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比亚,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位置的陌生地方。
如果从上海出发,要乘20个小时的飞机,跨越一万多公里,才能抵达这个位于非洲大陆最西端的国家。
二十多年前,一群中国商人正沿着这样遥远的航线来到了这里。那时,因邻国战乱而小商品生意兴隆的纳米比亚,安置了他们的“淘金梦”。
2019年,胡明独自一人来到了这里。“这里背井离乡的中国商人,为什么十年来都过着一种仿佛随时准备搬家的生活?”带着这样的疑惑,她将自己的身份从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变成了中国城的临时工,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研。
田野调查间,胡明借着“帮忙干活”的机会,一点点融入了中国城。在中国商人们“临时性”的生活背后,她看到昔日的财富神话勾起了他们留下来赌一把的念头,危险不安的日常又时时触发着他们想要回国的渴望。
这条当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商人们,就这样被两种希望卡在了纳米比亚,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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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店里玩吧”
“这里需要人干活吗?”
这是很多纳米比亚当地人在中国城找工作时说的第一句话。五年前,我也这样探头探脑地走进了首都温德和克中国城临街的一家服装批发店铺,问坐在塑料椅子上的老板。他穿着蓝色的薄羽绒服,拿着一个罐头瓶当做水杯,在发呆的间隙,会眯着眼睛略微抬起头看着收银台后的黑人员工。
“你是谁家带来的啊?”
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他更想了解我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仅有几百人居住的中国城,新面孔大概率是哪户人家的亲戚。我解释说自己是研究生,为了写毕业论文来做田野研究,但不是一次性的采访,而是希望参与到他们的工作生活之中。
“这是社会实践吗?”
“差不多,是为了写毕业论文。”
他缓慢地点了点头,停了几秒后又抬了抬下巴:“那你就在店里玩吧。”
我松了一口气,本以为自己会碰壁几次,没想到幸运地在第一次询问中便被这个社区接纳。

△中国城的店铺。
时间拨回到前一天,抵达纳米比亚时,我还处在一种乘错车的恐慌中。从飞机舷窗向下望去,我先是一惊:是不是坐错飞机了?
8月,旱季,土地皲裂,看起来像是一片焦黄的苏打饼干——这和我第一次来这里时绿莹莹的景色相差过远。
那是在两年前,我因为工作辗转在非洲各国之间调研。飞机落地纳米比亚后,我和同事乘了十多个小时的本地公交车到北部城市卡蒂玛·穆里洛(Katima Mulilo)。从地图上看,这座城市仿佛是纳米比亚伸出的一只手臂——当初被殖民者规划得整齐的国家版图唐突地支出一条走廊,跨过博茨瓦纳,与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相连。像很多边境城市一样,这里成为了商人聚居的地方。
那一晚我们借宿在一位中国商人家,夫妻俩把店铺的后半部分改造成生活区,女主人从窄小的厨房端出丰盛的中餐,放在折叠餐桌上。我坐在塑料椅子上抬头看,店铺中高高垒起来的床垫,在垂吊白炽灯的映照下,在天花板上留下影子。
白灯光,铁皮房,房间里明明摆满了杂物,却显得有些空旷。
在这里的商户依靠勤奋和胆量积累的财富,足以让他们过上比眼前这窄小厨房,塑料桌椅更富足的生活,所以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关于未来的构想是怎样的?
工作一年后,我读了社会学的研究生,田野调研之前的暑假,我几乎看遍了关键词含有“中国移民”“非洲”“小商品贸易”的论文,但在大部分英文论文中,只有中国小商品老板的进货路径,没有他们刚刚到非洲的混乱恐慌;只有他们攒钱不消费的生活习惯,没有他们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期待;只有他们对非洲人的歧视言论,没有两个群体互相交流和认知的过程。
“没有理解,没有理解!” 我二十出头,踌躇满志,向研究计划里塞进种种理论,靠着曾在非洲工作过一年的经验,立志要真正理解在学术环境中被表面化的群体。
转了两次飞机,我一个人来到了纳米比亚。
在纳米比亚,我是怎样融入陌生环境的?为什么恐惧和警惕逐渐成为日常?中国商人们的未来究竟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