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澳大利亚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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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的碧海蓝天之下,一场静默的财政风暴正在酝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最新警告如同一记警钟,回荡在澳大利亚政经界的每一个角落:

除非进行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否则这个幸运之国将在未来几年面临国家债务的“急剧上升”。

一边是无法持续的支出增长,另一边是政治敏感的税制改革,澳大利亚正站在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

OECD在其年度经济评估报告中描绘了一幅令人警醒的画面。

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预算将在未来几年持续呈现赤字状态,而人口老龄化与气候转型的巨大成本正使公共财政状况变得更加紧迫。

若不采取行动,预算赤字将显著扩大,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将踏上陡峭的上升之路。

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本财年的基本现金赤字预计接近370亿澳元,占GDP的1.3%。

尽管政府预测这一比例在2029财年前将小幅下降至1.1%,但OECD的分析师们对此持更加审慎的态度。

他们指出,这一预测可能过于乐观,尤其是在各州和领地政府计划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背景下。

澳大利亚的财政挑战并非一朝一夕形成。

其税收制度被OECD描述为仍沿用20世纪的模式,未能有效覆盖经济增长迅速的领域,而立法者因害怕选民反弹而长期回避改革。

2010年,时任工党政府试图引入矿业税以获取中国需求带来的超额利润,最终导致一位首任总理下台的教训,至今仍在政治记忆中挥之不去。

政治上的“不可能任务”

面对债务压力,理论上最直接的解决方案是削减公共支出。然而在澳大利亚的现实政治经济环境中,这条路几乎被封死。

澳大利亚的公共支出体系已经形成庞大的结构性负担。

国家残疾保险计划(NDIS),工党政府的标志性社会福利项目,其支出持续超出预期,成为预算的主要压力点之一。

医疗保健系统因人口老龄化而面临日益增长的需求,养老金支出随着退休人口比例上升而不断增加。

此外,各州政府承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从铁路扩建到公路升级,都需要巨额资金支持。

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些支出项目背后是强大的政治和社会支持。

NDIS为数十万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了关键支持,医疗和养老体系被视为澳大利亚社会福利的基石,基础设施投资则被宣传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必要手段。

任何试图削减这些领域的举措都会遭遇强烈的政治反对。

“在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态中,福利支出已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一位不愿具名的政治分析家指出,“即使是保守派政府,在试图调整福利政策时也极为谨慎。”

更何况,当前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和国内生活成本压力使得政府更加不愿采取紧缩措施。削减支出可能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加剧社会不平等,这在政治上是极为危险的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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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改革:或将是必要的选择

既然削减支出之路荆棘密布,增加税收收入便成为逻辑上的唯一选择。

OECD的报告明确指出了这一方向:

提高燃油税和房产税,扩大消费税税基并提高税率,同时改革资源税制以获取更多特许权使用费。

澳大利亚燃油税长期未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实际价值已经大幅缩水。提高燃油税不仅能增加财政收入,还能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并鼓励向低碳交通方式转型。然而,这一举措将对偏远地区和低收入家庭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而企业也必然将其转嫁给澳洲人民,而这最终也必然引发政治争议。

房产税改革可能是最具潜力的领域之一。澳大利亚房产税制度相对落后,对住房经常性税收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房价上涨和投资性购房。OECD指出,提高住房经常性税收有助于抑制房价上涨,缓解生活成本压力和家庭预算紧张。但房地产在澳大利亚不仅是居住场所,更是财富储存和政治敏感话题,或许任何改革都将面临强大阻力。

消费税改革或许是影响最广泛的选项。澳大利亚的商品和服务税(GST)税率仅为10%,按国际标准来看明显偏低,且税基狭窄(许多基本食品、教育和医疗服务免税)。扩大税基并提高税率可以显著增加财政收入,同时通过减少对直接所得税的依赖,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然而,这一改革具有明显的累退性,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大于高收入家庭,所以政府则需要设计巧妙的补偿机制来弭平这一偏差。

资源税改革则触及澳大利亚经济的核心。作为资源丰富的国家,澳大利亚从矿业繁荣中获益良多,但资源税收制度被批评为未能充分获取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回报。OECD建议通过提高税收和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来增加资源行业的收入,这一税收组合旨在平衡收入增加与投资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回看历史,这种触及大型资本利益的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极低。

货币政策背景下的财政挑战

财政政策的讨论离不开货币政策背景。OECD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的模型显示中性利率估计值目前为3.1%,比当前的3.6%现金利率低0.5个百分点。这表明货币政策可能仍有一定宽松空间。

然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米歇尔·布洛克在去年12月几乎完全排除了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并警告由于通胀压力再次出现,下一步可能是加息。

这与OECD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OECD认为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步疲软,通胀率将回落至目标区间中点,因此2026年政策可以进一步略微放松。

这种分歧反映了当前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于2月初举行今年首次会议,下周公布的季度通胀数据可能迫使政策制定者重启紧缩政策。货币市场目前预计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约为三分之一。

在这种货币政策可能转向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的选择变得更加关键。

如果货币政策需要收紧以控制通胀,那么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将产生抵消作用,迫使利率更高、持续时间更长,从而增加经济衰退的风险。

结语

澳大利亚站同多数的西方国家一样,一边是债务不断攀升、财政可持续性受到威胁的悬崖;另一边是政治上极为困难的增税选择。OECD的警告不应被轻视为国际组织的又一次例行提醒,而是对澳大利亚未来经济健康的严峻警示。

削减支出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几乎不可能,这使得税制改革成为唯一可行的路径。然而,这条路径同样充满挑战,每一项增税措施都会遇到特定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且可能对经济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而阿尔巴尼斯(工党)政府第二任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但窗口不会永远敞开。随着下一次选举的临近,推行艰难改革的政治意愿和能力将逐渐减弱。

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们面临着一个经典的政治困境:是做正确但困难的事,还是做容易的事,之后的代价与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