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关恒拍摄的新疆再教育营影像,被视为中国在新疆迫害人权的重要佐证。他逃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但在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下,今年8月被拘留至今,可能被遣返回中国。DW独家专访关恒,他说自己若被送回中国,将失去一切自由。

(德国之声中文网)38岁的关恒来自河南,2020年秋天,他“翻墙”阅读美国媒体BuzzFeed News关于新疆再教育营的卫星影像分析报道后,决定驾车前往一探究竟。
关恒冒险在新疆拍下据信是再教育营设施的珍贵画面,并在2021年逃到美国后公开手中影像,成为国际社会指控中国政府大规模监禁新疆维吾尔族与穆斯林的佐证之一。
今年8月20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简称ICE)人员在取缔其他移民时连带盘查了关恒,认定他未经准许进入美国,将他送进纽约州的拘留中心。
ICE要求将关恒驱逐回中国,一度有意以“第三国递解”方式将他送到乌干达。这起案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致函ICE及国土安全部关切,也有公民团体成员前往探监声援。
关恒的律师陈闯创告诉DW,关恒在入境美国后已递交政治庇护申请,并持有工作许可(EAD,俗称工卡),在美国打工生活多年。律师表示,关恒有望在今年底保释,但是否被美国驱逐,取决于移民法官的判决。
DW透过关恒的律师与家人,与在拘留中心的关恒取得联系。以下专访内容经过编辑整理刊出:
在美生活4年 直到ICE破门而入
DW:被ICE拘留之前,在美国大概是过著什么样的生活?
关恒:我主要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得比较低调。因为从我来美国、我的影片获得关注之后,网络上出现了很多攻击和谩骂我的声音,对我心理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那之后也没有接受过媒体的采訪,自己就是生活、工作,尽量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让自己的内心感到平静。
DW:这样算下来,差不多来美国4年了?从2021年到今年8月。
关恒:对。
DW:你已经递交(政治庇护)申请了,然后也拿到工作许可了,对吧?
关恒:对,是的。
DW:在美国大概做过哪些工作呢?
关恒:最开始的话我就是送外卖,然后开Uber,主要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做了满久的,一直做了可能有3年左右吧。
我最初来美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这些工作能让我既有一个收入,又能让我有一些自由的时间安排,可以让我平衡我的生活,所以我做这些工作做了很久。直到去年的时候、还是2024年的时候,我去开了一阵子卡车,开到了2025年春天,我又没有开了。
DW:被ICE拘捕当时,心情是非常紧张、或者非常害怕吗?
关恒:可能当时心情还是很懵吧,就是一下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就是电影里的情节,一下就发生在我身上。当时我也预感到这一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当时我还在心存侥幸,因为我还在试图去看他们是不是ICE的人。
DW:有给他们看什么样的文件,去证明是有身份待在美国的吗?
关恒:我给他看了我的工卡和我的驾照,他们也能在数据里面、系统里查到我的这个移民的身份信息。但是呢,因为我是没有签证进来的,所以符合他们抓人的標准,就把我抓走。
DW:ICE把你带上车的时候,你有反抗吗?他们有上手铐吗?
关恒:我当然是不可能反抗的。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单独、就是一个没有人的房间里,给我上了手铐、脚铐,还有腰上的链子,把我铐在一起。
当然是让我感觉非常不好,因为突然就是有一些federal agents(联邦探员)感觉突然从天上冒下来,开始把我当罪犯一样抓起来。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个完全没有违法犯罪⋯⋯犯罪记录什么的都没有,之前还在开卡车、还在纳税呀,然后正常工作。突然就被当成罪犯一样对待,这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让我当时心里其实挺难承受。

12月,有在美国的公民团体举牌声援关恒。
记录新疆再教育营是“公民责任”
DW:大概是哪一年开始拍网络影片?
关恒:我是2018年开始拍。其实最开始我是拍照片的,我拍照片的习惯持续了很多年,从我大学时代就开始拍照片,每年都会集合很多照片。只是到2018年,我就想不只是用照片记录生活,开始用拍影片去记录生活。
DW:当时拍影片的内容都是比较生活类的吗?在新疆的旅程之前,比较没有触及到敏感的题目吗?
关恒:是的,我是在2020年开始才制作涉及政治内容的影片。
DW:2019年那一趟去新疆,当时就是纯粹旅游,并没有对于新疆的人权议题有特别的想法?
关恒:没有。当时我还不瞭解集中营的这个事情,当时只是感觉⋯⋯只是体会到,新疆那个地方管控非常严格,就是不同寻常的社会氛围,但是具体的很多事情,其实我当时也不瞭解。
DW:在新疆的这一趟旅程是看到了什么样的⋯⋯比如你说管控严格,你自己过去的时候,会常常要被警察拦下来问话之类的吗?
关恒:对。我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是以游客身分去的,就是去玩,骑车去玩了一圈。那个地方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公路上有很多检查站,有好多要核查身份。住酒店的话,我的行李还要过安检,好像有一个小型的X光机,然后最审慎的登记还需要刷脸,就是登记很严格。然后我当时骑摩托车加油,加油要登记,去附近的加油站,很多这些围栏围起来,反正是管控满严的。有很多商店还有餐馆的刀具,都是用铁炼锁起来的,反正就是跟内地很不一样。
DW:你是看到这些处境开始有疑惑,然后透过“翻墙”去找到一些资讯吗?
