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牛，永远是一头核动力领域的拓荒牛。”

文/本刊记者 张明萌 发自广州

编辑/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2021年3月30日，渤海湾，彭士禄及其爱人马淑英的骨灰被撒入大海。临终前， 意识清醒的彭士禄给女儿彭洁交代了自己的三个愿望：不做临终抢救；后事简办；将他和夫人的骨灰一并撒入大海。

彭士禄对海洋有着深厚的情结。2020年11月18日，他在病房度过了95岁生日。他特地戴上海军官兵送他的海军帽，帽子上的金色丝线绣着“中国海军核潜艇部队”。50年前，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下水，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彭士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之子，1925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改革开放后，他是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参与、见证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诞生的全过程。他负责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总体设计和前期工作，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为核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多次采访中，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退役的“长征一号”核潜艇 图/视觉中国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设计师黄士鉴曾与彭士禄共事，他记得彭士禄说过一句话：“我一生也离不开核事业！”

在彭士禄家中的橱窗内，摆放着他最爱的三件“宝贝”：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瓷盘、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一头“垦荒牛”的陶瓷塑像。彭洁说，父亲最爱的是第三件。“很多同事说他像一头垦荒牛。这是他最好的人生写照。”“

“我属牛，永远是一头核动力领域的拓荒牛。”彭士禄说。

同事回忆，彭士禄有时“牛气十足”。核潜艇研制期间，彭士禄的外号是“彭拍板”和“彭大胆”，事情有70%的把握，就会大胆拍板。“搞科学研究，最重要要讲数据，没有数据不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民主是对的，但不能老犹豫不决。我就是专门搞数据出身的，都讲数据。所以，吵完了我就拍板了。我负责，错了，我就完全负责，对了，功劳归你们。你们可以大胆跟我吵架，但最后我说了算，所以，都叫我‘彭拍板’，‘彭大胆’。”彭士禄在一次采访中说。

退休后，以酒会友成为彭士禄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吃饭席间酒必不可少。虽然爱喝酒,但彭士禄从不误事。黄士鉴记得，彭士禄之前的习惯是中午和晚上都要喝酒。有一次，核动力院请彭院士回去讲课，下午讲课时他感觉有点困。从那以后，他中午就再也不喝酒了。

晚年的彭士禄，心中放不下工作，退休了也常去单位转悠。他常戴一副黑边眼镜，一头银发向后梳，衣服上搭着一条已经磨起球的素色围巾，说话带着潮汕口音，脸上挂着微笑。“他就是一位爱笑的老人。”他的同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永茂说。他依然关心与核相关的事件。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对日本核反应堆泄漏传言的看法，他说：“我们作为总设计师，一定在事故发生之后把安全问题减到最低程度，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办法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安全壳要做得很结实，要用高强度水泥来做，要做到里面发生事故了，肉都烂在锅里就完了嘛。用高强度水泥来做安全壳，发生事故它自然就烂在锅里，跑不出来就完了嘛。第二，废水要天天处理，不要积累，这里就得用水泥固化，固化之后把它运走。这是两个很简单的问题。所以不可怕的。”

《彭士禄传》中记录了主人公的“三个心愿”：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强大的核潜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他一生都在为祖国的核动力事业奋斗……他希望和核潜艇永远相伴，永远守卫海洋。”彭洁说，“我和哥哥把坛子慢慢下降，放入海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骨灰坛会融化在大海中。我心里默默想：父亲，您交代我的事情已经全部完成了，您可以安心了。我们也安心了。”

娃娃囚犯

彭士禄最早的人生记忆是：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自己逃难。3岁那年，他母亲蔡素萍被捕就义。4岁那年，父亲彭湃在上海被捕，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彭湃的儿子，他4岁就被国民党视为“斩草除根”的目标之一，成为国民党在全国悬赏搜捕的通缉犯。

潮安、金砂一带的贫苦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把彭士禄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他先后在几十户百姓家生活，每到一家都要改名，他称自己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出生就很苦，小时候没有读过什么书，我的语文水平很差。”他读一年级之后就上五年级，考第一名，但语文不及格。校长说，我当那么多年校长，没有看到考第一名的人语文不及格。“我不善于语言表达，比较内向。过去在恐怖时代，老要搬家，所以性格比较孤僻。”

