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社会|德国政府抗疫“有限能动力”背后的社会经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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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WHO全球疫情更新面板上,欧亚非局部的7日新增感染人数可视化统计。颜色越深则代表新增病例越多。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每周更新的7日平均新增感染人数统计图,如果衡量 “失利”的标准是绝对的新增感染人数,那这一论点显然成立。不过,在德国的语境中,总理默克尔虽然从未提过类似“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那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针,但是她实际上也从未追求过“清零”方案。自英国首相约翰逊3月提出群体免疫这个概念以来,东亚和欧洲两大制度文化圈就抗疫纲领性的差别已经了然于目。尽管约翰逊翌日改口说,自己的政府并没有采纳这个由于“计算失误”所出台的政策纲领,但这个小小的插曲反应了:欧洲的政治家们从来就心知肚明,不(敢)追求对病毒的赶尽杀绝。迄今位置,德国所有出台的政策所寻求的都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的传播和对公民健康的影响, 同时尽可能减少德国整体社会、经济和教育生活的影响。换句话说,政府追求的是在医疗资源可以负担重症救助,财政补贴能够兜得住弱势群体损失情况下“适度”的“动态平衡”方案。具体来说,在全国性封锁之前,各个县、市政府自行量裁遵循的重要指标是:该地7日平均每10万人口的感染病毒人数是否超过50例。如低于50例,则生活基本照常,如果高于50例,则该地政府必须采取措施。

德国传染病防治权威医疗研究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实时更新发布的德国各行政区7日平均每十万居民感染人数,是地方政府制定和量裁自己管辖区域内防疫措施的依据。其中,区域该指数越高,则在图中显示颜色越深。该图也显示了德国内部各个行政区疫情发展的差异,是州政府用来否定全国性措施的主要论据。图片获得于2020年11月19日,来源:https://experience.arcgis.com/experience/478220a4c454480e823b17327b2bf1d4那么,为什么德国联邦政府把抗疫目标定的这么低呢?联邦(中央)和州(地方)政府为什么就不能上下齐心,把封城的举措做到极致?德国人不是一向以严谨著称吗,他们不理解长痛不如短痛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先看看,默克尔大婶代言的德国联邦政府试图收紧抗疫措施的受挫经历。眼看11月启动的第二波“轻型性封锁措施(lockdown light)”收效甚微,日新增感染指数下降缓慢,16个联邦州州长在周一内阁联席会议上与默克尔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唇枪舌战之后,还是否掉了她力推的几乎全部的更严格的措施。各州基本决定继续维持月初开始的基本共识性抗疫措施,即,关闭公众集会的商业和文化场馆,要求有条件的公司开展居家办公,要求民众将私人聚会的规模降到最小。与春季第一波封锁措施不同的是,幼儿园、中小学、工业企业,手工业企业以及商店在采取卫生措施的条件下仍可以继续经营,餐馆、酒吧和咖啡店也可以继续提供外卖业务。也就是说,在居家办公之余,我仍然可以出门搭乘地铁公交,到超市买菜,饭店买外卖,在公园里或者家里见一个或者一家朋友。除了收到了一封来自市长的陈情信要求大家在十一月“自觉”承担起抗疫责任,以及在商店入口看到人数控制的通知或者导流的工作人员之外,和第一波封锁时一样,我仍然感受不到任何来自政府的“有形”的管控。而周二的经济峰会之后,默克尔又一次长叹,“控制疫情的种种决策是她在任期间做出的最艰难的抉择,它们是有违民主原则的,但是迫不得已”。

10月14日,在德国首都柏林,顾客在一家商店的收银台前排队。 新华社 图事实上,由于德国《基本法》对公民行动自由,身体完整,迁移自由,发展自由等基本权力的绝对保护,个人和商家从未中断过抱怨和起诉各地政府以老版《防治法》为依据,“擅自” 实施的具体措施的规范性。据德国各地媒体报道,第二次封锁措施实施之前,各地的行政法庭(Verwaltungsgerichte)接到针对本地抗疫的法令和规范诉讼案件爆炸式增长。这其中,大多数有违已知科学常识的诉讼案件都被法院即刻驳回,比如对在特定场合(如公共交通工具中)戴口罩义务的质疑。而“存在争议”的诉讼大多来自商家,商业和非盈利机构。以柏林为例,据rbb近日的报道,现在柏林行政法院正在处理中的约100项加急诉讼大多来自饭店,四分之一的来自体育,文化场馆,健身房,酒店,老人院或者纹身店。

柏林纽克伦区随处可见的社区新冠帮扶指南。当然,这些抗疫后方的补偿,救助方案的存在并不能说明他们一定被相关部门高效的执行,也不能说明他们是解决因新冠受损的民众的困难的最佳方案。社会救助对个体和小群体的影响总是难以即刻生效,也难用一个或者两个单一指标来评估。不过,就我身边的朋友,以及询问到楼下便利店和快餐店的老板的感受来看,这些法-官-民互动的程序和成果方案所表达的价值理性确实合乎大众所信仰的社会价值:在危机时刻也要捍卫民主基本秩序,维护个体人格尊严,自由发展和表达的权力。据rbb的报道,柏林和布兰登堡州2020年10月统计的的破产申请案例数目均比去年同期有所降低,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政策和法律降低企业担受经济风险的成效。

10月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抵达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准备出席欧盟特别峰会。 新华社 图回到抗疫成败这个问题上,我想,应该客观看待各国政府在抗疫“前”“后”战场的综合表现。从“感染人数”这一单一的维度来看,德国“前线”的表现确实欠佳,和漂亮的“清零”指标相去甚远。但是对于这个从纳粹沉重的阴影中走出来,小心翼翼构建多元民主社会的国家,政府只有坚守以《基本法》为原则,一步一回首的“有限操作”才能民众对政府的基本信任,巩固住高度差异化的个体在德国社会生存下去、与他人交往的价值层面的安全感。同时,在相对隐蔽的抗疫“后场”,德国联邦和州政府守住了《基本法》对政府维护社会经济正义的基本要求,通过及时出台的法条和补偿方案来调度社会和经济资源,照顾到了在封锁期间生存风险激增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