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入日常生活,澳大利亚人对AI的态度却相对谨慎。墨尔本大学与毕马威(KPMG)的一项研究显示,澳大利亚人对AI的信任度和接受度处于较低水平,与中国、印度等国家形成明显对比。
不过,低信任度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人拒绝使用AI。益普索(Ipsos)调查显示,即使不少人对AI并不完全信任,他们仍会继续使用相关产品,显示“信任”与“使用”并不一定同步。
澳洲人为何开始怀疑AI?
ABC采访的多名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对AI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
昆士兰教师Isabel Oar过去曾积极使用ChatGPT进行编程和其他工作,但发现AI经常出现错误后,她逐渐减少了使用。她甚至表示,如果一封邮件出现语法错误,反而会让她感到安心,因为这可能意味着邮件是由真人写的。
她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应该保留“人味”,因此不愿使用AI写作。
其他受访者也表达了类似看法。有人虽然不完全信任AI,却仍每天使用,因为AI能够增强写作信心;有人认为AI具有类似社交媒体的“成瘾性”;还有人会通过多个AI产品交叉验证答案。
也有人认为,AI可以成为能力很强的助手,但不能取代专业经验、专业知识和职业判断。
中国79%仍在使用AI,澳洲为52%
Ipsos数据显示,在相关调查指标中,中国有79%的受访者仍在使用AI,印度尼西亚为76%,马来西亚为72%。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分别为55%、59%和52%。
调查同时显示,中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民众对AI产品和服务表现出的兴奋程度高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澳大利亚、新西兰民众则更加紧张。
墨尔本大学管理学教授Nicole Gillespie认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AI的接受程度较高,一个重要原因是AI更容易被视为改善生活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
对于部分用户而言,AI可以弥补技能、信息、人脉和语言等方面的不足,并降低进入全球市场的门槛。
不过,高接受度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意识。研究显示,中国和印度用户报告的AI相关危害经历反而更多,这也与他们更高的使用程度有关。
Gillespie认为,澳大利亚人并非一定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担心AI风险,而是较难看到AI可能带来的实际好处。
部分澳洲人开始放弃带AI的软件
一些澳大利亚人的担忧已经从“是否相信AI”延伸到“能否选择不用AI”。
新州作家兼图书馆员Emma Gerts表示,她已经停止使用Microsoft Word和Google Docs,因为担心自己的作品可能被软件收集并用于AI训练。
她认为,AI生成错误、用户难以验证答案,以及AI企业自身的商业利益,都影响了她对这项技术的信任。她希望软件能够允许用户彻底关闭AI功能。
西澳数字素养教育者Gabrielle Jolliffe也发现,一些学生在亲自经历AI提供错误答案后,开始降低对AI的信任。她希望免费生成式AI服务能够更加明确地告知用户,收集的数据将如何被使用。
澳洲公众支持加强AI监管
墨尔本大学与KPMG的调查显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支持加强AI监管,而且相较亚太其他国家,澳大利亚人更少认为现有AI安全保障已经足够。
Gillespie表示,澳大利亚公众对于政府、大型科技企业和商业机构能否以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式开发和使用AI,信心并不高。
澳大利亚技术事务助理部长Andrew Charlton此前表示,公众对AI的怀疑并不意味着拒绝未来,而是在追问这项技术究竟服务于谁。如果公众认为自己承担了AI带来的风险,而收益主要由其他人获得,对AI产生疑虑并不意外。
澳大利亚政府目前提出的改革方向包括通过立法确立“数字注意义务”,要求AI企业确保产品安全并主动处理潜在危害;改革个人数据保护法律;同时通过新成立的AI Safety Institute对前沿AI系统进行安全测试。
总理Anthony Albanese在7月表示,澳大利亚将改变目前较为碎片化的AI监管方式,由政府牵头制定针对AI的“澳大利亚标准”,相关立法计划于2027年初提交议会审议。
中国与新加坡采取不同治理模式
迪肯大学副教授、AI治理专家Jian Xu表示,亚洲公众对AI的认知比西方国家更早受到重大事件影响。2016年AlphaGo击败韩国围棋大师李世石(Lee Se-Dol)时,亚洲公众已经开始直观认识AI可能带来的影响;而在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2022年ChatGPT发布则成为AI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节点。
Jian Xu认为,中国目前采用的是“分层监管框架”,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一般性法律,与针对AI的具体规定结合起来,并针对AI生成内容、拟人化互动服务等领域制定相关要求。
新加坡则更多采用“软法”路径。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教授Terence Lee表示,新加坡希望在AI安全和释放经济潜力之间取得平衡,因此主要依靠自愿性或自我监管框架、现有法律更新、技术测试工具及政府指导原则。
AI监管进一步延伸至数据中心
随着AI计算需求增长,相关监管也开始涉及数据中心的用水、用电和环境影响。
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的相关标准包括要求数据中心尽量减少用水,并自行承担满足新增电力需求的相关成本。
西悉尼大学教授Gerard Goggin表示,数据中心让公众更加直观地看到AI背后的基础设施成本,包括环境、城市规划以及国家战略等问题。
整体来看,澳大利亚公众对AI的信任度较低,但并未因此停止使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公众对AI接受程度更高,部分原因在于AI被视为改善生活、弥补资源不足和创造经济机会的工具。
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如何在推动AI应用的同时,加强安全、数据保护和监管透明度,正在成为未来AI治理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