8岁时，彭士禄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作为“小政治犯”抓捕入狱。在狱中，他吃的饭里满是沙子、虫子，浑身都是虱子、疖子，晚上睡觉只能盖破麻袋。他差点饿死。一年后，队友们掩护他出狱，从监狱转到广州感化院。10岁时，他开始沿着铁道流浪，一度靠乞讨度日。不久，不满11岁的彭士禄再度被捕。祖母周凤将他营救出狱。此后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香港、澳门学习和生活。

1940年，周恩来托人找到彭士禄，经桂林到重庆再将他送到延安，他结束了流浪生活，进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被分配到儿童剧团学习和工作。次年，他进入延安中央医院当护士，当年被评为模范护士。1944年，他到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化工系学习。1945年，彭士禄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盛夏，彭士禄被分配到宣化炼焦厂工作。石家庄解放后，彭士禄进入石家庄炼焦厂任技术员。他回忆：“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49年，彭士禄由组织安排进入大连工学院学习。1951年7月，他被挑选至北京参加留学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三年后，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潜入太平洋，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美国东海岸，这一切所消耗的动力全部来自一块仅有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相当于90节车皮的石油。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

1955年，彭士禄来到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1956年，他以全优的成绩获得化工机械优秀工程师称号。同年，陈赓到苏联访问，将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问他：“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说。9月，彭士禄和四名中国学生被选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与其他35位苏联学生组成特殊班。特殊班共分为四个专业，彭士禄等五名中国学生分在核反应堆等专业。

1956年，彭士禄（前排右一）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进修深造 图/新华社

“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当时，那种奋进不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彭士禄回忆。

1958年4月，五名中国学生从苏联学成回国，彭士禄被分配到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6月，聂荣臻元帅起草《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年底，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组建，核动力装置预研开始进行。彭士禄被任命为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也是实际负责人。

“咱们解放之后，苏联援助我们156项，代价不小啊。那时候我们没有钱，猪肉、水果一盒一盒往那运，还债嘛。那时候就说，能不能增加一项——核潜艇。他们就不干，说搞核潜艇太复杂，你们搞不了，要不搞两个舰队吧。所以毛主席就提出来，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彭士禄说。

当时中国没有人见过核潜艇实物，彭士禄等人能参考的资料仅有报纸上几张模糊的照片和一位外交官给孩子买回来的核潜艇模型玩具。不久，又是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导弹，核潜艇项目下马，只保留一个五十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除五六个人学过核动力专业外，其他人都是刚刚改行的大学毕业生。根据原子能所党委提出的“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禄和韩铎、蒋兵森、沈俊雄为大家系统地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大家只会俄语不会英语，彭士禄组织研究室开始学习英文。每个人清晨5点起床背单词，边学英语边进行专业学习，一直工作、学习到深夜。彭士禄花了两年时间，带全室成员过了英语关，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那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吃住都在工地上。那里阴暗潮湿、毒蛇蚊虫肆虐，生活非常艰苦。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彭士禄回忆。

在进行反应堆物理计算时，研究室建立了计算模型，推导出计算公式。为了进一步证实计算式的准确性，研究室建起了常温零功率堆和高温高压零功率堆试验室。最后，为了证实反应堆在冷态下的安全可控性，又建立了全尺寸零功率试验装置。通过反复计算和试验，他们取得了大批极为重要的参数。不到三年时间，彭士禄和科研人员计算出十余万个数据，建立起中国核动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成功确定了一百多个参数，最终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基本设计方案。

中国核潜艇第三任总设计师张金麟认为：彭士禄善于抓主要矛盾，敢拍板做决定，每次都心中有数。“他善于团结人，这些人在他身边给他当参谋助手，对他做的不正确的决定进行修正，再把他的决策推动下去。”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65年，核潜艇的研究工作恢复，组织决定彭士禄负责整体技术。同年，8000军民陆续来到位于四川大山沟中的“909基地”，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

在彭士禄和同期工作同事的回忆中，要不要建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是当时的重大争论。建造核动力模式装置代价高昂，会推迟潜艇下水时间，有人提出直接造产品。彭士禄等人认为，不经过陆上模拟直接装艇风险太大，而且造陆上模式堆等于造了一座核动力装置试验堆，可以培训人员，花这个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后来，周恩来和聂荣臻表态，陆上模式堆必须建。

