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東昇

编辑丨雪梨王

社交平台上从来不缺网红打卡地。

闽南人的朋友圈里，一个叫“正兴新来福小镇”的地方，最近被冠以“小景德镇”的名号。游客们举着手机，对准那些嵌在灰砖墙里的青花瓷碗、老木雕上的残缺纹路拍个没完。他们给这里贴上“复古”“小众”的标签，形容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用碎瓷片、旧瓦罐和老条石堆叠出来的闽南旧梦。

没人想得到，这些铺在脚下的石头，正拉着整个小镇站在刑事审判的门槛上。

八年前，小镇开发初期，土地平整的施工队挖开地表，意外发现沉睡千万年的花岗岩。在正兴集团旗下的开发商兴源公司眼中，清理这些花岗岩，是保住项目、抢回工期的必经之路。属地政府曾为此四度召开会议，出具会议纪要，企业按照纪要处置了部分石头，还缴纳了3200多万元的矿业权收益。

在他们的认知里，这些红公章文件是合规凭证。

但石头的事并未就此了结。最终，正兴集团包括创始人赖建辉在内，共有多人被推上了非法采矿罪的被告席。

作为闽南商界风云一时的实业巨头，赖建辉曾跻身胡润百富榜。然而，在这些意外撞上的“石头”面前，过往的荣耀并没能成为他的护身符。

2025年11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指控该企业非法采矿价值达2.58亿元。随后一个月，部分关联被告人率先受审，赖建辉目前仍在等待最终裁决。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2026年3月12日，辩护律师向法院递交了一份现场勘验申请书。申请书里勾勒出小镇的现状：养生村已建成五幢高层住宅楼，其中两幢已于2022年春节正式入住；综合商业体和中医街也已建成投用，成为当地一处网红打卡地。



正兴新来福小镇。

更核心的证据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申请书提到，现场可见大量施工中清理出的砂石，用于挡土墙、江堤等项目自身建设。辩护方请求法院组织控、辩、审三方进行现场勘验。他们想证明一个事实：按照《矿产资源法》及自然资源部的规定，这些被用于项目自身建设的砂石属于“自产自用”，“该部分不属于非法采矿”。截至发稿，该申请没有得到答复。

法庭之外，一场关于法律边界的讨论也在发酵。2026年2月底，律师斯伟江与吴布达将一份17页的备案审查建议书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法工委。建议书直指最高法、最高检2016年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他们看来，该解释中“无证采矿即犯罪”的条款，与2024年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中“采矿权豁免”的规定存在冲突，也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一种悖论：企业依规经营、信赖政府指令，却可能滑入刑事追诉的漩涡。

兴源公司的遭遇，是这份建议书中最令人唏嘘的样本。一旦罪名成立，这艘承载着7000余人生计的航船，或将随之倾覆。

意外的花岗岩

福建漳州，华安经济开发区的红土丘陵上，赖建辉原本构思的是一幅老有所依的图景。

彼时的正兴集团已经是公认的行业领军企业。实控人赖建辉，福建平和县人，2008年便跻身胡润百富榜。其创办的正兴车轮集团，是亚洲最大车轮企业，2011年成功登陆纽交所。此后，赖建辉跨界布局，创办了三所全日制学校、两所综合医院。

“正兴新来福小镇”是其蓝图中的关键一子。2011年9月，正兴集团旗下的兴源公司以6270.795万元，竞得这片418.05亩的商住用地。

但踏勘现场时，浪漫的蓝图被残酷的现实击碎：项目负责人发现，这并非净地，而是一片高低落差近20米的丘陵山地，地表散落着数百座坟墓，成片果树扎根其间。地块以“毛地”交付，也就是说，开发商需要自行完成“三通一平”。



兴源公司当年便是在这类地形上施工。

历经五年迁坟、补偿等前期工作后，2016年下半年，土地终于具备平整条件。

2017年6月，施工队进场。挖掘机的铁铲切入地表的瞬间，刺耳的金属撞击声打破了宁静。施工队起初以为只是零星孤石，深挖后才发现，地下竟是一整块质地坚硬的花岗岩山体，品质远超普通建筑石料，常规设备根本无力推进。

更棘手的是，花岗岩分布不规则，使得地块高低落差进一步加剧。若不彻底清理，无法进行基础的打桩。而若该地块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投资量，将面临被政府收回的风险。

习惯了在商海中逢山开路的赖建辉，面对坚硬的岩石，下达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地块，推进建设。”

但这块“硬骨头”远比想象中棘手。施工队先后尝试爆破与人工清理，前者成本高昂且存在安全隐患，后者效率低下，根本赶不上工期。随着挖掘深入，石料如潮水般涌出，堆积如山的残石占据了每一寸施工通道。到2018年初，堆积的花岗岩已达14.95万立方米——足以填满70个标准游泳池。



