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内政部悄然收紧了针对印度和尼泊尔学生的签证审查。尽管此事在澳洲国内未引发广泛关注，但在上述两国却引发震荡。

目前，它们目前分别是澳洲第二大（17%）和第三大（8%）留学生来源国，仅次于占比23%的中国。

澳洲政府明确表示，此举旨在“协助有效管理新出现的诚信问题”。

许多大学在其所在地之外设有分校，大部分位于留学生向往的悉尼 CBD。图片来源：James Brickwood

灰色产业链：“跳课”行为引发诚信危机

何为“诚信问题”，澳洲政府没有明说，但印度媒体说的很清楚——是为了打击“跳课”行为：一种欺骗性策略，申请人先利用大学签证入境澳洲，随即申请退学，转而报读门槛极低的烹饪或酒店管理课程，借此换取过桥签证。

这类学生的真实目的并非获取大学学位，甚至不是职业资格，而是为了在长达数年的签证审理期内合法进入澳洲劳动力市场。

数据显示，持过桥签证的“前留学生”人数已从2023年的13034人激增至目前的107274人。

名校变“跳板”：悉尼CBD分校乱象

且许多澳洲大学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助长了这一现象。其中，留学生退学率最高的当属中央昆士兰大学，虽然本部位于偏远的Rockhampton，却在悉尼CBD的Kent St设有校区，为寻求“落地即跑”的学生提供了极大便利。

无独有偶，北领地的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在悉尼也在悉尼中央车站对面的唐人街核心地区设有大型校区。

墨尔本的拉筹伯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则将校名授权给私人机构Navitas和Education Centre of Australia，在悉尼开设“店面式”分校。

目前，全澳39所公立资助大学中有16所在其原属地区外设有“分校”，且大多位于悉尼CBD。

为何选择悉尼？因为留学生都想来这里，而偏远大学也想在该市场分一杯羹。

（图片来源：网络）

利益博弈：低成本“洗签证”套路

事实上，政府的留学生配额制度几乎确保它们能分得这一杯羹——只要能在悉尼授课。

这是说得通的，如果悉尼大学和UNSW都能各自招收数千留学生，为何中央昆士兰大学和查尔斯达尔文大学等偏远大学要被排除在外？

既然学生不愿去偏远地区，那就让偏远大学来到他们身边。

问题在于它们吸引的学生类型。当留学生每年支付58000澳元在悉尼大学攻读商业学士学位时，其求学意向相对纯粹。

但当他们选择在中央昆士兰大学的悉尼校区支付35250澳元的“优惠价”时，往往是为了入境澳洲并立即退学。

2023年，中央昆士兰大学国际本科生首年退学率高达57.2%，而悉尼大学为4.7%，UNSW为4.1%。

这并非中央昆士兰大学独有的问题。在全澳范围内，公立资助大学本科留学生的首年退学率为17.4%。

若排除学费高昂的“八校联盟”研究型大学，余下的31所院校的退学率达21.9%。研究生数据尚未公开。

制度漏洞：两万澳元即可换取多年居留权

目前的制度漏洞让这种“洗签证”行为成本极低。留学生在退学后几乎都能获得具有完全工作权的过桥签证，以便在寻找替代教育机构期间停留。

平均而言，他们在申请替代课程（如烹饪与餐饮业）期间，能持过桥签证停留约197天。

那些签证申请被拒的学生反而是幸运的：他们无需支付学费，只需缴1790澳元，便可向行政复议仲裁庭提出上诉，一次典型上诉平均再耗64周，期间同样持具工作权的过桥签证。

总体计算，一个完全不真实的“学生”可以合法在澳洲劳动力市场停留超两年的时间，花费不足20000澳元，然后再转向所谓的“核选项”：在澳洲境内申请人道类签证的庇护，平均等待3年后，庇护申请被审理并驳回。

当然，被驳回的庇护申请又可再次向行政复议仲裁庭提出上诉。

如何终止这一混乱局面？合理的第一步是要求退学的留学生回国，并从境外重新申请签证，这也可与加速处理“安全国家”学生的庇护申请结合实施。

没人反对让真正的学生来接受真正的教育——不论是在Rockhampton或悉尼。但大学应专注于教育事业，而非签证生意，真正的学生知道两者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