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被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视为“最复杂且不断演变的威胁”之一，但自2018年相关法律实施以来，公开被定罪的人数却非常有限。

澳大利亚反外国干预特别工作组（CFI Taskforce）长期倾向于在幕后展开调查。上周，一名27岁的俄澳双重国籍男子弗拉基米尔·特斯洛夫因涉嫌试图向他以为是俄罗斯官员的人提供乌克兰军事活动信息而被捕，并被控外国干预罪。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20年监禁。他可能成为2018年以来第三名因外国干预相关罪行被定罪的人。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表示，自新法实施以来，共有8人因涉及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的罪行被起诉，其中2人已经被定罪，另外6人的案件仍在法院审理。

目前受到关注的案件还包括基拉·科罗廖娃和伊戈尔·科罗廖夫夫妇。两人于2024年因涉嫌收集并向俄罗斯提供国家机密而被捕，并被控合谋实施间谍活动。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将成为2018年以来澳大利亚首批因具体间谍罪被定罪的人。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国家安全项目主任约翰·科因表示，公众看到的案件数量少，并不意味着相关活动很少。

情报机构往往更倾向于在幕后阻止信息泄露，而不是将嫌疑人公开逮捕并起诉。

他表示，目前澳大利亚境内很可能仍有多个国家在进行间谍活动，但很多调查和处置行动不会公开。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也承认，虽然部分行动受到媒体关注，但“大多数用于降低威胁的行动并不会公开”。

在间谍活动领域，这种处理方式并不罕见。情报机构更希望发现外国情报网络、阻止其活动，甚至将相关人员遣返回国，而不是通过公开审判暴露自身的调查能力。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负责人迈克·伯吉斯此前表示，澳大利亚面临的“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处于极高水平”。

他认为，全球大国竞争正在推动各方对战略优势产生“永不满足的需求”，也因此令澳大利亚的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

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估计，2023-24财年，间谍活动给澳大利亚经济造成约125亿澳元损失。

澳大利亚内政部表示，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不仅可能造成经济损失，还会威胁社会凝聚力、民主制度以及思想和表达自由。间谍活动还可能导致商业机密、收入和声誉遭受损失，并让其他国家获得潜在的军事优势。

跨学科研究学者萨拉·肯德尔解释称，两者虽然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但性质并不完全相同。

间谍活动主要针对机密信息，例如秘密获取和窃取国家重要信息；而外国干预更侧重于影响他人的行为或决策，并不一定涉及窃取信息。

2018年出台的新外国干预及间谍相关法律，被认为填补了澳大利亚法律体系中的明显空白，但肯德尔认为，现行法律的部分规定过于宽泛。

今年7月，澳大利亚独立国家安全立法监察员杰克·布莱特对相关法律的审查报告提交议会，建议政府改革现有法律。他认为，部分间谍和外国干预罪名定义过于宽泛、界限不清，反而可能损害这些法律本应保护的民主制度。

报告共提出20项建议，希望让相关法律更加有效，同时确保其与公民民主权利相协调。

尽管相关案件很少公开，但专家认为，这并不代表威胁正在减少。

肯德尔表示，有些涉嫌间谍活动的案件最终没有被起诉，外界也无法知道具体原因。但面对相关活动明显增加的趋势，公众仍需要提高警惕。

澳大利亚内政部也呼吁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提高抵御外国干预的能力。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负责人迈克·伯吉斯则提醒公众保持警觉，并强调：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他表示，情报部门不可能抓住每一名间谍，但会持续开展行动，保护澳大利亚人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