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手机，经“租赁—回收—套现”的流转，资金年化利率可飙升至100%以上。这是近年来潜伏在手机租赁行业中的“名租实贷”生意。
随着监管对年化利率24%以上的变相高利贷的持续清理，这一“下沉”模式开始显现崩盘迹象。第一财经调查发现，今年以来，已有多地租机中介被警方带走，多个租机App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被通报，上海、四川、浙江等多地法院亦通过刑事或民事判例，对这一产业链作出穿透式定性。
租机贷如何将“分期租赁”变成高息贷款？谁在从中牟利？全链条追责能否斩断灰黑地带？第一财经记者通过追踪，试图还原这条隐秘而暴利的产业链。
租机贷模式遭密集打击
近年来，在监管部门对年化利率24%以上的变相高利贷及助贷机构进行多轮清理后，此前被认为将承接下沉需求的“租机贷”市场，如今也迎来了全方位清理。
第一财经从业内获悉，自今年起，长沙、东莞、慈溪等多地已有多名租机中介陆续被带走调查，主要涉及“名租实贷”等问题。
何为租机中介？第一财经此前曾报道，他们通常先联系上急需资金的客户，诱导其在租机平台租赁手机，到手后由中介转卖，并从中扣除大额手续费。在这一模式下，客户获取资金的真实成本极高，部分资金成本甚至可超过100%。（详见《租赁套现从手机蔓延到黄金：中介“一条龙”服务，年化利率高达近100%》）
除中介外，租机平台自身的违规问题也被集中审视。6月3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公开通报71款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移动应用，其中迪瓜租手机、租心享、租掌门三款租机类平台集体上榜。涉及问题包括，首次启动无弹窗告知、默认同意强制授权、隐私政策难以访问、关键信息公示缺失。
第一财经此前调查发现，在“人人租”等租用消费平台上，平台以“低门槛、灵活租”为卖点，但商品的实际买断价远高于市场零售价，年化资金成本超过30%。“以租代购”模式背后，实则暗藏着“高收费”的生意。（详见《年化资金成本39%、毛利率80%:人人租“以租代购”背后的高收费生意》）
根据第三方投诉平台信息，此次被点名的迪瓜租手机、租心享、租掌门，均曾被用户投诉存在以租代购、收费过高的问题。
以迪瓜租手机为例，有客户投诉称，被“首月1元、后续每期726.30元”的宣传诱导，租赁了一台iPhone17 Pro Max，最终核算时发现，除租金外还需支付碎屏保险，总费用远超预期。另一名投诉者则表示，自2025年3月至今，已支付租金、押金合计约7700元，平台后续以“续租”为名，继续收取每月1460元的高额租金。经核算，该订单的年化利率已远超司法保护上限。
（部分第三方平台投诉）
危险的产业链
需要明确的是，“租机”本身并无原罪。自2016年起，手机等电子产品租赁行业开始兴起，市场上涌现出一批线上租机平台。客户在满足一定资质条件后，可选择租借期数，按期支付租金，到期后归还设备或支付尾款买断。但随着市场发展，部分习惯于“以贷养贷”的用户将目光转向租机平台，“名租实贷”的模式由此萌生。
这种危险的租机模式究竟如何运作？通常，租机平台提供分期租赁服务，再通过中介引导客户走完“以租代购”和“手机回收”的全流程，将租赁层层嵌套，最终异化为变相的贷款发放，实际年化利率往往远超36%。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披露的一则判例，清晰呈现了这一链条。2023年底，因急需用钱，赵女士联系上“贷款中介”吴某。吴某向她介绍了一种“租机套现”的方式：通过网上手机租赁平台租手机，再将手机回收、折现。在吴某的指引下，赵女士扫描二维码，下载了戴某经营的“某某商城”手机租赁平台，向客服提供个人信息，并在线签订了“分期租赁协议”，约定在3个月内分12期支付租金，最终买断手机。协议刚签完，吴某便联系快递员将手机直接送往线下回收点变现。
通过这种方式，赵女士共租赁了40余部手机，套现金额18万余元。而她实际需要偿还的金额竟高达40余万元。
2024年2月，戴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经查，戴某经营“某某商城”手机租赁平台，以租赁手机为幌子变相非法放贷，并通过贷款中介以非法获取客户名单及口口相传等方式将社会不特定对象引导至某手机租赁网络平台。2023年7月至2024年2月，戴某共向130余人变相放贷170万元人民币，年利率为37%至1155%不等。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戴某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事实上，这类模式并非个例。第一财经自2023年起即对这一模式展开追踪，当时发现，部分租机平台同时与多家中介机构合作，甚至已有中介搭建起线上渠道，公开以“返佣”形式招揽个人代理。
不少平台已形成完整产业链。绍兴市人民检察院2026年披露的一则案例显示，2022年6月以来，金某先后在绍兴、武汉、杭州、厦门、苏州等地投资成立多家手机租赁公司，招募财务人员、店长、业务员、家访人员，形成了“中介引流—家访风控—签订虚高合同―诱导转卖套现―每日收息―违约催收―提起诉讼”的业务模式。该模式以看似正规、便捷的手机租赁业务为幌子，通过中介渠道吸引那些急需资金又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借贷的被害人。
