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收和反催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暗战，持续十年之久，藏着叛徒混队、间谍潜伏的双向绞杀，但最终却是双输局面。

50万催收大军崛起

2013年余额宝出现，标志着金融科技登上历史舞台。作为共生行业，催收也开始井喷式发展。据统计，2019年催收相关企业达到8000多家，从业人数峰值超50万。这50万大军南北中各驻守一方。

第三名则是青岛，催收企业200多家，催收员3万到5万人。

排名第二的是武汉，在此期间也有数百家催收企业入驻，催收员数万人。

而排名第一的，则是长沙。

长沙能聚集大量催收公司，源于当地注册条件宽松。

2015年6月，新华网湖南频道报道，长沙市商事登记经营范围系统新增两条内容——受银行委托对信贷逾期户及信用卡透支户进行催收服务（不含金融业务，凭银行委托协议开展服务）、应收账款管理外包服务。

这是信贷催收服务和应收账款管理外包服务首次被列入企业注册经营范围，且不需前置或后置许可条件。新华网湖南频道专门采访了谭曼，当时他的身份还是湖南永雄律师事务所主任，承接十多家银行累计百亿元信贷催收业务。报道称，长沙注册条件放开后，谭曼正在注册同名公司以便开展业务。

克瑞迪是第一家在经营范围里列入这两条的公司，董事长石清光目前担任湖南省信用管理协会轮值会长。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此之前，湖南一直在推动信用体系建设。

在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此类业务需求并不大。

石清光最初预计企业三年不赚钱，结果五年也没有盈利。

在经营过程中，石清光发现，与培训和咨询相比，企业收账难的问题更突出。他开始将业务重心转到替企业催收应收账款，最初经营范围不能注册，报告打到长沙市才批下来。随后，长沙开始放开此类业务注册限制。

此前，成立催收企业一直受到严格限制。1995年，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明令禁止开办讨债公司，从事讨债业务。2000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再次发文取缔各类讨债公司，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

彼时的行业，尚处在自律阶段。2018年3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这份文件首次以行业规范的形式，对催收行为进行了系统性约束。它要求催收人员不得恐吓、威胁、辱骂债务人，并严格限定了联系债务人的时间和频率，禁止骚扰无关人员。

但催收这个行业的悖论是：合规，回款率就低。对单个催收公司或催收员来说，在短期内采用违规手段，反而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催收三板斧开始出现：爆通讯录、冒充公检法以及电话轰炸。

湖南永雄创始人谭曼就是律师出身。《经济前沿》杂志2005年对他的专访中记述，湘潭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谭曼南下广东，从2003年开始先后执业于广东天伦律师事务所、广东拓孚创展律师事务所，专项从事金融不良按揭贷款催收工作。

谭曼在这项工作里迅速崭露头角，尤其擅长住房按揭、汽车按揭等个人消费信贷催收。“形成了以电话追收、催收函追收、上门追收、与开发商联合追收、与保险公司联合追收、诉讼追收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追债方法”，不到三年为金融机构追回不良按揭贷款上亿元。

湖南永雄在招股书中披露，2017年到2019年第二季度，M3（逾期超过三个月债务）阶段的有效催收佣金率是40%左右，即收回的逾期账款中约40%归湖南永雄所有。这一比例比催收逾期三个月以下的业务高一倍。

湖南永雄的业务正集中在这块难啃而有油水的硬骨头上。招股书显示，湖南永雄在M3催收市场上占8.9%份额，是第二名的四倍。2019年前两季度每月平均在催收的M3逾期金额接近430亿，是同期逾期三个月以下金额的约13倍。

但最终永雄上市梦碎，这是因为行业规则已改。2019年，公安部制定了一系列“套路贷”的清理行动，而“暴力催收”，也被整合在套路贷中，一并清理。2019年3月，甘肃兰州公安机关打掉王某焘“套路贷”犯罪团伙，捣毁6个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69人，当年4月 ，广州增城警方联合北京昌平警方，摧毁了北京元海慧诚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这个利用 “软暴力” 非法讨债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抓获犯罪嫌疑人488名。

反催收崛起

在催收行业被刑事清剿的间隙，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悄然集结。

2019年至2020年间，在QQ上涌现出大量以“反催收”、“上岸”、“负债”为关键词的交流群。

催收和反催收，各持一边，严阵以待，开战在即。

真正激活反催收联盟是在2020年，口罩时期，借款人失业。金融机构不得不出台了一些延期还款的纾困政策。

反催收开始批量利用这些政策，伪造相应证据，逃避还款。一时间，抖音、快手、西瓜视频上，出现了上万个反催收的账号。

保守估计，当时线上起码聚集了500万反催大军，并开始公司化的运作。

很快，反催收联盟又成为诈骗和收割之地。全国打着"债务咨询"等名义的企业已超过万家，形成了超级规模化黑灰产。

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指出，要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空转”套利，打击恶意逃废债。这也是“打击恶意逃废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20年8月，上海、河北等多地反催收联盟成员被警方带走调查，上海警方在一家“退款工作室”抓获了12位犯罪嫌疑人，河北警方打掉了一家号称由律师组成的 “债务调解中心”。

据《中国金融黑灰产治理研究报告（2025）》显示，2024年金融黑灰产从业人员估算超800万人。

而全国正规催收从业人员仅50万左右，双方早就不再是势均力敌。

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与债务优化、征信修复、反催收、投诉代理等相关的信息多达15万条。

这波反催收大军的中坚力量，就是催收员。多位反催人员透露，现在团队里50%以上是以前干催收员的。

未来之路

催收与反催收的十年暗战，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囚徒困境”催收将“暴力与骚扰”的成本转嫁给社区安宁。反催收将“信用破产”的成本转嫁给整个金融系统。

如今，战局早已失衡。800万黑灰产大军对阵50万正规军，早就不是势均力敌。

而且催收相应的法规约束程度，明显高于反催。

2021年3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新增了"催收非法债务罪"，这是目前对催收行业针对性最强的罪名。目前已有的判例中，涉及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敲诈勒索罪等罪名。而反催收缺乏专门法规，常被归入"黑灰产"范畴。

目前，反催收被抓捕后，已经定性的有两起。

济南公安参与的反催收案，最终被定性为“敲诈勒索”罪；浦发信用卡配合警方破获的非法代理投诉案，定性为“伪造国家机关印章”。

当前对催收行业的法规约束，确实更为系统和明确，也更为严格。而针对反催收的专门法规，则相对薄弱和零散。某种程度上，反催收的庞大，正是对个人破产等合法退出机制缺失的绝望填补。目前，建立全国性的个人破产制度已被纳入国家改革议程，而深圳作为先行者，出台了我国首部《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这场持续10年的暗战，从来不是消灭某一方，而是去重构一个规则清晰、利益平衡、能束缚人性之恶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