利美术史学家文杜里对于戈雅的评价——“他是一个在理想方面和技法方面全部打破了18世纪传统的画家和新传统的创造者……正如古代希腊罗马的诗歌是从荷马开始的一样,近代绘画是从戈雅开始的”。聊到最后,他说得高兴,竟转弯抹角去了另一间库房,捧出几幅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真迹,有设计草图,有少女头像,虽皆小幅,却足以令我目瞪口呆。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曾与海明威同游卢浮宫——考察雕像,对比数据。“塞尔达说,就凭我的身材,我永远也不能让女人快乐,这是让她心烦的根本原因,她说是大小的问题。”某一日,菲茨杰拉德急邀海明威共进午餐,说有要事相商,“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重要。”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段倾诉。塞尔达是司各特的妻子,驭夫有术,手法老辣,依据海明威的记述,“塞尔达并没有给追求她的人太多希望,她说自己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但这让她觉得好玩,并且能让司各特嫉妒不已,这样,他就得和她一起去那些地方。这就破坏了他的写作,而她最妒忌的就是他的写作”。

“走,去办公室。”海明威决定让事实说话。

“办公室在哪儿?”

“洗手间。”

当他们回到餐桌旁,海明威判定菲茨杰拉德完全正常:“你很好,什么毛病都没有。”而后给出建议,“你去卢浮宫,看看雕像,然后回家照照镜子,从侧面看看自己。”“那些雕像可能不精确。”“他们很标准。很多人都会为他们而停留。”

菲茨杰拉德并未因古典世界的理想主义杰作而消除焦虑。他似乎乐于为未能更好地迎合他人而享用焦虑——塞尔达或畅销书市场的读者。抵达巴黎的那天夜里,我和蒋浩在酒店楼下的人行道边聊到凌晨,关于完全没有市场的诗歌写作。幸运的是,诗人不必迎合任何人。不幸的是,许多作品的生命甚至不及街口的那些涂鸦——饿着肚子躲进咖啡馆写作的海明威并未见识过它们。作为“墙上的艺术运动”(Muraliste),巴黎的涂鸦迟至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才开始大量涌现,因而具有鲜明的暴力美学与政治讽喻特征,成为公共管理部门重点清除的对象,一批又一批作品朝生暮死,遂有“蜉蝣”(Éphémére)之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

次日午前,顾爱玲、张尔、蒋浩和我在里昂火车站登上了前往阿维尼翁的列车。普罗旺斯的葡萄酒、橄榄树与罗纳河都等着我们呢——其实,只有欧洲诗歌中心在等着我们。那是中世纪的城墙之内,天主教传统笼罩的人烟之间,一座普通的院落,藏身于克里特迷宫似的巷弄深处。抵达之途称不上一帆风顺,但的确法兰西,非常法兰西。

 

作者简介:


❖ 韩博

1973年生人。诗人,旅行作家,戏剧编剧、导演,艺术家,媒体工作者,美国爱荷华大学荣誉作家。出版有中文个人诗集《借深心》《飞去来寺》等,诗歌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西班牙出版。曾获刘丽安诗歌奖(1998年)和诗东西PEW诗歌奖(2012年)。曾前往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出版有《他山落雨来-欧洲小城》《混沌浮山南-尼泊尔秘境》《山川任悠远-瑞士中南行》《西风裁翡翠-爱尔兰中南行》等系列游记。

内容简介:


❖ 《与酒神同行》

作者通过多年走访意大利、波兰、塞尔维亚、英国、阿根廷和瑞士等地,对当地风土人情、文化背景、社会风貌等方面获得直观上的感受后,提炼出各地特殊的文化内核,并用诗一样的语言和有代表性的照片,展现出这一精神内核。比如意大利就是古典文明与文艺复兴的底色,波兰则是罗马天主教文明的遗泽,塞尔维亚以东正教文明为其特点,阿根廷和瑞士则分别展现了欧洲文明的"新世界"和达达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

❖  《涂鸦与圣像——异托邦城市简史》

现代社会罗网中的城中飞地克里斯蒂安尼亚,“世界主义”视野的卡姆登市场,我行我素的圣特尔莫……不同的文化土壤生长出多样而生动的涂鸦艺术。韩博以涂鸦艺术为窗口,行走于城市之间,以东方人的视角,以诗人十五年的生命体验,解读西方世界的正统缝隙中的差异性存在。

 

责编:万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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