多主体从中牟利
本轮监管重点整治的对象，正是租机贷款争议中的两大关键参与方——租机平台与租机中介。
近年来，租机平台数量迅速扩张。灼识咨询数据显示，中国租用消费行业交易规模从2020年的约29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约273亿元，2025年进一步达到333亿元，同比增长22.0%。
然而，真实的短期租赁需求或许并不大。广东一名线上租赁行业资深从业者李维古表示，真实租用场景虽然存在，但整体需求量较小，难以支撑平台长远经营。一旦手机租赁脱离了实际使用需求，便极易异化为分期购买的金融行为。据其观察，目前租机市场上，以变现为最终目的的用户占比可能超过八成。
第一财经据投诉平台整理信息发现，包括俏租机、人人租、租机宝库、友好物等十余家租赁平台均广泛遭到用户投诉，投诉内容多指向租金高、暴力催收等。
以头部平台人人租为例，第三方投诉平台上，有投诉者称，在2024年“以租代购”了一台价值13999元的手机，12期买断后实际付出的总成本突破19196元。据此计算，对应的资金成本率超过37%。
这种模式也抬高了平台的利润率。例如，人人租母公司广州研趣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研趣科技”）赴港IPO的招股说明书显示，协议约定的佣金比例介于5%至20%之间。2023年、2024年及2025年前三季度，研趣科技毛利率分别为80.5%、82.3%与82.9%，逐年上升。
更危险的是，部分缺乏流量的租机平台为求生而与中介合作，使得租机能够轻松进入回收环节，从而沦为实质上的高息贷款。
多名曾在租机平台租用商品的客户均对第一财经反馈，租用商品不久，很快就会收到大量“中介回收人员”的电话及好友申请，这些中介声称“对接了上百家租机平台”。
这些中介甚至可提供一条龙服务，诱导客户在多平台撸机。李维古告诉第一财经，一般而言，租机平台会要求客户根据信用资质，先行支付1期～3期的租金。从2021年开始，陆续有中介提供垫资、回收手机等一条龙服务，并收取高昂的手续费。在这种模式下，客户不需要任何的前期成本就可以套现资金，实际形成“名租实贷”的模式。这类中介本身是贷款中介。
在这轮行业扩张中，租机中介作为“衍生服务商”快速崛起。他们往往锁定征信较差的下沉客群，并将其引导至合作的租机套现平台。
福建厦门一名曾在此类公司短期工作的员工陈雅雅告诉第一财经，她所在的中介公司掌握大量网贷逾期人员的名单，会主动联系这些“征信受损、传统借贷无门”的群体，以“无需征信”“不看负债”“内部口子”等话术诱导其租机变现。“很多时候，我的工作就是不断打电话。”她说。
在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平台运营方戴某也供述称，部分敏感信息是其在金融行业交流群里下载的，有些小贷公司或者贷款中介会把筛选使用后剩下的客户资源通过交易、交换等方式流入市场。
法律如何定性？
地方监管密集行动的同时，近期法院的多则判例也为对上述灰黑地带的定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近年来，“名租实贷”的实质特征在司法实践中被逐步穿透。例如，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披露的一则案例显示，一部官网售价9999元的全新苹果手机，通过“租赁+回收”模式，消费者实际到手不足万元，却要按12351元的总租金分期偿还。该院认为，经查询关联案件，河南某计算机租赁公司在全国多地法院均有类似涉诉案件，交易模式高度一致，商品分期消费并非最终目的，实质是通过“消费+回收”的组合，完成一笔现金贷款。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七条，法院认定案涉《租赁服务协议》无效。因合同无效，消费者无须支付合同约定的租金、买断款、违约金、差旅费等费用。
当前司法实践中，既有追究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等刑事责任的案件，也有通过民事诉讼认定租赁合同无效的路径。以此上述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判例为例，该院对全市首例租机放贷案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戴某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同时，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打击“租机贷”的最大难点在于其隐蔽性强、执法成本高。犯罪链条涉及平台运营商、贷款中介、手机回收商等多个环节。在此背景下，全链条追责正成为司法实践的新趋势。仍以上述上海市静安区法院案例为例，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贷款中介吴某、秦某以及手机回收商陈某等人，在明知戴某从事非法放贷业务的情况下仍参与其中，构成共同犯罪。相关线索已移送公安机关，上述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