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政府计划在2026至2028年间削减全澳1,000多所非政府学校逾8亿澳元拨款。

悉尼Burwood MLC School预计2029年前少获约700万澳元，St Augustine’s College少获约570万，Anglican Schools Corporation（运营St Luke’s Grammar等18校）少获约1,400万，Catholic Schools NSW少获约1.2亿。北领地以外天主教学校2028年预计削减约6,408万澳元。

Independent Schools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Graham Catt警告，在工资、福利、合规等成本持续上涨背景下，学校若突然减少数百万澳元收入，最终可能被迫削减项目、减少教职员工甚至提高学费——而私校学费年均涨幅已达5%-7%，2026年私立中学平均年学费约1.1万澳元，部分高达5.5万澳元。

影子教育部长Julian Leeser为私校辩护，称非政府学校为政府承担了大量教育责任，减轻了预算压力，不应将选择私校的家庭视为政策问题。绿党参议员Penny Allman-Payne则指部分私校坐拥数十亿学费收入，而一些公校教师甚至需自费购买课堂用品。AEU主席Correna Haythorpe批评澳洲教育拨款体系不平等程度在OECD国家中尤为突出。

天主教教育委员会表示已开始应对规划，但真正问题是拨款增速能否跟上成本上涨。Burwood华人占比48.3%（2021年普查），此政策对当地华人家庭影响尤为直接。此次拨款调整涉及金额巨大、影响广泛——关键在于政府拨款减少后，额外成本最终由学校、教师还是家庭承担？

若学费继续上涨，部分家庭可能面临重新评估教育选择，从私校转向公校。这不仅是财政政策的调整，更是对澳洲教育公平与家庭支出的双重考验。在教育资源的分配天平上，每一次拨款的倾斜都可能改变无数家庭的航向——而当私校学费与公校资源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时，受影响的不只是学校的账本，还有家长的选择权和孩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