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一名15岁少年在KFC打工，年收入约6,200澳元，本预期可取回银行预扣的16澳元税款，结果却因银行利息触发未成年人“非劳动收入”特殊税率，反欠约50澳元。

少年父亲、法务会计师Trevor Monaghan指出，问题在于孩子账户中除工资外，还有多年积累的生日礼金等非劳动收入产生的约500澳元利息，超过416澳元门槛后适用极高税率（最高可达45%边际税率）。该规则制定于约43年前，旨在防止富裕家庭利用子女账户避税，但门槛长期未随通胀调整——若按通胀调整，如今应超1,350澳元。

最棘手之处在于，当工资收入与赠款混存同一账户，利息归属需逐日追踪计算，专业会计成本约200-300澳元，远超50澳元税款本身，最终家庭选择直接缴付。Monaghan认为此案折射出更大问题：税收门槛未指数化导致“税档爬升”，年轻人在房价高企、租金上涨环境下积累财富本就困难，复杂税制进一步增加障碍。

Monaghan及税务专家Tracey Dunn担忧2027年税改（涉及信托规则、CGT改革及资产估值）将使合规成本进一步上升——例如基本收益计算涉及41页法例，复杂规则可能导致纳税人依赖专业意见，合规成本增加，出错风险上升，甚至推高税务诉讼数量。

此案本质是40多年前为防止避税设计的规则，在门槛长期未调整后，意外覆盖了普通青少年储蓄行为，而更深层争议在于澳洲税制日益复杂化对小企业和普通家庭带来的合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