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变局中的处境格外引人关注。
一面是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频频袭扰、宣布“海上禁运”，直接威胁其能源出口命脉；另一面，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的越境打击、伊朗方向的持续紧张，再加上美国施压要求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沙特可谓多面承压。
然而，沙特在强硬回击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的同时，却并未与伊朗全面决裂，不仅派人出席伊朗最高领袖葬礼，近日据报道其王储还与特朗普通话，敦促美方不要发动打击。
沙特为何会选择这样一种夹缝中维持平衡的策略？其面临的安全压力已构成何种程度的挑战？围绕这些问题，观察者网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刘中民进行了对话。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与胡塞武装冲突升级
观察者网：7月13日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事件被普遍认为是本轮冲突升级的“导火索”。在您看来，这一事件为何会迅速引爆沙特与胡塞之间维持了四年多的总体停火局面？这是偶发事件还是长期矛盾的必然爆发？
刘中民：我觉得二者兼有，既有沙特与胡塞长期历史矛盾的累积，也是近期美伊冲突升级，胡塞武装作为“抵抗阵线”的一部分策应伊朗，并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联动的结果。
沙特与也门的关系非常复杂。胡塞武装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宗教政治组织，其所属教派是什叶派的分支宰德派。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沙特的瓦哈比派在也门影响力扩大，引起宰德派不满，于是90年代出现了胡塞家族领导的反政府运动。2004年后，胡塞武装成为盘踞在也门北部尤其是萨达省等地的重要力量。在此情况下，沙特支持当时的也门萨利赫政府围剿胡塞武装。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萨利赫政权倒台，胡塞武装不满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的政治安排，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并向南进军，进而导致2015年沙特领导阿拉伯联军直接打击胡塞武装。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2022年。伴随沙伊关系缓和与西方压力，胡塞武装与政府基本实现停火。
然而，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色列与伊朗领导的“抵抗阵线”爆发全面冲突，胡塞武装作为“抵抗阵线”的一部分开始袭击红海航线上与美国、以色列相关的目标，美国虽曾打击但不了了之。2025年6月美以对伊朗发动“12日战争”时，胡塞武装并未直接介入；今年2月美以再次对伊朗开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胡塞也保持相对低调，只是口头威胁可能关闭曼德海峡。直到7月中旬美伊谅解备忘录破产、冲突再起，胡塞武装才直接卷入。
再说沙特，7月以来它一改以往相对低调的做法，开始在也门打击胡塞武装、在伊拉克打击什叶派武装，这既源于自身受到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可能被封锁的威胁，也有美国施压的因素。
观察者网：我们先看胡塞武装，胡塞武装7月20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提出“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从战略层面分析，胡塞武装此时打出“封锁曼德海峡”这张牌，其核心目标是什么？或者说他们想达成什么目的？
刘中民：从根本上说，这其中既有胡塞的自主性，也有策应伊朗对抗美国的考虑。
从胡塞自身看，新一轮巴以冲突和持续至今五个月的美伊战争，使2022年达成的也门停火协议边缘化。胡塞武装有自己的算盘：在国际上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话语，宣称只有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和巴勒斯坦，才会停止对美以和西方目标的打击。这与其国内政治诉求密切相关——通过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展现道义，为未来在也门的政治安排中谋求更有利的地位。
2025年3月11日，在也门首都萨那，支持也门胡塞武装的人员参加集会，表达支持恢复打击以色列船只。 图源：新华社
另一方面，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在“抵抗阵线”中有其特殊性，胡塞武装的独立性相对较强。相比黎巴嫩真主党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与伊朗最密切，甚至向伊朗最高领袖效忠；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相对分散，形成以“人民动员组织”为中心的松散网络；胡塞武装在三支力量中独立性最强。尽管同属什叶派，但伊朗是十二伊玛目派，胡塞是宰德派即五伊玛目派，并不主张完全效仿伊朗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
胡塞与伊朗的联系在2011年后逐步升级。萨利赫政权倒台后，胡塞武装在也门政治转型和内战过程中不断壮大，对伊朗的战略价值明显增强；2015年以来沙特与伊朗矛盾加剧乃至断交，沙特联军打击胡塞武装，又使胡塞与伊朗双方战略需求进一步增强。因此，从“阿拉伯之春”到2023年沙伊复交前，双方关系得到显著加强。
