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税务律师警告称，澳洲政府最新税改如果继续按照目前的方式推进，可能产生一系列严重的“意外后果”，甚至让那些只是想老老实实遵守税法的普通澳洲人，也面临被卷入法庭纠纷的风险。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名拥有超过25年从业经验的税务专家认为，许多问题原本完全可以通过更充分的行业咨询避免。

而她提出的一个更大胆的推测是：政府之所以没有像过去一样广泛征询大型企业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可能与近年来大型咨询公司的丑闻有关。

当阿尔巴尼斯政府公布这项备受争议的税制改革时，不只是从未对相关政策投过票的普通民众感到措手不及。

从历史上看，澳洲每一次重大税制改革，通常都会经历多个阶段的广泛咨询。

财政部会与主要商业组织、行业协会以及专业税务机构展开讨论，由这些专业人士评估新政策可能带来的实际影响。

但在悉尼举行的税务峰会上，大量税务专业人士和专家却表示困惑：为什么政府在推动相关立法之前，没有先征询他们的意见？

不少与会人士认为，目前这套法律文本起草得非常糟糕，复杂程度可能在未来带来严重后果。

其中一人是特蕾西·邓恩（Tracey Dunn）。

她是一名律师、税务从业者，也是安永（EY）前董事，拥有超过25年的税务专业经验。

如今，她担任税务律师事务所Birchstone Legal Group副董事，同时自称是一个“超级税务 nerd”。

邓恩警告称，这些改革的立法方式“非常糟糕”，法律条文过于复杂，未来可能导致大量澳洲人因为税务争议而被带上法庭。

她认为，如果政府在推进改革之前真正与税务专家沟通，很多复杂问题原本完全可以避免。

不过，澳洲财政部否认了这一说法，坚持表示，在相关改革出台之前，财政部已经进行了“广泛咨询”。

邓恩认为，阿尔巴尼斯政府可能没有向澳洲一些最资深的税务专家征询意见，与近年来“四大”咨询公司接连曝出的丑闻有关。

所谓“四大”，指普华永道（PwC）、安永（EY）、德勤（Deloitte）和毕马威（KPMG）。

多年来，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一直与澳洲历届政府保持密切合作，在税制改革过程中提供专业意见，并帮助政府评估新政策可能对澳洲经济产生的影响。

但邓恩表示，这一次政府似乎将它们排除在了咨询过程之外。

她向news.com.au表示，自己担心，政府近年来逐渐减少与税务专业人士沟通的倾向，可能源于几年前普华永道的一起严重事件。

她指的是普华永道前合伙人彼得·柯林斯（Peter Collins）泄露澳洲财政部机密税务计划的丑闻。

这起事件持续了近十年。

柯林斯当时将澳洲财政部正在制定的反避税法律计划泄露给同事和企业客户，使一些跨国公司能够在相关法律正式出台之前，就提前制定避税策略。

邓恩认为，这起事件可能让政府对整个专业领域产生了不信任。

她表示：一个人的错误行为，似乎已经对整个行业乃至更广泛的澳洲纳税人产生了影响。

她认为，政府现在似乎不太愿意再与真正需要咨询的专业人士沟通，担心的可能就是类似的保密问题。

邓恩甚至表示，政府内部似乎形成了一种看法：因为“四大”里有少数“害群之马”，所以整个行业都被视为“不可信”。

但她提醒，这些大型企业合计雇用了约3万名澳洲人，不能因为少数人的行为，就否定整个行业专业人士的价值。

邓恩认为，这次税改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足够的专业咨询。

她表示，税法应该尽可能做到：高效、公平、简单，让普通纳税人能够真正理解并遵守。

但目前的改革却恰恰朝着相反方向发展。

甚至连她自己都觉得难以理解。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超级 nerd。”

她表示，自己一直喜欢阅读法律条文和判例，也习惯研究法案，弄清楚政策究竟会如何影响普通人。

但她坦言：“我不喜欢阅读这次的资本利得税（CGT）改革。”

原因很简单——太复杂。

她指出，仅仅为了计算一笔基本的资本收益，就需要阅读41页主要法律条文。

如果纳税人希望采用按比例计算的方法，还需要完成一个9个步骤的计算程序。

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邓恩认为，这种复杂性会产生连锁反应。

首先，普通澳洲人未必有能力，也未必有经济条件聘请专业人士帮助自己处理税务问题。

其次，即使是税务代理人，也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弄清楚法律在现实中的具体执行方式。

