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一，大清早，65岁的乾隆洗漱后，前往宫中奉先殿祭祖，接着举行满洲人的萨满祭祖仪式，随后前往太和殿向皇太后请安，罢了出宫，到大高殿、景山、太庙轮番祈福祭祖，又回宫，在乾清宫举办宴会。
几番仪式结束，西南传来平定小金川捷报，写下几千字的六百里加急御旨、指挥前线军务后，已是午夜，乾隆仍未入睡。他取出长条竹纸，用朱笔写下《题黄鼎岁朝图》这首诗。诗稿上有圆圈，有三角，乾隆涂涂画画，删删改改，墨色也浓淡不一，潦草之余，他在诗稿最末感慨道：“（岁寒）三友可谓脱尘。”
乾隆御制诗《题黄鼎岁朝图》硃稿 （保利拍卖供图）
200多年后，这篇诗稿出现在“弘历的世界——乾隆御制诗文稿、兰亭图帖缂丝卷暨重要宫廷艺术特展”上，今人得以借由诗文稿一瞥乾隆这位“时间管理大师”的人生一刻，也可以通过17米的兰亭图帖缂丝卷，感知这位“资深文艺男”和“文创带货王”的痴狂。
正如缂丝卷的正面往往鲜花着锦，背面错综复杂，200多年来，乾隆一面创造收藏市场上的高峰，成为中国收藏界“最强IP”，一面也留下众说纷纭、正反两立的人物形象。
也许，正是这样的两位一体，构成盛世帝王的复杂人性，也塑造出文化历史的纷繁万化。
真·带货之王
如果时光倒流，回到18世纪，清高宗弘历可能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中国文艺市场叱咤200多年的“带货之王”。
2019年，在“天猫皇帝带货排行榜”上，乾隆位居第一，搜索量、成交量、货品量均五星，后两名分别是他的爸爸和爷爷——雍正与康熙。祖孙三代人，全家一年带货超10亿元，作为“扛把子”的乾隆，带货能力是唐伯虎的10倍。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收藏界人士看来，乾隆带的“文创货”，不过“洒洒水”。这位皇帝的收藏带货水平，才是毋庸置疑、动辄过亿。
2020年，雅昌艺术网做过盘点，清三代瓷器成交价前10名中，有7件是乾隆年制的重器，最低成交价也达到1.49亿港元。
2021年春拍，乾隆更是拍场“王中王”。光是保利拍卖，古代书画和古董珍玩两大板块的头牌均是乾隆时期出品，估价一山更比一山高。
为庆祝乾隆平定西部叛乱、18米长的《平定西域献俘礼图》（以下简称“《献俘礼图》”）估价达2.5亿元，超过2020年1.5亿元估价的吴彬名作《十面灵璧图卷》，后者最终以5.129亿元成交。北京保利拍卖中国古代书画艺术总监李雪松称，《献俘礼图》是保利拍卖成立16年来估价最高的一件作品，也是目前中国大陆艺术品拍卖史上估价最高的一件。
徐扬 平定西域献俘礼图卷
手卷 设色纸本 43×1865cm
（保利拍卖供图）
一经一纬织就而成、17米长的《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缂丝全卷》（以下简称“兰亭图帖缂丝卷”），同样估价过亿，在2004年，此卷曾以3600万元人民币成交。
清乾隆《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缂丝全卷》收录的《仿李公麟流觞图》（保利拍卖供图）
“感谢乾隆爷，他可以说是我们古董业的‘行业之神’。”
北京保利拍卖中国古董珍玩艺术总监李移舟忍不住在春拍发布会上发出感慨。就在此次春拍截止的前一两天，一位藏家又将63公分高、炫技之极的“乾隆洋彩百鸟朝凤大转心瓶”送拍，这件瓷器也成了今年保利春拍古董珍玩板块最后一件入库的拍品，估价在1亿元左右。
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 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保利拍卖供图）
同样是清代瓷器里的高级货“包袱瓶”，一位拍卖行资深专家业告诉笔者，道光年间上乘的御制柠檬黄底“包袱瓶”估价在500万元，市场成交价在千万级别。“道光好的不便宜”，但依然贵不过乾隆，2019年成交的一件乾隆御制珐琅包袱瓶，最终卖到2.07亿港元。
虽然乾隆离世已200多年，但“他留下的东西除了不断创造文化价值之外，还在创造经济价值、创造佣金收入，这倒真是这样”，李移舟接受笔者专访时坦言，尽管有人认为乾隆喜欢在名作上盖印破坏了作品原有的美感，“但其实从文物价值上它还增值了”。