彭士禄（右二）与科研人员讨论工作 图/新华社

1970年7月18日，陆上模式堆开始启堆试验，并逐渐升温升压，缓缓提升功率。每提升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就越多。模式堆还连续几天出现停堆事故。作为当时“909基地”技术负责人的彭士禄拍板，拆除了九个安全信号灯中冗余的四个。他说，过分追求安全，反而不安全。

黄士鉴回忆，当时处于“文革”期间，只有彭士禄这样的人才敢这样做。“工程问题太复杂了，意见不一，一定要有一个负责人，敢于决断。没有彭士禄的拍板，好多工程是推动不了的。”黄士鉴说。

1971年7月1日，我国潜艇第一次实现了核能发电。1974年8月1日，蓝色的北海上，雄壮的军乐声回荡，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他太强了，技术、经济都懂

核潜艇研制成功后，彭士禄投入到核电站的研究和创建工作中。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发展迅猛，但电力紧缺，对核电站的需求被提上日程。1983年6月，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筹建办成立，彭士禄担任主任。9月，国务院成立核电领导小组，彭士禄是11名小组成员之一。广东电力局勘察了4个地点，彭士禄考察权衡，敲定大亚湾。深圳市划了一大片地给大亚湾核电站作为建设用地，彭士禄出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指挥部总指挥。

建设中的深圳大亚湾核电站 图/FOTOE

彭士禄攻读了一系列经济学文献，还在宴会等各种场合向外国人学。经济学入门后，他提出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并为投资和进度控制建立了数学模型。一位经济学家回忆，彭士禄从与各国投资者的交谈中，东一句西一句地问到了核电站各系统的价格比例，再参考资料，把比例关系的数学模型建立起来了。这样，只要算出一个子系统的基础价格，其他系统的基础价就能估算出来，大大简化了计算量。

与外商谈判遇到分歧时，彭士禄在台上画出曲线，用数据论证价格和付款方式的合理性。香港中电公司港核投的董事长石威廉曾说：“谈判最难的对手就是彭士禄，他太强了，技术、经济都懂。”

广东方面提出与香港合作建设核电站，时任水电部核电局局长潘燕生参与了谈判过程。在彭士禄的主持下，内地、香港确定成立合营公司，内地控股75%，香港持股25%。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潘燕生回忆，当时各方关系复杂，存在很多干扰，但彭士禄自信坚定，“敢定事”，“按市场经济和技术根据做定夺。”

1986年,彭士禄调任核工业部总工程师，负责秦山二期的筹建。项目建设中,彭士禄坚持实行董事会制度。当时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公司法》还未出台,他说服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一起投资。后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华东电力公司与这三省一市共同出资,成立了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因彭士禄的坚持,秦山二期的设备订货、设计工程全部招投标。1988年，彭士禄担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实现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退休后，彭士禄仍常常出现在办公室里。因身体每况愈下入院后，彭洁常带客人到医院探视他，探视结束后，他会坐轮椅坚持送客人到电梯口。他被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但这是他最不喜欢的称呼，他更爱别人叫他“彭大哥”。

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逝世。六天后，彭士禄的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市八宝山举行。

在追悼仪式现场，人群自动排成三排。第一排的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当中大多是跟彭士禄在核潜艇事业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中间那排是两鬓微霜的中年人，彭士禄是他们的领导、老师，他们亦师亦友，奋战在科研一线。最后一排是年轻人，也是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希望。过去，因为工作的机密性，彭士禄很少出现在人前。他几乎隐姓埋名一生，只在业内备受尊重。他已为核动力奉献一生。他让女儿将骨灰海葬渤海海域，那是他曾工作多年的地方。

（参考资料：《研制中国核潜艇的一头“拓荒牛”》《彭士禄院士与中国核潜艇》《揭开共和国军备发展史上最神秘一页》《强国科学家志：中国核潜艇首任总师彭士禄》《别人叫我“彭拍板”》《彭士禄 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属姓“百家姓”》《彭士禄传》《彭士禄：中国核动力的“彭拍板”》《中国核动力事业“垦荒牛”的“澎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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