关恒:我当时只是感受到了新疆不同寻常的社会氛围,但是关于中国政府的这些历史啊,以及我当时对中国政府的瞭解,我就已经是知道,可能有隐藏什么不好的事情,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所以我“翻墙”实际上是很早,大概2013年左右我就有翻墙的历史,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翻墙。我当时只是没有太大的瞭解新疆的这个事情。
DW:你在2020年10月再一次去新疆,是什么促使你过去?这趟就是满明确想要去拍这些设施的外观吗?是因为当时遇到疫情封控,还是说你当时看到BuzzFeed News的(新疆)报道?
关恒:BuzzFeed News这个报道,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很感兴趣。因为凭我对中国政府还有中国历史的瞭解,也包括我之前去过新疆这个经历,我当时判断这个事情,报道中的集中营的事情一定是真的。只是说我上次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没有留意这个事情,我当时就很想去再看一看。
尤其是我意识到外国记者是不能随便进入像新疆、西藏这种地方的时候,我当时内心就是有一种很强的公民责任,我想要去记录、见证一下。我那会儿就觉得,我想要跟这些报道中提到的这些被迫害的维吾尔人,这些弱势群体,我想跟他们站在一起,我想帮助这些人发声,就是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处境。
当然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我想要把这些影片公布出来。因为在此之前我其实就是在做记录而已,做纪录影片,我当时就觉得,只做记录和见证就已经是满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DW:你说感受到公民责任,会觉得自己当时是一个吹哨者,还是一个公民记者,或者只是一个公民呢?
关恒:算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吧,就是我想要跟弱势群体站在一起。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我受到了一些别的公民记者的启发。当时疫情、武汉的时候,最著名的就是当时的张展和方斌,他们作为公民记者被中国政府抓捕,他们当时是报道了一些关于疫情的事情。后来我就觉得,他们的这些行为和事迹影响到了我。
DW:当时想必也想到,即便是单纯记录也会面臨很大的风险。你有做好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吗?
关恒:我其实我没有去想,我要被抓了会怎样、被人发现了会怎样,但是我的确意识到了有危险。因为我之前去西藏的时候,我在公共场所拍摄的时候,有被警察拦下来带到派出所盘问的经历。他们盘问的时候,上来就开始质疑我的动机,其实是一个满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在新疆⋯⋯我去之前我就意识到,如果被人发现我在拍摄的话,其实是有危险的。
DW:但是你认为这是你身为公民的权利,还有你所说的公民责任,所以你觉得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关恒:我是觉得,我实在是太想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帮助这些受迫害者去发声,去尽我一点点的帮助的能力。因为我当时的观念已经有一种⋯⋯就是已经意识到,如果我们跟他们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一个群体,如果中国政府对他们是一个不公平的对待、去迫害他们的话,那这种事情还有可能发生在我头上。我有这种危机感,所以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DW:从你出发之前就计画好,要离开中国才能发布这些影片?
关恒:我在之前做这些社会议题影片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发表,我只是想有一个⋯⋯我当时就已经知道公开批评中国政府是危险,但是我又需要一个表达我的观点的途径。
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删除很多普通人反映疫情真相的信息。这促使我想要记录一下,诉说跟中国官方不同的历史。另外因为我的朋友不多,希望有一个途径表达我的观点,所以就做记录影片。
因为我当时觉得,只要记录下来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我觉得就已经是满有意义的事情了。只是说开始做新疆这个影片的时候,我的一个想法发生了转变,因为我开始就觉得,这么多人都被关押在集中营里面,我又特别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的事情,那就意味著这部影片我必须要发表。如果不发表,光是记录的话,那好像做得还不够。
我就是在做这个影片的时候,产生我想要发表影片的想法。只是说这个想法,在当时没有马上去实现它,而是一直在酝酿,一直到2021年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程度,这才导致我之后离开中国。
DW:你离开中国,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影片,一方面是你自己不想继续在中国生活下去吗?
关恒:不是,我当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想把这些影片公开发表,当时已经积攒了有8个影片,我准备去做第9个。那我做不下去了,我就特别焦虑,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如果一直都没有机会发表,或者因为害怕警察抓捕的风险,你不敢、不能发表,那再做下去好像就觉得,哎呀,没什么意义,我就没有再继续做第9个影片。我当时最主要就是为了想把影片发表,那我只能先离开中国,所以就离开了。
逃离中国 却可能被美国驱逐
DW:当时离开中国,你已经想好美国是你的目的地吗?
关恒:我就觉得先离开再说,美国也不可能⋯⋯就当时我没法直接到,我就想著先去一个免签的国家,先离开。我知道以我的情况办不下来美国签证。我当时有想尝试去试一下,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去。
因为不是所有国家都能保障言论自由,为异议者提供庇护,要不就是有遣返异议者回中国的先例。所以我当时也是考量了一番,然后实在是迫于无奈,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地方可去了,我就只好想一个不寻常的办法来到美国。
DW:那么言论自由这个部分呢?来到美国之后,有觉得是可以安全表达自己的地方吗?