最终，澳洲税务局（ATO）也可能陷入巨大的行政压力。

而目前的情况还因为政府分批发布税改法律文本而变得更加复杂。

政府将相关改革拆成多个“批次”推出，使专业人士需要不断对照不同版本的解释性备忘录。

有时，不同文件之间甚至会出现难以理解或相互矛盾的地方。

最终，澳洲税务局不得不发布更多额外指引，帮助纳税人和专业人士理解新规则。

邓恩还指出了一个她认为非常严重的问题。

政府的一份税改法律草案原本开放至8月21日，供公众和行业提交意见。

但就在咨询期尚未结束的时候，这份法律草案已经被提交至众议院。

更令人震惊的是：8月19日，相关法案就在咨询期结束前通过并成为法律。

邓恩表示，以她超过25年的公共执业经验来看，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类似情况。

她认为，在公众仍然可以提交意见的情况下，政府却已经把相关法律提交议会并推动通过，这非常令人担忧。

她表示：“每个人都应该对此感到担忧。”

邓恩警告称，如果政府持续减少与税务专业人士的沟通，可能最终破坏政府与税务行业之间长期创建起来的合作关系。

如果越来越多专业人士认为：“既然政府根本不会听我们的意见，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投入时间和资源？”

那么最终受到影响的就不仅仅是税务行业。

整个澳洲税收体系的完整性都可能面临风险。

她还担心，这可能进一步削弱公众对于政府乃至民主程序的信任。

因为政府一方面告诉公众：“我们愿意咨询，我们希望听取澳洲人的意见。”

但另一方面却可能在咨询尚未结束时就直接推动政策落地。

邓恩质疑：“如果政府一边说愿意听取意见，一边却无论如何都要把政策强行推进，这到底向公众传递了什么信息？”

她认为，目前的情况“真的令人难过”。

因为税制改革本来就非常难以推动，而税务专业人士整体上其实并不反对税制改革。

她回忆，几年前，税务专业人士与税务局之间曾经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

很多行业内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都会参与税改咨询，与税务委员会合作，认真研究政策并提交意见。

但如果这些人现在开始认为：“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必要投入这么多资源参与咨询。”

最终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这些专业人士正是“站在一线的人”，他们最清楚一项政策真正落地后，在现实中会发生什么。

对于这次税改可能产生的“可怕意外后果”，邓恩最担心的一点就是：澳洲未来绝对会出现更多税务诉讼。

而其中一些人，可能根本不是故意逃税。

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按照法律规定正确报税，却因为法律条文本身过于复杂和模糊，最终陷入争议。

她特别提到了关于遗产税务处理的相关法律草案。

她认为，其中一些表述非常模糊，甚至让专业人士都难以确定究竟是什么意思。

而一旦法律存在歧义，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理解。

不同理解进一步可能导致：税务争议 → 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产生纠纷 → 最终诉诸法院。

邓恩因此认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未来澳洲很可能出现更多诉讼和税务纠纷。

她还警告称，潜在影响可能不仅局限于税务诉讼。

如果政府按照目前的形式推进信托相关改革，未来甚至可能出现大量与信托法有关的诉讼。

尤其是当受托人和顾问在没有完全理解受托人义务以及受益人权利的情况下，尝试对信托结构进行调整时，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加。

例如：修改受托人、修改受益人、更换指定人、调整信托条款、在没有充分考虑法律后果的情况下终止或归属信托。

邓恩警告，这些操作都可能在未来引发纠纷。

甚至可能有人最终向法院提出诉求，希望撤销此前已经完成的相关安排。

面对邓恩的批评，澳洲财政部发言人表示，财政部在制定税改方案时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审查和咨询。

财政部表示，在推进2026-27年度预算案宣布的税制改革过程中，已经针对税务行业以及其他专业领域进行了“广泛咨询”。

财政部称，目前已经发布了4批咨询材料，包括：关于信托最低税率的咨询文件及法律草案；第二阶段资本利得税及负扣税改革的法律草案；针对创新型初创企业资本利得税政策的咨询材料；其他相关税制改革文件。

财政部还表示，其咨询对象包括行业协会、主要会计专业机构，以及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代表。

换句话说，政府的立场是：并非没有咨询，而是已经进行了广泛且有针对性的行业咨询。

但税务专家的担忧依然存在。

这场争议的核心也因此并不只是“要不要改革税制”，而是：当税法越来越复杂时，政府究竟有没有真正听取那些最了解法律如何在现实中运行的专业人士意见。

如果法律最终复杂到连专业人士都难以准确理解，那么对于普通纳税人来说，最大的风险或许不是故意违规，而是想守法，却因为看不懂规则而不小心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