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世界在多重震荡中前行：地缘冲突此起彼伏，战争阴影与停火博弈交织；大国关系在竞争与管控中反复拉扯，全球治理共识承压；通胀高企、增长乏力与贸易壁垒叠加，令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气候极端事件频发、移民与社会抗议加剧，进一步放大不确定性。

在岁末年初的系列报道中，《凤凰周刊》着眼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维度，对话多位国关学界名家，梳理了一份全球时局报告：美国在“回归领导力”与“重构秩序”的双重进程中付出高昂成本，社会撕裂与战略焦虑并存；欧洲在既有安全依赖体系遭受冲击后陷入摇摆，战略自主仍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徘徊；中东迎来第三次重大变局，多重危机相互叠加；日本在政坛迭代与安全政策调整的推动下，对周边地区格局产生外溢影响。

虽然着墨的是宏大叙事，但这些变化并非遥不可及，它们正以不同方式渗入你我生活，悄然改变着个体的境遇与选择。剧烈的结构性变动之下，普通人或被裹挟、或被迫调整，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稳定与秩序的追寻。在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时代里，人们依然孜孜以求可把握的生活，这也构成动荡世界中最具生命力的力量。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新技术依然作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跨越国界流动；在关税壁垒与地缘博弈的阴影下，企业家们仍在探索跨国发展的现实路径；天灾与冲突之后，气候治理与人道救援也从未停歇。动荡与重塑并行的时代背景中，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调整，稳定与合作，成为各方愈发稀缺、也愈发迫切的共同需求。

文丨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2025年的美国，处于由“特朗普2.0”政策推动的深层结构转型之中。对外，特朗普以关税战为抓手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将战后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支柱的自由贸易体系推向瓦解边缘。对内，他以减税、削减联邦支出和压缩官僚体系为突破口，试图重振市场，让制造业回流。

特朗普关税战和经济政策的内在逻辑，是为国内制造业复兴“筑墙”，借关税实现财富再分配。对早已深度全球化的跨国企业而言，将资源回归本土的转型必然意味着放弃既有的低成本全球供应链。而若要推进这一转向，必须完成新的利益再分配，这在本质上是一场美国的“革命”。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国内政治也进一步失去平衡，国会两院和最高法院均被共和党掌握，使得总统得以在极少制衡下推进激进的移民、关税政策。

就中美关系来说，当前最大挑战在于两国已从过去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转入在高端制造与技术领域正面竞争的新阶段，双方需要在动态博弈的过程中，寻找新的战略平衡和利益边界。

国际经济秩序遭遇重大变局

在“特朗普2.0”的诸多政策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谓美国对全球发起的贸易战。特朗普上一任期的主要目标是中国，这一任期扩展为全世界，并以美国传统盟友为主要对象。

从当前结果看，他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最初的设想，即经过数月施压与谈判，除中国和印度外，他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基本达成一种“不平等条约”——美国几乎不承担实质义务，却要求盟友和伙伴接受高关税壁垒，例如在普遍征收10%对等关税的基础上，对欧盟多数商品征收关税约15%，英国为10%，日本和韩国为15%，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为19%，越南为20%，印度则高达25%。

与此同时，美国让WTO处于瘫痪状态，整体全球关税水平被推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这意味着二战后在GATT/WTO框架下积累的自由贸易成果几乎付诸东流，这也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局。

就关税政策而言，特朗普的根本目标是重建美国的关税壁垒，有意识地颠覆二战以来的自由贸易秩序，以高关税“筑墙”保护本国制造业。

回顾世界经济史，几乎所有制造业强国的崛起都建立在一定的贸易保护基础之上，韩国、日本如此，当年英国的重商主义亦是典型代表。美国若真心谋求制造业复兴，前提必然是不同程度的“关门”。

在自由贸易框架内，美国制造业在许多领域已经无法与中国竞争，而在此之前，其制造业已被德国和日本严重削弱。而要重建本国制造业，必须要与国际竞争对手适度脱钩。可以说，美国正在经历经济战略的大转型——从华尔街回到实体经济，从全球化金融扩张转向本土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回流。

关于制造业回流的可行性，外界质疑颇多，认为美国缺乏相应“土壤”。但我认为，土壤是可以培育的，关键取决于美国能否坚持长期主义的战略。美国当下的重点在于重塑产业生态系统，而不仅是简单地把工厂搬回国。

这当然极为困难，特朗普四年任期内不可能完成。前总统奥巴马曾尝试推动制造业回归，却基本无功而返，反而在国内强化了身份政治的对立，这导致外界现在对奥巴马的评价很低。但对任何政策都不能只用最终成败来评判，我们应理解特朗普现在所作所为的内在逻辑。

任何结构性改革都伴随着剧烈的阵痛。尤其对深度全球化的大企业而言，战略转型必然意味着放弃既有的低成本全球供应链布局。美国若要推进这一转向，就必须完成新的利益再分配，这将是一场美国的“革命”。

