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蒙格斯报告

中外农产品贸易竞争的溯源与未来

作者按：这是我在2015年前后给研究生授课时的一篇讲义，后来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补充，很多事例与数据都是当时采集，分析也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但考虑有些观点与看法同那个时候“红头文件”的精神不大一致，本着大局观念，一直没有发表。现在可谓是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了，当年许多被激烈讨论的事情早已或正在得到实践的检验。今天借蒙格斯论坛的专栏机会，又重新作了一点点修改，主要是增加了2015年至2020年间的一些新收集的数据，在内部发表一下，仅供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同仁们批评指正和参考。

编者按：文章将以系列推出，分为《从“自给自足”到“两个市场”的形势变化》《外国农产品为什么能在中国城乡“横冲直撞”》《中国农产品难与洋货“刺刀见红”的几种说法》《应该怎样看待我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成本》《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也要冷静剖析》《农业生产方式多元化视角下的再考察》6部分进行讨论，今天发出之二。

注：原标题为“中国农产品为什么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弱”，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研究观点，不代表本平台及作者所在单位/机构立场，头图来源:摄图

外国农产品为什么能在中国城乡“横冲直撞”

然而，无论是指责中国的广大消费者崇洋媚外没有爱国之心也好，还是怪罪国家海关没有尽职尽责看好和把牢自己的“关门”也罢，这些显然都是片面与偏激之词。

所谓经济“全球化”，按照1995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中的说法，就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播，迅速使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农业的全球化，就是指农业生产与经营的全球化。

具体地讲，农业资源的配置不再局限于本国，而是由农业生产主体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在全世界范围内去寻找更加物美价廉的资源；消费者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选择心仪的农产品，而不仅仅局限于本国的市场。当然，选择也不能随心所欲，唯利是图，为了维护这个自由贸易局面并保障其正常运转，世界各国之间需要共同形成彼此遵守的一个竞争规则与解决问题的统一办法。

但是，按照辩证法的哲学解释，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亦都是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体。当下的农业全球化对所涉及的国家特别是对我们中国而言，不仅仅只带来了空前窘迫与日趋危险的严峻挑战，也带来了转型升级与繁荣发展的宝贵机会。

我个人认为，之所以把这些挑战称之为宝贵机会，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一是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形成的倒逼机制，促进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转换观念，采取更加有效的方针路线与政策去主动应对和积极融入农业市场化、全球化的时代发展源流。

二是能够促进中国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过去那些不符合市场供求关系的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引导农业逐步脱离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粗放经营轨道，不断地向品种优、质量好、效益高的集约经营方向转型升级。

三是“关门”被打开之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中国农产品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化特别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步伐，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这个战略目标。

四是不再局限于自给自足，而是能够很好地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正面效应，加快构建我国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现我国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挑战，也要看到机会。市场经济从来不相信眼泪。按照价值规律的基本原理，不管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商品必须遵循平等竞争的原则来进行交换。谁消耗少、成本低、品质优、价格廉，谁就获得市场的青睐和消费者的拥抱。否则，你生产的商品就会无人问津，不可能赚钱甚至一定亏本，最后必然惨遭市场淘汰。这与消费者所谓的阶级觉悟与爱国情怀没有蛮大的关系，完全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与流通销售的内在规律性。

从理论上讲，国际市场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大家都可以在其中自由地竞争。然而，让人惊讶的是：众多外国大宗农产品为什么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开放”的合法缝隙，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来到中国，而且在神州大地上居然不管不顾“国货”的历史存在感，而任性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这才是我们今天真正需要认真反省和深刻沉思的问题。

中国大宗农产品在平等自由的国际市场竞争之中严重缺乏“刺刀见红”的战斗力，“打拼”不过人家，只好忍气吞声，眼睁睁地看着“洋货”从城镇到乡村，攻城略地如席卷，在多数人看来，其原因大约有以下三点：

• 一是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本身就很高，以我国农民当前的综合素质与劳动生产率水平，肯定比不赢人家；

• 二是发达国家的政府的钱多任性，对农产品生产与出口实施大量的财政补贴，我国的财政补贴比较少，也拼不过人家；

• 三是我国缺乏厚实的关税壁垒，进入门槛相对较低，配额管制形同虚设，给外国农产品大量闯关进口造成了“放水”的便利。

上述三点缘由多少有些道理，也确实存在事实上的一些必然联系，但说一千道一万，核心问题和真正症结还是我们的产业实力与国家实力的综合反映。不过，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对于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在国际市场中表现出来的强大竞争力，其缘故应该客观分析和公正评价，不能思想情绪化，更不可意识形态化。

实事求是地讲，诸如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农业资源禀赋好，耕地辽阔，资本雄厚，科技先进，服务周到，成为全世界农业现代化的“排头兵”，确实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这是国人众所周知而且丝毫没有怀疑的事情。就连亚洲的日本与韩国，虽然耕地资源不如上述国家那样富裕，但也比中国人均与劳均多。而且，资本雄厚，农业科技发达之水平，特别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水平更是明显地高于中国。

资本和科技的贡献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农业先进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与中国农业的投入长期严重不足的状态相比较，多数发达国家的农业从来就不缺钱。基础设施建设相当完善，而且还大手笔、豪华型地直接往农业科研、教育、生产，农产品加工、流通、销售与社会化服务等各个层面上“砸”钱。

例如美国便素有“金融农业、钢铁农业、石油农业”之称谓，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化学化、资本化，同时，美国也是第一个实现农业专家系统即数字化的国家。在全世界前50名的农业科技公司中，美国占了26家。世界十大农业大学排行榜中，美国就占了7所。全球十大种业公司中，美国的杜邦、孟山都集团公司的实力排名前三强。

