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经济正出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人们工作的时间比疫情前更多，但实际人均收入却在持续下降。
AFR一篇分析文章指出，问题并不是澳洲人“工作得不够多”，而是每工作一小时所创造的经济产出正在下降。当工作时间增加却无法带来相应的生产率提升，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自然承受压力。
数据显示，澳洲实际人均家庭收入在2023年下降5.1%，2024年又下降1.8%，降幅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处于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澳洲实际人均国民净可支配收入在2022年年中达到峰值，到2026年年中已经比峰值低约4%。
这意味着，澳洲家庭面临的并不是简单的“工作减少、收入下降”，而是工作时间增加后，单位劳动创造的价值没有同步增长。
疫情期间积累的储蓄一度掩盖了这种压力。澳洲家庭储蓄率在2021年底达到12.9%，但两年后已经降至3.4%。随着储蓄缓冲逐渐消失，收入增长乏力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也更加明显。
人口增长也影响人均表现
文章认为，疫情后的快速人口增长是影响人均经济指标的因素之一。
截至2023年9月的一年里，澳洲净海外移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55.6万人。从2022年年中到2023年底，澳洲人口年增长率达到2.4%，而同期经济增幅约为1.75%。
这意味着，虽然澳洲整体经济规模仍在扩大，但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经济产出反而下降。
文章进一步指出，新移民进入澳洲后会立即计入人口统计，但住房、基础设施、资本以及就业等方面的经济贡献往往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形成，因此快速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进一步压低人均经济指标。
新增工作集中在公共服务行业
文章还关注了过去几年新增工作主要流向哪里。
数据显示，医疗、教育和公共行政等主要由政府出资的行业，目前占澳洲全部工作时长的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21%提高到2025年的30%。
自2019年以来，这些行业吸收了全部新增工作时长的61%。
文章引用的数据称，这些行业每小时产出约为市场部门的62%，而且近年来这一指标还在下降。作者因此认为，劳动力大量转向这些行业，是2022年以来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过，这一结论也存在统计上的复杂性。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并不完全通过市场交易产生收入，因此其产出本身就很难用传统市场价格衡量。换句话说，统计上的“低生产率”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业没有经济和社会价值。
企业投资也明显放慢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企业投资。
2002年至2019年期间，澳洲企业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约5.4%；此后增速降至2.6%。
资本包括机器、设备、技术和其他生产资料。企业资本投入增长放缓，就意味着劳动者在工作时能够使用的新设备、新技术和其他生产工具增加得更慢。
从这个角度看，单纯让员工工作更长时间，并不能无限提高经济产出。如果劳动者没有得到更多资本和技术支持，每小时能够创造的价值最终仍会受到限制。
矿业拖累尤其明显
文章将矿业视为澳洲生产率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并称矿业占市场部门生产率下降幅度的84%。
自2019年以来，澳洲矿业产出下降约4%，但行业工作时长却增加了15%。
与此同时，新的大型资源项目储备正在减少。文章称，澳洲海上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实际支出已经较峰值下降约85%；2010年澳洲一年曾钻探50多口海上勘探井，2023年则只有3口。
作者认为，资源项目开发速度放缓，对澳洲整体生产率造成了明显拖累。
文章还将澳洲与挪威进行了比较。两国都受到国际能源价格影响，但挪威的资源勘探活动依然较为活跃。挪威2014年钻探了57口勘探井，2024年和2025年每年仍约有50口。
文章认为，两国之间的差异之一在于资源项目审批和开发环境。澳洲矿业委员会此前估计，在澳洲开发一座新矿平均需要约16年。作者据此认为，审批程序、环保诉讼、部分州对陆上天然气开发的限制以及政策变化，都可能影响资源项目最终落地。
电价上涨也增加成本
能源成本也是文章讨论的重要部分。
截至2026年6月的一年里，澳洲零售电价上涨22.4%。文章认为，较高的能源成本会同时增加企业经营压力和家庭生活成本。
文章还提到Tomago铝冶炼厂相关支持安排，以及过去十年可再生能源补贴等问题。作者的观点是，如果政府通过补贴降低消费者直接承担的电费，那么这部分成本并没有真正消失，而可能转移到了政府财政支出中。
因此，文章认为，评估能源政策时，不应只看消费者账单上的价格，也应该把政府补贴等间接成本计算进去。
税收和利息只是表面压力？
对于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文章也讨论了税收和利息支出的影响。
利率上升会增加房贷等借款成本，税收增加也会压缩家庭可支配收入。但作者认为，这些因素更像是收入下降的传导渠道，而不一定是最根本的问题。
例如，通胀可能促使利率上升，同时也可能让部分劳动者进入更高税率区间，最终进一步压缩实际可支配收入。
在作者看来，如果生产率本身没有得到改善，仅仅调整利率、税收或其他收入分配因素，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长期收入增长乏力的问题。
作者提出哪些解决方向？
文章最后提出了几个方向，包括让移民规模与住房、基础设施和资本供给更加匹配，缩短优质资源项目的审批时间，同时控制监管体系不断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成本。
作者还认为，能源政策应该更加透明，把补贴和其他间接成本完整纳入政策成本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