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委会委员长徐佳青家人使用公务资源争议延烧，徐佳青今（7）日哽咽宣布，指为维护行政、司法调查客观独立空间及官箴，决定辞去委员长职务。问题是，请辞可以承担政治责任，却不该成为事件句点；包括她未成年儿子“摄影官”身份从何而来、家人有无使用外馆车辆及其他公务资源、相关支出有无滥用公帑，都应继续查清楚。若有不当使用，该追究就追究；若查无不法，除还徐佳青一个公道，政府部门也应记取教训，将“灰色地带”彻底法制化并一体适用。

民众党爆料未成年徐子曾以“摄影官”身份随行后，其实外界更好奇的是，徐佳青身为委员长，是否真明白“以身作则”几个字的重量。

回顾2023年巴西圣保罗侨教中心爆发性骚案，被害人直接向徐佳青揭发，监察院调查后，却认定侨委会未依法启动调查、未采取有效纠正及补救措施；被害人申诉后又遭调职、考绩丙等及记两大过，衍生申诉后遭不利处分疑虑，最终正式纠正侨委会。

而徐佳青日前才因儿子参加东沙体验营遭监院依利冲法裁罚，如今再面对家人随行争议，前一天仍称家人自费飞到哪里看她，是“民主社会允许的基本人权”，隔天却哽咽请辞，前后反差格外受到瞩目。

巴西案虽与此次争议性质有别，未必就能相提并论，但却都提醒所有公务员：握有公权力，就必须更加谨慎处理公私界线。行政院长卓荣泰既要求公务员提高自律、注意观感及法律要求，政府更不能让在徐佳青请辞后一切回到原点，反应将争议视为为弥补制度缺漏的契机。

其实，日本早有前车之鉴。2023年1月，时任首相岸田文雄32岁长子岸田翔太郎以正式“首相政务秘书官”身份随父出访，但翔太郎先因随父出访期间使用公务车等问题引发公私分际争议，之后又爆出在首相公邸与亲友聚会拍照，争议接连延烧，岸田文雄最后表示为划清公私分界“大义灭亲”，翔太郎在同年6月1日去职，并主动表示不领取相关退职金与奖金。换言之，即使是成年人、具有正式公职，碰到公私分际仍要接受检验。

纽西兰则更对部长家属随行设有规范，2018年时任总理阿尔登带着仅3个月大、仍有哺乳需求的女儿赴联合国，凸显政治人物兼顾公务与育儿的难题；后来纽西兰也调整制度，让总理或部长海外公务期间可由保母陪同。现行规范则更明确，儿童及其他家人原则上不应随部长正式出访，特殊情况须经总理特别批准；即使家属自费同行，也须取得总理同意并交代费用。毕竟“体谅人母”与“划清公私界线”其实并不冲突，制度愈清楚，反而愈能避免公务员误踩红线。

回头看徐佳青案，14岁儿子既不是需要哺乳的婴儿，也不像岸田翔太郎是具有正式公职的成年人。青少年正值创建是非、公私界线与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阶段，父母的言教、身教更显重要。查清孩子是否因母亲职务而取得一般人没有的公务场合参与机会或待遇，不只是厘清公帑与行政责任，更是为从政者公私分际画出一条清楚红线。

职业妇女兼顾工作与家庭确实辛苦，值得同理，但基层公务员与广大劳工同样有照顾家庭的难题。这起“摄影官”争议真正要的亡羊补牢，不该随首长请辞就船过水无痕，而是该查的公帑一笔不含糊、该还的清白一分不少，更应借镜国外经验，把政务官家属随行、公务资源使用及利益回避的界线制度化。制度愈清楚，就愈不必每逢争议出现，都要纠结于“观感”与“自律”间，也才能让政府口中的“同理心”，不因身分高低而有不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