以色列虽然国土面积狭小，而且沙漠戈壁占了三分之二，人口只有750万，但其农业的很多领域均处于世界前列。以色列的设施农业更是全世界技术最为先进也是投资最为巨大的典型，每年吸引着大量的外国专家和游客前来参观学习。正因为资本有机构成水平高，特别是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占比很高，而且具有越来越高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他们的农业更多的是倚重于物质投入、农机装备、科学技术与社会化服务等，这种资本有机构成优势最终必然会充分体现到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来。

所以，这些先进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强大竞争力，可以说是来自农业本身的各种比较优势。这些方面我国存在明显的客观差距，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定其农业的竞争力强就完全是由于资本雄厚与科技发达等缘故，其中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出于国家利益综合平衡的考量，国家往往会对农产品出口给予强劲的财政政策支持。

例如2019年5月，美国农业部部长桑尼·珀杜宣布，由外国农业服务局（FAS）实施“农业贸易促进计划”，针对特定出口目的地国发放金融拨款和财政补贴，以帮助农民开发新的出口市场。最近又宣布对马铃薯出口实施补贴。事实上，当中国因为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而不得不对来自美国的大豆进行抵制时，为了支持美国农民增强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竞争力，美国政府早于2018、2019年间就已出台了总计280亿美元规模的农户援助措施，还暗示2020年也将继续实施。美国农民只有240万人，仅凭此项补贴，每人每年便可从政府那里得到1万多美元的收入。

西方发达国家每年给予农业的补贴，大约为本国农业总产值的30%—50%，而日本的农业补贴率更是高达52.48%。新世纪以来，我国也在努力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按照WTO口径计算，我国对农业支持的各种补贴总量，约占农业总产值的10%—12%，与欧美国家的补贴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反过来讲，我国按照WTO规则，财政支农还有很大空间。如果我们的财政宽裕，也像美国政府那样给每个农户发放一万美元补贴，那么我国的大部分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亦必然会“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而且还会是“无往而不胜”。

对于发达国家的政府大把大把地花钱支持本国农产品向国外倾销之政策，我们一直义愤填膺、恨之入骨，斥之为“殖民主义政策”和“帝国主义行径”。其实，政府对本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出口发放财政补贴一直是国际惯例。不只是发达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都在“照葫芦画瓢”地推行。至于一些国家因财政贫穷没钱给农业发放补贴则是另外一回事。发达国家有钱任性，可以巧立名目发补贴。只要不违反WTO规则，怎么“烧钱”都行，不能随意给人家戴“帽子”、打“棍子”。

至于有人批评我国政府在外贸过程中对外国农产品进口实施让步“放水”政策一事，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客观事实，是不是真有其事。就算真有其事，也需要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作分析研判，透过各种“迷雾”看本质，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在全球化过程中，经贸活动主要还是经济活动，我觉得不能随便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例如有人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直“亡我之心不死”，过去由于我们始终坚持毛主席确定的“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方针路线，没有跌入他们设计的陷阱。后来帝国主义借WTO贸易谈判的机会，才终于成功地撬开了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大门。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极“左”思潮的遗毒，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封锁，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这是导致我国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较长时期一直停滞落后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华民族要振兴要强大，彻底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就必须努力挤进由西方国家先行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参与中追赶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时代大潮。这是国家之所以下决心实施改革开放的重要动机和核心目标之一。

当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时，为保护国家新兴工业和现代金融业的茁壮成长，在十分艰难的多边谈判中确实对农产品进口问题作出了一些必要的让步。按照“入世议定书”的要求，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总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过低的市场准入门槛从客观上为外国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创造了条件，但为了维护国家事务上的整体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局部利益，这既是战术上的需要，也是战略上的考量。如果事事都只想占便宜而总不能在某些方面吃点亏，那国际上还有谁愿意同你继续玩呢！

2018年进口关税配额总量及关税配额商品税率

注1：自2017年起，对配额外进口食糖征收为期三年的保障措施关税，税率分别为45％/40％/35％。

注2：对配额外进口的棉花使用滑准形式暂定关税（价格越低税率越高），具体公式可见《关税配额商品税目税率表》。

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每年农产品进口额占全球农产品贸易额的十分之一。进口农产品有些属于结构性的需求，要么是气候、土壤等条件的制约而不能生产；要么是产量和品质无法满足国人的需求。如中国大豆的年需求量超过1亿吨，而2017—2018年度国产大豆产量只有1528万吨，只好从北美和南美进口9553万吨以填补需求缺口。

我国生产大豆条件最好的是东北地区，亩产为230斤左右。如果不进口而自己生产的话，国家得专门拿出7.5亿亩土地来种植才能满足国人对大豆的消费需求。这对于耕地总量仅为18亿—20亿亩的中国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有限的耕地资源必须首先种粮，以确保“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难以两全其美的矛盾问题。

有些农产品进口则属于国家间整体利益的一个“棋子”。如当前正在进行的中美两国间政治与经贸博弈中，中国不得不承诺进口40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而在中美贸易战尚未开始的2017年，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总额只有241亿美元。还有我国与非洲、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活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整个经济政治合作的大格局角度来考虑与安排的，属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部分。

同时，针对市场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转换观念，从发展路径最佳选择的角度去重新思考我国农业产业和粮食安全问题，对过去单纯依靠国内的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来保障供给的战略思维适当地作出调整，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农业#贸易#粮食

宋亚平

宋亚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政协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出版了《湖北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建设（1890-1911）》《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咸安政改：那场轰动全国备受争议的改革自述》《出路》《湖北新型城镇化转型与治理研究》等专著，主编《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科研成果多次获国家部委奖、省委调研成果奖、省政府发展研究奖等。2008年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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