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财政预算案将于下月公布，多方消息显示，工党政府已基本确定削减资本利得税（CGT）优惠，或是改革负扣税（negative gearing），甚至可能双管齐下。

这一决策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由于当前联邦预算入不敷出，政府支出的攀升不仅推高了通胀，还面临利率上调及经济衰退的双重威胁。

为了重整财政，政府必须收紧银根，在削减澳洲残障保险计划（NDIS）和公共服务开支的同时，通过增加税收来填补窟窿。

然而，推行这些政策绝非易事，政府显然不会承认当前的经济困局是其自身造成的。

当政策推行受阻时，诉诸“仇富政治”便成了惯用伎俩。通过挑动底层与富阶层的对立、将自己包装成惩恶扬善的“罗宾汉”，政府试图掩盖其拆东墙补西墙的本质。

澳洲新闻集团报道称，艾博年政府正计划利用“年轻人住房拥有率下降”的数据，为调整房产投资税收政策正名。其核心论点为：对投资者施压，就能让首次置业者更轻松地买到房。

政府试图让民众相信，投资者的待遇过优是导致买房难的根源，因此为了普通大众的利益必须进行改革。但这显然是掩盖其获取“意外税收收入”真实意图的烟幕弹。

令人遗憾的是，“仇富政治”是一场通过妖魔化进取心来煽动人性本能的卑劣博弈。这种策略不仅无法帮助年轻人圆梦住房，反而会拖累所有人，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按照政府的理论，削减利得税优惠或限制负扣税将压缩投资利润，从而挤出部分投资者，释放出更多平价房源。这种想法虽然简单，却完全脱离了现实。

现实情况是，许多渴望买房的年轻人正陷于租房生活的泥潭，根本无力积攒首付。

即使“中产家庭”投资者因无法承受亏损而抛售房产，这些房源也大概率会被财力更雄厚、能扛住短期亏损的顶级富豪收编。

这非但没有缩减贫富差距，反而促成了一场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资产从中产阶级流向了巨富阶级。

更糟糕的是，如果该政策真的导致投资者撤出，大量房源将从租赁市场消失。在供应告急的背景下，租金必然一路高歌，租房市场陷入“死循环”。

前车之鉴并不遥远。20世纪80年代中期，工党政府的 Bob Hawke 和 Paul Keating 曾废除过负扣税。结果举国哗然：租金暴涨、空置率跌至冰点，迫使政府在短短两年后就不得不撤回成命。

历史很可能重演。一旦现有房源离开、新房建设停滞，留在市场内的房东极易通过大幅调高租金来转嫁新增的税收成本。无论如何计算，最终为这笔税款买单的，依然是那些最负担不起的高压群体。

住房可负担性固然是澳洲亟待解决的顽疾，但依靠针对投资者的“税收掠夺”绝非良药。这不仅会让存钱买房的人处境更加艰难，更会破坏自住者、租客与投资者之间的平衡。

这场打着“公平”旗号的捞钱行为，终将由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来偿还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