这种重构过程中，势必有相当多的群体会承受巨大代价。美国若承受不了这种痛苦，就会回到旧轨道，原有矛盾只会进一步恶化，如果挺过去，则存在“凤凰涅槃”的可能。

这场全球关税战后，自由经济秩序事实上已经崩塌，各国不得不顺应这一趋势做出自身调整。未来的世界或许会呈现出一种图景，即朝着区域化、小多边或“俱乐部式”合作转变。

就中国来说，我认为短期内难以采取更为“激进”的对外开放政策——这既受制于过去的思维惯性与利益格局的掣肘，也要顾及激进开放带来的短期冲击。因此，未来国际格局大概率是由若干小集团“抱团取暖”的结构，走向一种选择性的多边主义，而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全球多边主义。

打造“前所未有的帝王式总统”

关税战之外，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第二个主要经济政策是减税。减税政策的基本逻辑是：要重新点燃美国经济活力，首先要给企业和家庭减税，为经济主体“松绑”。

由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正是这一立法结果，它新增了一揽子面向高收入家庭和企业的减税条款。但减税反对者之所以众多，是因为美国存在庞大的依靠税收养活的群体和利益集团。

由此引发了特朗普第三个主要经济政策，即削减联邦政府支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政府的浪费和效率低下深恶痛绝，其“亲商”并非亲全球化，是亲国内商人的商业政策理念。

在当前美国经济低迷的背景下，用减税和压缩开支这种相对原始的办法来刺激经济，想法上没有问题。但任何经济政策都具有双重效应。减税和削减联邦预算一方面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削弱了政府的能力，直接影响到维持社会稳定的公共支出，例如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加上特朗普推进的方式极为激进，直接将很多机构关门，裁减大部分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公司可以不养闲人，但公共机构不能完全采取商业逻辑，只追求效率，社会运转还必须考虑公平逻辑。二者之间如何权衡，需要政治家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做出动态调整。当前美国承受着来自全球尤其是科技产业的激烈竞争压力，因此效率逻辑明显占上风。

矛盾在于，特朗普在约束官僚机构的同时，却在扩充自己的权力，这对美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冲击。在国会两院和最高法院均由共和党掌控的情形下，他在推进政策时几乎没有障碍。技术官僚对其制衡显著减弱，官僚体系在他面前高度服从，缔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帝王式、掌握超级权力的总统。

特朗普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美国历史上并非没出现过类似的极端保守派候选人，如20世纪60年代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但当时的美国总体上缺乏支持这些人胜选的社会基础。

如今在特朗普两次当选、落选却能再度回归的过程中，显现出美国强大的民意支撑。不仅普通选民，连马斯克、黄仁勋等掌握巨额资本的科技与商业精英，也在相当程度上转而支持他。这意味着，未来无论哪一党执政，只要认为特朗普的实践方式有效，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模仿他的做法。

特朗普触及美国社会真问题

从特朗普2024年遇袭到柯克之死，美国政治暴力事件频发，党派极化持续加深。社会对立情绪的蔓延，对美国政治生态与社会稳定构成了难以预估的风险。我认为，美国最棘手的难题不是外交和经济，而在社会问题。

首先是人口结构问题，它像灰犀牛一般压向整个社会，很难通过政策短期化解。其次是贫富分化和经济不平等在中下层累积出的强烈戾气，以极端枪击案等形式不断爆发，同样难以扭转。加上移民、少数族裔融入主流社会困难，治安恶化以及政治正确引发的争议，这些因素叠加，使美国社会问题成为结构性顽疾。

由美国副总统万斯撰写的《乡下人的悲歌》和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撰写的《我们的孩子》这两本书展现了美国中下层社会的崩溃。与此同时，也将美国精英阶层的虚伪暴露无遗。

但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又极有韧性，社会动荡并非现在才出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同样如此，电影《阿甘正传》呈现的正是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的混乱与糟糕。可以说，美国社会始终保留着无序的一面，但在这种无序之中又孕育着有序，自动生成新的秩序结构。

关于特朗普的移民限制，我们可以透过其不妥当的做法，看到他所抓住的问题本身。至少在问题诊断上，他触及的是真问题，即试图回应美国内部的社会撕裂与秩序失衡。至于这些真问题能否被他治愈，目前尚难下定论。

此前许多美国总统热衷处理的往往是“假问题”，例如在海外不断展示民主的吸引力、寻求推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政权等。以反恐为例，它的确重要，但并非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核心，而精准找到问题是改变的前提。

移民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大量移民的涌入，一方面是他们主动选择来到美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需要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因为随着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美国人习惯“养尊处优”，不愿再从事低端工作。当社会保障足够，不工作也有收入时，就会导致福利主义陷阱，流浪汉问题正是基于此。

然而，当一些移民难以顺利融入，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使其更难认同主流价值，从而加剧了美国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移民比例不断上升，身份政治的矛盾更趋尖锐，叠加既有的社会问题，从而构成结构性难题。