关恒:我知道美国是保障言论自由,但是外界可能很不理解的一点是,我在来到美国之后,反而没有再继续去发表这类的影片、去批评中国政府,或者我并没有去行使我的言论自由,在一个保障言论自由的国家。
因为我来美国之后不久,我之前的影片在网络上就获得了很多关注,有很多人也支持我,但是也有很多人攻击我、“人肉”我、曝光我的个人隐私。这当时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我来美国以后,一是因为我没有家人、没有朋友,也没有人给我提供一些心理上的支持、精神支持,再一个就是,我刚来美国,我还要面对生活中很多问题,从零开始,什么都是自己做。
所以我的心理压力,还有现实中的很多问题,我就没有继续做这些影片,没有再继续做这些社会类型的影片。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离开中国,我没有条件再去实地拍摄这些,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我当时觉得,只要记录下来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我觉得就已经是满有意义的事情了。”关恒告诉DW。图为关恒。
DW:到今年之前,美国的移民政策会让你觉得⋯⋯比如随时会要面对ICE吗?还是这是今年新政府上台之后的改变?
关恒:是新政府上台之后的改变。因为在此之前,包括一直到我被捕之前,我一直都觉得,我来美国已经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递交了庇护申请,我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在走这个流程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在美国生活⋯⋯我觉得我是合法的,起码我暂时在这里等待庇护的这个过程中,我是合法的。
只是说在新政府上台之后,ICE在抓我的时候,他就指控我进入美国的时候不合法。它给我们的逮捕通知上写的是You have not been admitted in the U.S.(你未被准许进入美国)这样的一条指控。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心理预期,对于逮捕这个事情。
DW:如果真的被驱逐到中国或第三国,你觉得你会面臨哪些危险?
关恒:我回中国一定会被起诉判刑的,然后可能在狱中也会遭受折磨。
至于到第三国这个我倒是没想过,因为是最近才提出的一个问题。之前的时候,我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一定要把我遣送回中国,我想的其实更多的不是我回中国可能会面臨什么样的遭遇,而是我当时想的是,我怎么从飞机跳下去。
因为中国的政治犯真的非常多、非常多,很多例子。像张展、方斌啊,他们因为传播疫情的真相,被中国政府判了3、4年吧。还有很多其他案例,比如说有些支持台湾独立,支持新疆、西藏独立的这些,张海涛、李延贺、杨智渊这些人,他们都是要嘛被中国政府以顛復国家政权罪,要嘛就是分裂国家这些罪名,都有判刑。
DW:你说如果真的要被送往中国,会想从飞机跳下去的意思是?
关恒:我的意思就是,我是宁愿死,我也不想再回去坐牢。
因为自由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非常。我在美国独自生活、甚至包括在中国这些年,我都是一个人生活,我一直都缺少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所以自由对我来说,一直都是唯一⋯⋯可以算是唯一所拥有的吧。
我一直非常珍视我唯一拥有的自由,尤其到美国之后。这也是我到美国之后生活会比较低调的一个原因,因为我非常珍视这种自由,哪怕我没有行使这个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在中国的话就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人身自由还经常受到限制。美国的话,我还是拥有这些自由,所以我非常的感激,很庆幸我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
DW:我看了一些资料,如果驱逐到第三国,这些第三国非常多跟中国可能在政治上有联系。
关恒:是的,因为这世界上能不受中国政治影响的国家并不多。很多国家跟中国都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像有些东南亚国家,他们就会把一些中国异议人士遣返回去。
但是美国的话,国家实力比较强大,虽然跟中国有密切的经济往来,但是还是不会迫于中国的政治压力,把中国异议人士遣返回去,倒还没有。而且美国的司法也是相对比较独立,不会那么轻易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DW:你会怎么去说服美国政府,你应该取得一个庇护的身份呢?
关恒:我没有办法直接去跟美国政府交涉我的问题,这个东西只能是我的律师去跟去跟检方争辩。我能做的其实很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且美国政府这个定义其实非常笼统,美国的各个机构、部门、党派,其实他们的立场都不同,这些观点、看法也都不相一致。
我觉得美国的价值,一直都是都是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只是目前短暂的时期,刚好遇上了新上任总统激进的反移民政策。这个政策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是因为上一任的总统过于宽松的移民政策,引起了很多美国人的不满。
美国的政治路线也一直是在摇摆,是吧?但是不管是向哪个方向摇摆,还是围绕著最核心的民主自由的这些价值、政治制度来摇摆,只是现在做得比较激进一些,驱逐了很多人。
DW:经历了过去4个月,你会对美国感到失望吗?
关恒:我不会感到失望。我觉得这是在它的政治制度运行的框架内,合理出现的一种波动性,就是宽松的移民政策、收紧的移民政策,就是这样。我觉得是一种合理的波动性,只是我不太凑巧刚好遇上了一个移民政策收紧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