施工期间挖出的花岗岩。

“一开始还能自用，用于项目地基和道路建设。”项目负责人回忆，可石头越堆越多，整个施工现场被挤占，车辆无法通行，后续工程完全停滞。

土地所工作人员随后的提醒，让原本只顾施工的兴源公司放慢了节奏。他们被明确告知，平整石块需先行报批，不能擅自继续。此时公司才发觉，这些意外挖出的岩体，其性质已超出了“工程废料”的范畴，触及了矿产资源管理的专业红线。

四道“通行证”

为了让石头“合法化”，兴源公司表现出了极高的合规意愿。

2018年3月14日，公司正式向华安县人民政府提交报告，详细说明土地平整中的难题，申请批准清理孤石与石块，承诺清理出的石块“自产自用，绝不外售”。

这份报告得到了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副县长罗永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明确同意企业的清理申请，并重申“石块仅限项目自用，不得对外销售”。

这份会议纪要，成了企业拿到的第一份官方“通行证”。



2018年，兴源公司给政府的报告。

但现实很快打破了“自产自用”的约定。石头数量早已远超项目建设所需，而随着雨季滑坡风险加大，堆积如山的石块必须寻找出路。2018年7月16日，兴源公司再次向县政府申请，恳请协调解决剩余石块的处置问题。

2018年10月19日，华安县政府召开第七次常务会议，专门研究该地块花岗岩的综合利用问题。会议采信了福建省闽东南地质大队的勘测结果，以及湖北华诚地矿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认定该花岗岩采矿权出让收益为70.26万元——最终决定“以200万元出让该地块内花岗岩采矿权”。

“我们完全按照政府要求执行，2018年11月就足额缴清了200万元。”兴源公司项目负责人展示的凭证显示，收费方为华安县矿产资源管理站，收入项目为“采矿权出让收益（华安县）”。在兴源公司看来，困扰许久的难题终于得到缓解，他们开始对外处置多余的花岗岩。



2018年，华安县政府的会议纪要。

此后的故事，似乎进入了一个“发现问题—政府开会—企业缴费”的循环。

2019年4月，因开采量超出预期，县政府再次开会，决定按县自然资源局提出的618万元标准，向兴源公司征收新增部分的矿业权出让收益，以“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

企业没有异议，很快上缴了618万元。兴源公司负责人表示，对于剩余未处置的石头，他们按要求交由镇政府拍卖，所得收益扣除必要费用后，全部归镇政府所有。

此后，企业拆除了采区全部设备，回填矿坑，完成整改。2021年1月7日，漳州市自然资源局会同市水利局验收后，确认“整改措施落实到位，整改目标完成”。而随着项目分期建设推进，新的地块平整中，仍不断挖出花岗岩。

2021年，县政府再次批复处置方案；2022年5月10日，县政府批复同意剩余砂石资源以拍卖方式出让，底价2438.666万元；一个月后，兴源公司以2439.666万元竞得该资源，并与县自然资源局签订转让合同，约定工期8个月。

四年间，华安县政府先后四次以会议纪要或批复的形式，对花岗岩处置工作进行规范和许可，企业累计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及相关费用超3200万元。



兴源公司处置花岗岩后，向政府缴纳的费用凭证。

兴源公司负责人记得，那段时间，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到现场检查指导，但从未有人要求办理《采矿许可证》，“我们公司创办40年来从未涉足过矿行业，沾点儿边的都没有过。所以对什么是矿，根本没概念。现场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汇报给当地政府，政府指导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所以我们从未意识到会有任何问题。而且商住用地根本就不可能办采矿证，到哪里都办不了。”

2023年12月，有群众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举报，称正兴集团以开发房地产为由，在华安县丰山镇红岩村违规采矿采石、排废水等问题时，华安县政府还正式反馈说，“华安兴源房地产建设项目在土石平整中产生的砂石资源系合法处置”，并列举了40个关联证据，佐证所有操作“均在县政府指引下依法依规进行”。

彼时的兴源公司以为，在政府的层层背书下，他们已经安全靠岸。实际上，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邻县悄然酝酿。



风暴

2024年9月26日，平静被彻底打破。

与华安县相邻的漳州市南靖县公安局，突然对负责该地块花岗岩开采的林某滨、负责销售的冯某影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由是涉嫌“非法采矿罪”。

这场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正兴集团。先是兴源公司多名高管被从家中或办公室带走，2024年10月27日，实控人赖建辉被抓获。案件最终牵扯58人，涵盖兴源公司高管、员工、施工团队、合作方等。