2025年美伊战争爆发后，胡塞武装的行为，一方面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在曼德海峡和红海给美以制造麻烦；另一方面，伊朗通过“抵抗阵线”联合行动，利用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和胡塞给美国增加更多压力。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沙特等国大量原油出口转向红海一线的情况下，伊朗曾有策略地“雪藏”胡塞这张牌，但伴随谅解备忘录破产，胡塞在曼德海峡给沙特制造麻烦、向美国施加压力乃至影响全球能源安全的战略效应进一步凸显。
所以，胡塞与美以、与沙特的矛盾根深蒂固，2022年停火只是沙伊关系缓和下的暂时安排。美伊冲突长期化，使胡塞既有自身发展壮大的诉求，也有作为“抵抗阵线”成员策应伊朗的考虑。但本质上，虽然胡塞与沙特在当前乃至未来可能与以色列、美国再起冲突，但其在本质仍受到美伊核心矛盾的制约。如果美伊冲突不断升级，胡塞与美以的冲突也会升级。如果美伊矛盾缓和、巴以冲突缓和，胡塞与美以的矛盾也会相对缓和。
观察者网：关于胡塞武装的动向，您刚才的分析多偏向美伊冲突不断升级的方向，但也提到“抵抗阵线”内部不是铁板一块。目前，看新闻报道，哈马斯已同意特朗普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此外美伊谈判也仍在继续，胡塞武装是否会担心自己成为伊朗与美国谈条件的筹码？
刘中民：对“抵抗阵线”而言，伊朗与各成员之间都存在着两面性，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伊朗通过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等扩大地区影响，将现实威胁沿什叶派走廊扩展到以色列周边，这也是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原因，胡塞还能从红海向以色列南部发射导弹袭扰。这些代理人力量是伊朗施加地区影响、在谈判中对美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但另一方面，它们毕竟是非国家行为体，军事能力有限。
“抵抗之弧” 央视新闻
近两三年，“抵抗阵线”遭到较大削弱，尤其是哈马斯已大伤元气。哈马斯同意将加沙治理权交给特朗普所谓的加沙“和平委员会”，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它已无力提供社会服务，加沙的民生困境和人道灾难不断加剧，哈马斯也可以借交权甩掉政治和社会服务包袱。但在军事上，哈马斯与特朗普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哈马斯表示只有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才会解除武装、交出地道；而特朗普则要求哈马斯先交出所有政治和军事资源。可见哈马斯并未完全臣服，处境虽极其艰难，但远未到真正解除武装的地步。以色列则我行我素，既不谈撤军，又在军事上不断袭击加沙，消灭哈马斯的领导和有生力量。
黎巴嫩真主党也遭到严重削弱，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造成超过三千人死亡，烈度和灾难性后果甚至超过对伊朗。但真主党并未屈服，伊朗也没有放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还专门有对黎巴嫩的安排。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此前相对低调，近期开始增加对美国基地的打击，甚至攻击沙特，美沙近期已联合对其予以打击。
可以看到，哈马斯受损最重，其次是真主党，胡塞武装也付出了相当代价，许多领导人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但7月份美伊冲突升级以来，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和胡塞武装尽管遭到严重削弱，但“抵抗阵线”的韧性仍在，并未瓦解，其配合伊朗的行动能力甚至在加强。伊朗为与美以博弈，仍需要“抵抗阵线”的力量。哈马斯虽有其特殊性，也远未彻底臣服，即便哈马斯将来退出加沙治理，抵抗阵线恐怕也不会就此瓦解。
胡塞武装与哈马斯的不同还在于，他们控制了也门相当部分领土，拥有自己的组织和军队，人数达数千甚至上万。也门国内情况更为复杂，美以对也门事务的影响相对有限，很难迫使胡塞屈服。此前美国对胡塞的打击，实际上也以妥协告终，胡塞承诺不再打击美国，美国也不再打胡塞。因此，美国若不加大军事投入，单靠空袭很难使胡塞屈服。
观察者网：截至我们对话时，胡塞武装已声称迫使8艘沙特油轮改道，并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境内能源设施。根据您的判断，胡塞武装的海上封锁在多大程度上威胁到沙特的能源出口命脉？
刘中民：在我看来，胡塞的军事力量很难像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样从物理上彻底封锁曼德海峡，更多是靠火箭弹袭扰和心理恐吓。另一方面，美国、沙特、以色列也很难单靠空中打击使胡塞屈服。因此，红海可能陷入混乱：沙特通过护航联盟进行打击，胡塞武装袭扰，导致红海安全环境严重恶化，但不论是胡塞还是沙特，都无法完全有效管控曼德海峡。
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美伊冲突继续升级；如果美伊谈判顺利进行、巴以冲突降级，胡塞袭击的理由就会下降，红海危机也会相对降温。本质上还是取决于美以与伊朗以及巴以冲突的发展态势。
·沙特的战略困境
观察者网：沙特当前正面临“三面受敌”——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袭扰、伊拉克亲伊朗民兵袭击沙特油田，伊朗这边也不安宁。您如何评估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这是否构成了对沙特国家安全前所未有的挑战？
刘中民：相比2023年前相对较好的地区环境，沙特现在的安全环境确实在恶化。
