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学年拉开帷幕，有关澳洲大学过度依赖留学生学费的“老生常谈”再次成为焦点。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移民总数的忧虑不断升温，甚至有指责称现行移民制度未能守护澳洲“价值观”，这使得相关话题在政治层面一触即发。

由于政府今年未能有效控制学生人数，净海外移民人数下降的预测恐将落空。

虽然具体路径尚不明朗，但留学生群体显然已成为缩减人数的首要目标，因为他们占据了净海外移民总数的约40%。

推动反移民立场的并非只有一国党。目前深陷领导权动荡的自由党上个月推迟了移民政策的发布，但无论未来由谁掌舵，该党的重心都将是削减人数并强化对澳洲文化规范的尊重。

尽管工党政府可以对反对党的抨击置之不理，但也已意识到潜在的政治风险——社会舆论普遍将住房短缺、租金飙升以及基础设施压力归咎于创纪录的移民水平。

这种针对移民（包括非公民签证持有者）的负面情绪正在进一步加剧。

在一个超30%的人口出生在海外的国家——这一比例是美国或英国的两倍——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

为此，联邦部长们反复强调，净海外移民人数正从2022-23年度约54万的峰值稳步下降，预计本财年将降至26万。

但现实却不容乐观——正如3年前回流潮推动移民激增一样，政府今年在控制学生人数上的不作为，可能导致上述预测再次化为泡影。

前移民部副秘书长Abul Rizvi指出，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政策调整，财政部的预测绝不可能准确。

他表示，政府不仅没有减少2026年开始课程的留学生签证名额，反而增加了2.5万个，至29.5万个（此数据尚未包括陪读亲属）。

Rizvi认为，财政部显然忽略了这一增长及其它政策变动的影响。

他预测本财年的净海外移民人数将接近29万，而非官方宣称的26万，更不用说预测下一年度会降至的22.5万了。

联邦教育部长Jason Clare去年曾试图通过限制各高校留学生的招生人数上限来解决这一问题。

但在该提案未获参议院通过后，他采取了一种怪异的“拖延战术”，即在各校达到建议上限的80%后便放缓签证处理速度。

然而，这种做法并未能扭转局势，目前的海外申请量正再次攀升。这也暴露出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留学生正将签证视为延长在澳工作和居留时间的跳板。

增收压力：大学的“财务依赖症”

目前，澳洲房市与移民问题交织在一起，主要呈现出两大矛盾点。

首先，澳洲顶尖的“八校联盟”为了增加收入，极度渴望招收大量留学生。

校方辩称，在竞争激烈的全球教育市场中，这笔资金对于资助科研项目和维持国际排名至关重要。

毕竟，联邦政府并无增加研究资助的计划，且堪培拉方面十分看重留学生带来的巨大“出口收入”。

然而，这一体制却让本地学生怨声载道——课程极度拥挤、师生比例失衡，学生往往缺乏个人关注。

以悉尼大学为例，去年留学生比例已高达51%。即便如此，这一平均数据仍掩盖了某些专业的极端情况，如商科或计算机科学，留学生比例甚至远超90%。

监管漏洞：从“留学”到“打工”

另一个更为隐蔽的问题是，部分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非真实”留学生，正利用签证漏洞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通过长达数年的过桥签证和无休止的申诉程序来延长逗留期限，从而保住工作权利。

这种不良动机还催生了“洗签”行为：学生先利用容易获批的名额入境，随后在第一年就从高质量大学退学，转入要求更低、学费更便宜的私立职业教育与培训学院。

这些名义上学习酒店管理等课程的学生，实则更青睐在悉尼或墨尔本生活和工作。

此外，临时毕业生签证持有者也大幅增加，他们在真正回国或获得永居权之前，往往会在澳洲滞留多年。

临时劳动力市场的风险与困局

截至去年9月的数据显示，澳洲境内的留学生人数为65万，另有10万人持过桥签证，再加上24万临时毕业生签证持有者，总数已逼近100万大关。

在失业率较低、劳动力持续短缺的背景下，如果这类人群骤减，澳洲的临时劳动力市场无疑将遭受重创。

但与此同时，长期居留人数居高不下，也让政府的承诺显得苍白无力。

Rizvi 表示，大量往届学生正在争夺极其有限的永居名额，这一矛盾正愈演愈烈。据统计，2025-26财年前5个月，申请临时毕业生签证的留学生人数达6.4万，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

为此，他建议将此类签证严格限制在完成高质量、且属于长期技能短缺领域课程的学生身上。

此外，他还主张引入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作为签证首要标准，并对VET领域的学生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筛选，优先考虑拥有传统行业执照的申请人。

然而到目前为止，堪培拉方面似乎更倾向于口头表态，而非实施真正触及利益深处的实质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