在带货能力上输给乾隆的唐伯虎，写出：“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200多年过去，市场一面叹服乾隆在文艺领域的“疯癫”，一面又用金钱“看穿”乾隆的“疯癫”并为之买单。
为文艺痴狂
古董圈对乾隆千恩万谢，而乾隆，这位满族人，对千年汉族文明千宠万爱。
在乾隆的膜拜之下，多项艺术门类达到顶峰，正如上述拍行资深专家所言，乾隆“包袱瓶“较道光来的贵，还是因为“工艺在那，同等肯定乾隆的工艺要更讲究”。
大过年不忘挑灯赏画写诗，也只是乾隆在位60年间的寻常一夜。今有“推特治国”，古有乾隆“诗文治国”。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王亦旻介绍，乾隆一生绘就一千余幅画作、书写近万幅的书法，“却创作了四万余首诗和一千余篇文章，由此可见三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即诗文第一”。
光分类，王亦旻就分出乾隆诗词五大类：书画题咏类、景物寄情类、器物赏析类、读书评史类、时政纪事类，再细分，还有几十小类，“内容非常庞杂，涵盖乾隆各个时期，各个方面”。
粗略一算，尽管日理万机，乾隆在位60年间每天写诗近两首，全部四万多首，与全唐诗相当，质量自然不可同类而语，但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主任王志伟认为也有佳作，比如道破千古兰亭的“向慕山阴镜里行，清游得胜惬平生。风华自昔称佳地，觞咏於今纪盛名。竹重春烟偏淡荡，花迟禊日尚敷荣。临池留得龙跳法，聚讼千秋不易评”。
甚至，为了一生只去过一次的兰亭，乾隆命工匠花近12年的光景，用机杼织就、重现这一千年文脉。
“我以为故宫里藏的缂丝就挺多的，可能最好的都在故宫。”虽然深耕宫廷史多年，在故宫见识过无数珍宝，70岁的宫廷史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苑洪琪在“弘历的世界”特展现场看到兰亭图帖缂丝卷和一件缂丝盔甲时，还是为之一动：“真是震撼两个字，从我心里生发出来。”
《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缂丝全卷》长17.15米，织造出60个人物、9162字，把五个版本的《兰亭集序》书帖、《仿李公麟流觞图》画卷，还有几十篇柳公权、宋高宗、米芾、赵孟頫等名人的序跋全挑经显纬地织出，包括46枚印章，包括原帖上的涂改痕迹，包括起承转合间的笔锋收与放。
乾隆时期《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缂丝全卷》收录的 宋高宗御札（局部）（保利拍卖供图）
苑洪琪介绍，作为皇家御用的缂丝织品，极费工费时，一件缂丝龙袍尚且用了2000多个人力，390个工作日。而这件兰亭图帖缂丝卷，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里发现“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的下旨织造，到最终完成，据李移舟的推断，至少用了12年。
《献俘礼图》也“疯狂”。
“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如果有能力帮我们数一数到底里面有多少个人物，我们数了几次都数不下去，实在太多了。”在发布会现场，李雪松发出给《献俘礼图》“数人头”的邀请。
李雪松告诉笔者，真要把这幅18.65米的《献俘礼图》有多少人数出来？，怕是要牺牲掉一幅复制件，“数着数着就乱”，但大致上能数出8000多个人物。画面中，官员、使臣、太监、百姓细细密密，而附身细察，每一个人物均情态不一，动作各异。
这幅图卷是乾隆为了纪念他最得意的“十全武功”之一而下令宫廷画家徐扬绘制的——他在4年间多次出兵西域，平定叛乱，捍卫江山统一，宣示国家主权。
一纸令下轻松，而那位从苏州北上的画家徐扬，独自一人花4年多时间，绘就这幅52个国家使节来朝献贺、紫禁内外人马盛景的宫廷纪实长卷。
光华背后的裂缝
从诗到画，从“十全武功”到《四库全书》《石渠宝笈》，时至今日，面对乾隆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和这位不只想“马上治天下”的满族皇帝，学者们轮番肯定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但历史的背面也往往五味杂陈。