2016年提出“2030愿景”后，沙特重心是国内发展，但此前与伊朗的长期对抗已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战略透支，尤其在也门问题上。最近三四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特别是美以伊战争的爆发，使沙特等海湾国家夹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领导的“抵抗阵线”冲突的夹缝中。
7月之前，沙特相对低调。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打击也有区别，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打击最重，对卡塔尔和沙特基本是象征性打击。但近期胡塞武装破坏红海，沙特安全环境恶化。从7月沙特78%的海运原油经红海出口来看，胡塞袭扰红海和曼德海峡，对沙特能源出口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沙特同时面临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
不过，这种挑战还谈不上前所未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伊朗输出革命和两伊战争带来的安全压力是结构性的，甚至威胁政权安全；此后的海湾战争、9·11事件、“阿拉伯之春”等都曾带来过严峻压力。当前挑战在安全层面，更多是局部骚扰和潜在通道封锁造成的压力，胡塞武装或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目前并没有能力对沙特发动全面战争。
观察者网：最近关于沙特外交有几则新闻：一是拒绝了特朗普让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要求；二是派人出席哈梅内伊国葬，在哀悼致敬时遭遇伊朗教士经文羞辱；三是8月1日王储还与特朗普通话，督促不要打击伊朗。沙特当下对伊朗到底是怎样一种感情？
刘中民：这要放到2023年以来新一轮巴以冲突，再到2025、2026年美以伊战争爆发的背景中看。沙特的处境比较尴尬，夹在美以与伊朗对抗之间：既受伊朗报复和海峡封锁的经济压力，又面临美国促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压力。外部如此，内部海合会也因美伊战争出现裂痕，沙特与阿联酋在也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阿联酋对海合会面对伊朗打击无所作为不满，并退出了欧佩克及“欧佩克+”，争取更大能源战略自主权。
2025年5月14日，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前）在海合会-美国峰会上讲话。 沙特通讯社
实际上，沙特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尽量避免与伊朗关系破裂。沙伊2023年复交后，尽管关系紧张，但并未在此次冲突中走向断交。沙特明白，若与伊朗扩大冲突只会导致自身更加不利。伊朗方面也保持了某种默契与克制，对沙特的打击明显区别于对科威特、巴林、阿联酋的打击，多为象征性。因此，沙特在舆论上反对伊朗，但双方在外交上并未破裂，保持接触符合沙特利益。
7月中旬以来，沙特虽然有所变化，开始打击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但不能因此认为沙特要与伊朗走向全面冲突。在当下情势下，沙特从被动走向主动，比以往更加高调，也有树立海湾大国形象、整合海合会、谋求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考虑，包括组建护航联盟、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合作等。
关于《亚伯拉罕协议》，尽管2023年加沙冲突前沙以有广泛接触，但沙特清楚自身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角色，冲突后便停止了接触，王储也多次强调，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实现巴勒斯坦建国，沙特就不可能加入协议。
总的来说，在这些方面，沙特是比较清醒的：既没有在美国压力下迅速靠近以色列，也没有在伊朗报复下失去理性扩大冲突，但又得罪不起美国，可以说是在夹缝中忍气吞声、左右逢源。尽管比较被动，但这符合其国家利益与理性。
观察者网：上一次对话时您提到未来中东会同时存在三个势力。隔了一个多月，目前这些事态是佐证了您的判断越来越成立，还是可能存在一些变化？
刘中民：其实这三种势力很难用“三足鼎立”来形容，它不是一个三角形结构；沙特阵营更像是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两方势力中间，被左右拉扯。
从矛盾主线看，整个冲突围绕以色列与伊朗领导的“抵抗阵线”展开。地理上，以色列在地中海东部，伊朗在波斯湾东部。过去伊朗代理人与以色列的冲突主要在东地中海地区，而新一轮冲突中，以色列裹挟美国打击伊朗。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东地中海国家更多受到以色列打击，阿拉伯半岛和约旦更多受到伊朗打击。因此，核心矛盾仍是以色列与伊朗。沙特与伊朗在胡塞、真主党等问题上存在代理人争夺，但沙特并不处在矛盾的主线上。
以色列试图通过《亚伯拉罕协议》拉拢部分阿拉伯国家，沙特领导的海湾国家则受到来自以色列和伊朗的双重夹击与政治撕扯。面对美国施压，在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问题上，沙特表示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不会加入；面对伊朗打击，沙特又不得不保持外交接触、避免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并走向冲突，其目的也在于在美伊冲突的夹缝中维护自身利益。
此外，为了维护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沙特正在推动护航联盟，加强与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等逊尼派国家的联合。
因此，在当前美以与伊朗冲突为主线的复杂地缘格局中，沙特实际上是在各种复杂矛盾中做艰难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