“完全蒙了。我们一直按政府要求做事，所有手续都齐全，本以为只是去说清楚情况。”一位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兴源公司高管向《凤凰周刊》回忆。

起诉书指控的核心事实为：2018年7月至2023年年底，被告单位兴源公司及实控人赖建辉、冯学影等人，在未办理采矿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在项目地开采、销售花岗岩，价值共计2.58亿余元。其中，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非法开采销售价值1.71亿余元；2021年至2023年12月，非法开采销售价值8684万余元。起诉书特别提及，公司为了采石，甚至拆除了三栋已完成框架结构的在建别墅。

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赖建辉于2024年10月28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25年1月19日取保候审，同年8月21日被南靖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25年11月28日，检察院向南靖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涉案款101349356元暂扣于南靖县公安局。

在南靖县检察院看来，兴源公司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违反了矿产资源法的规定。而作为公司的实控人，赖建辉被认定为直接负责。检方认为，该行为已触犯刑法中关于非法采矿罪的条款，事实清晰、证据充分，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正兴集团实控人赖建辉。

这一指控，让企业感到荒诞。

“起诉书完全忽略了政府的四次会议纪要和相关批复，只片面强调‘未办理采矿许可证’。”公司负责人解释说，当时拆除别墅，则是因为2018年8月，漳州市政府划定了生态保护蓝线，该蓝线直接穿过项目商住用地。那三栋别墅，有两栋位于蓝线内，按规定必须拆除——此事与非法采矿毫无关联。

关于此案，当年参与处理过此事的华安县自然资源局前局长回复《凤凰周刊》记者称：“一切按司法程序走吧！”负责审理该案的南靖县法院工作人员则在3月16日表示，赖建辉的案子还没确定开庭日期，目前也不便说什么。

罪与非罪

如何精准界定“合法工程附随行为”与“非法采矿”的边界，已成为当前矿产资源刑事司法领域的重大法律争议点。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年11月11日发布的《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典型案例》之“案例四：山东省沂南县邬某某、任某某非法采矿不起诉案”，为该争议划定了清晰的无罪边界。检察机关明确认定，基于合法工程施工需求、不以非法获取矿石资源为目的的采挖行为，不具备非法采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这起极具标杆意义的案例，触及了当前司法实践的核心命题：工程附随行为是否具备刑事违法性？



当年的施工现场。

2025年11月10日，安徽省某县一家企业接到不起诉决定书，这场历时近两年的非法采矿案正式落幕——该企业在废矿坑生态修复过程中，超设计方案采挖土石料并对外销售，最终因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观目的难以认定，被检察机关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正兴集团的遭遇也并非孤例，现实中，同样是采挖砂石并进行处置，不同案件的结局却天差地别，核心就在于是否准确区分了工程附随行为与非法采矿的本质界限。

“核心是要区分工程附随行为与非法采矿的本质差异。很多案件的争议，都源于把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甚至不一定违反行政法）和刑事犯罪混为一谈。”一位不愿具名的前县级自然资源局局长直言，企业通过合法程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开挖砂石土方是土地开发的必要组成部分，工程施工中产生的砂石本质上是工程附属产物，无论后续如何处置，都不能脱离施工目的孤立评价——这也是矿产资源监管中区分合法施工与非法采矿的核心标尺。该表述精准契合行政法与刑法的区分原则——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存在质的区别，只有当行政违法行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而且完全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时，才能被认定为刑事犯罪。经查询，近年来类似的无罪或不起诉案件正逐步增多。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在《非法采矿罪的关键问题》中，也表达了类似忧虑。他指出，司法实务中存在“仅根据行政违法认定非法采矿罪的冲动”，这种倾向亟须纠正；非法采矿罪的保护法益是矿产资源及其合理利用，以及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所有权，单纯侵害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或管理秩序的行为，难以构成本罪。

在上述前局长看来，非法采矿罪的核心主观构成要件是“以采矿为目的”；而工程施工的初衷是土地开发、生态修复等合法用途，采挖砂石只是工程实施的必要环节，二者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他进一步补充，工程附随采挖与非法采矿的主观意图，可通过采挖范围、方量、砂石用途等客观事实综合判断，这一区分逻辑完全符合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也是基层执法中应当坚守的核心标准。

关于工程（含生态修复）产生的剩余砂石处置问题，自然资源部及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出台了大量规范性文件，其中自然资源部2023年发布的《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57号，以下简称“57号文”），是该前局长反复提及的核心依据。