中美需在博弈中寻找动态平衡

当前中美之间的最大挑战在于——中美在经济结构上已出现深层矛盾，不再是过去高度互补的关系。美国要重振制造业，中国同样要深化发展制造业，尤其要推动制造业向高端迈进，两国在关键产业上开始直接竞争。

与此同时，中国高科技的崛起对美国构成了实质性挑战，双方在高端制造和技术领域的利益并非互补，原先支撑合作与谈判空间的“互补结构”正在减弱，这也使得中美之间的竞争更难简单通过传统方式化解。

此前中美在经贸博弈中，把芯片和高科技技术与稀土和相关技术作为战略杠杆。但整体看，这种相互牵制极为脆弱。稀土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优势资源”，并不在于技术门槛，而在于中国完善的产业基础与成本优势。

稀土提炼的性价比很低，且必须依托大规模的铁矿、铜矿、铝矿等冶炼工业，在处理矿石的过程中“顺带”把稀土提出来。因此，稀土优势建立在中国强大的工业能力之上，是庞大工业体系和矿产加工能力的副产品。其他国家之所以不生产稀土，更多是因为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不愿承担高成本。

未来中美竞争大致有三种可能的走向：第一种，中国难与美国长期进行战略对抗，经济面临问题，类似“在新冷战中被打败”；第二种，中国将美国“打垮”，成为唯一的世界引领者；第三种，中美在反复博弈与阶段性合作中形成一种新的、更加均衡的关系格局，部分逆转过去的结构性不平等。

在我看来，前两种极端情形发生的概率都很小。美国称霸世界已逾百年，中国经历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等重重考验依然能重新崛起，绝不至于因为一轮博弈就崩溃。

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种竞争的本质，是在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过去是“我弱你强”，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格局，如今中国实力上升，不再愿意接受旧有定位，于是通过博弈推动关系重新校准，这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看，更可能且理想的走向是第三种情形：中美将在一种新的平衡点上重新划定自己的利益边界。

矛盾的关键也在于利益边界：中国不断扩展自身的利益范围，美国则认为中国“扩张过快”，过去可以接受的行为如今变得不可接受。双方通过一次次试探来摸索对方的战略底线，新的边界并非预先设计，而是在博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直到有一天，双方都意识到对方难以被“打败”，再次回到谈判桌前握手言和，形成一种类似“婚姻”式的权力与地位平衡。

中国能否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

特朗普在对外经济上采取进攻，通过高压谈判谋求单边经济利益，但在安全领域总体上选择收缩，不愿承担过多国际责任。

从整体看，未来美国把安全重心优先放在本土和西半球，这符合特朗普的一贯逻辑。这种收缩也凸显出美国两党在世界观上的分野——民主党在安全议题上更倾向于国际主义，共和党则带有明显的孤立主义传统。

特朗普成功动员了国内舆论，强调美国不应为国际事务支付高昂成本，不再为世界提供过多公共产品。这种动员之后，美国国内主张“减负”的力量十分强大，民主党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效仿共和党，对国际援助做出调整。

在国际组织层面，特朗普多次“退群”，包括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削减对外援助、退出气候变化协议、造成WTO瘫痪等，对制度化多边合作构成直接冲击。他本人对多边主义不以为然，这削弱了美国在国际合作中的角色。

这一背景下，中国能否以及是否应该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成为外界关切。作为大国，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确实需要作出一定资源投入，即便部分投入短期看起来“低效”，也是必要的，因为外交布局不能以商业逻辑来计算，而必须坚持长期主义。

但与此同时，中国对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也要有谨慎评估，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四面出击。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稳步提升自身影响力。

但这些国际机构本身存在官僚化积弊，中国能否以自身某些积极特质推动其改革，更为关键。如果一些机构早已失去活力，仅仅投入资源的边际效益实在有限。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促使国际组织“复活”，提升效率，这既是对中国能力的考验，也是中国在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中承担引领角色的必由之路。我认为，把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建设好应是当下的优先方向之一。

同时，美国未必乐见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影响力快速上升，因此这一过程注定是长期的，难以寄望于短期内立竿见影。

回望1990年代，自由主义者曾对“地球村”“全球化”“永久和平”抱有极其乐观的预期，但从目前来看，21世纪更可能充满新的动荡，当下的种种可能只是序章。仅在进入本世纪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人类已经遭遇过“9·11”恐怖袭击、2008年金融危机、英国脱欧、俄乌战争以及中美经贸冲突这五场重大事件，这一系列冲击足以改变全球秩序的基本面。

而今，人工智能的扩张或将对人类社会构成一种新的“奴役”，成为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人工智能或将进一步加剧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这种趋势下，部分群体可能沦为仅仅执行指令、缺乏自主判断的“机器”。正因如此，技术越发达，越需要人文力量来对冲。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是在技术高度发展的同时，人文精神同样昌盛，一旦技术全面压倒人文，就会变得相当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