从东北的白山黑水策马入关的清代皇室，直面的是空前辽阔的疆域和无数汉族臣民，文化融入，是政治统治的“刚需”。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理解释道，在清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开始学习中原文化，尤其是皇太极，在目睹汉族守将的宁死不降后，对中原传统的物质文化、思想文化和国家建设充满产生极度仰慕，随即发布上谕，告诉所有八旗子弟必须入关学习。
“为什么清朝入关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可以统治那么大的中华国家？就是和他早期完成封建制的图形，向中原学习，思想、政治上、统治上都进行非常认真的学习，才有了后来的结果。”
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延续到乾隆时，已经深化甚至升华。李理说，康雍乾三代对中原文化的学习都相当刻苦，乾隆在器物制作上频频致敬父亲和祖父，另一方面，他又在仰慕的基础上要求新突破，包括瓷器，包括缂丝，包括组织编撰《四库全书》和大型书画著录书籍《石渠宝笈》。
从诗词的角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李国荣看出乾隆“对中国古代的传世典籍、经典诗文是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汉文化、儒文化渗透在他的骨子里”。在乾隆身上，李国荣看到的是一位民族和文化融合、文化提升的集大成者。
但“用社会史的角度去看艺术，艺术的不朽或许只是一小部分的精英拥有的特权”。
稳固的江山和充盈的国库，是乾隆大兴文艺事业的根基，也是用以奢靡的“老底”。
南开大学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主任何孝荣对“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时期的总结是：人口增加，乾隆末年突破3亿；财政储备雄厚，国库银子七千万两；疆域辽阔，“现在的疆域基本在乾隆年间最后定的”。
在何孝荣看来，乾隆时代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时候，甚至远超汉唐。
但史料记载，雍正时期，御窑花费“岁不过八千余两”，乾隆即位后，光是乾隆二年，御窑花销就达到二万两。
“丝贵如金”，故宫藏有一件“缂丝加绣乾隆御题三星图轴”，4米长，清宫档案里记载，这件图轴的织造花费了1200两白银，而兰亭图帖缂丝卷的长度是前者的4倍不止。
“乾隆帝在位日久，宫廷生活日益侈靡，任情挥霍。”何孝荣说，乾隆80岁寿辰那年，“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
那场寿典，据记载经费共计白银114万两不止。
另一让后人玩味的是，一生“诗词治国”的乾隆，也是“文字狱”爱好者。何孝荣做了统计，清朝的文字狱在康熙时期10起左右，雍正年间20多起，乾隆年间上百起。
“乾隆年间凡是说错话无限上纲上线，兴起文字狱，让民间告密，互相检举、互相揭发，人人自危。乾隆帝藉此加强专制统治，其权势因此发展到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最高峰”。
盛世之后，社稷危矣。乾隆在位时，大清是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世界强国，但是，何孝荣说，“中国社会也从此走上下坡路”。
对大清皇室，同样如此。乾隆一生爱好中原文化，同时注重满族的骑射传统，“希望满洲的子孙都继承满洲之道”，但李移舟说，到了晚清，甚至一些皇帝连满语都不会说了。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写道，他始终学不好满语，几乎只会一句满洲话，就是“伊立”，意思是让大臣请安时的平身。
李移舟说，满洲之道其实和八旗子弟一样，一代代消亡。不幸中的万幸是，物自有灵，今人尚能在拍场与展览内外，从文物中洞见历史的光华与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