他指出，该通知系自然资源部依法履行矿产资源管理职责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具有明确的行政管理效力，是基层开展砂石监管、区分合法处置与非法销售的重要遵循，其中明确规定，“自然资源部门批准的建设项目用地（不含临时用地）范围内，因工程施工产生的砂石料可直接用于该工程建设，不办理采矿许可证。”

这一规则，既贴合基层工程施工实际，也已在上述司法判例中得到充分印证。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所有工程背景下的采砂行为都能免除刑事责任。无论是否以“工程”为幌子，只要行为本质是以采矿为目的、超出工程必要范围，且符合非法采矿罪主客观构成要件的，均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位前局长看来，这说明，法律保护的是真诚的工程建设行为，而非披着“施工”外衣、以资源掠夺为目的的非法采矿行为。

“类似非法采矿案件，关键看两点：是否超出工程必要范围，是否以采矿为主要目的。”他结合基层执法中遇到的典型案例进一步补充，比如有些主体以“免费清运垃圾”为幌子，实际专门采挖河道砂石并销售牟利，经穿透式审查查明其真实目的为采矿营利的，应当认定为非法采矿。

而在司法实践中，相关政策的演变也对案件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57号文将工程砂石管理从“事前许可”转向“事后监管”，明确工程自用砂石无需办理采矿许可证，剩余砂石由政府平台统一处置，这是对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优化完善。而202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无需取得采矿权：……（二）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在批准的作业区域和建设工期内，因施工需要采挖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黏土。”若企业基于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引导处置工程剩余砂石，即便未通过政府平台处置，依照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也不构成非法处置。

“即便案件发生在新法实施前，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刑法原则，也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上述前局长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是，部分办案机关仍停留在“无证即非法”的旧思维中，忽视了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演变与司法裁判逻辑的更新，也脱离了基层工程施工与砂石监管的实际情况，这也是导致部分案件定性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他看来，许多相关争议的根源，其实在于一种逻辑的“倒置”——人们往往因为看到砂石被销售获利的结果，就反推采挖行为本身构成犯罪。他强调，非法采矿罪规制的是前端的采挖行为，销售只是采挖后的处置环节，不能以销售获利的结果，倒推采挖行为本身具有非法性。

这一观点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案例的裁判要旨高度一致，即刑法评价的核心是开采行为本身，流通环节的相关问题，并非刑法所规制的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若工程剩余砂石开采出来后，未通过政府平台销售，是否可以对相关主体进行行政处罚？上述前局长表示，目前仅在自然资源部的规范性文件中有相关原则性规定，缺乏明确的上位法律依据，这一问题有待立法部门进一步明确细化。



兴源公司通过拍卖形式，处置花岗岩。

有曾经办理过类似案件的律师表示，此类案件中，部分办案机关存在思维定势，习惯用简单的事实判断推导结论，不愿深入研究行政管理政策的演变，也缺乏向行政管理部门求证相关专业问题、接受相关知识指导的意愿，这也是导致部分案件定性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

周光权教授还强调了“违法性认识”在非法采矿罪认定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若行为人相当长时期内的采矿行为，都是在地方政府的指令、安排或委托下实施的，就应当认定其没有认识到，也不可能认识到该开采行为是刑法所禁止的，对此应当作出无罪判断。根据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该观点既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也充分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

“不能把非法采矿罪当成‘口袋罪’。”上述前局长强调，否则会让本分经营的企业家无所适从，也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更与基层矿产资源监管“宽严相济、精准执法”的导向相悖。

漫长的等待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北环城路1608号，正兴集团总部。

作为漳州的龙头民营企业，企业现有员工7000余人，旗下三所学校在校生约1.2万人，两所综合医院年接诊量超百万人次，养老机构在院老人超1000人。

赖建辉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这座庞大的商业帝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震荡。

一位中层管理人员透露，案件侦查期间，谣言满天飞，都说公司要倒闭了。不少重要岗位的员工提出辞职，核心客户也开始担忧合作的稳定性。“我们配套的都是大型国企，竞争对手趁机散布‘正兴老板要被判刑’的消息，不少订单被抢走。”

为了稳住局面，取保候审后，赖建辉第一时间召开全集团会议，将案件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老板很坦诚，把所有政府文件、缴费凭证都展示给大家，告诉我们公司是合法经营，会积极应诉。”参与会议的人员回忆，这种坦诚暂时稳住了军心，但毕竟尘埃尚未落定，每个人都在担心最终的判决。



赖建辉等人被指居的地方。

而风暴中心的“正兴新来福小镇”，如今已是当地的网红打卡地。

7栋30层的高层住宅中，两栋已交付入住；曾经堆积如山的花岗岩地块，如今成了小区绿地。水池波光粼粼，业主们在夕阳下散步。谁也无法从这片祥和中，读出那场涉及2.58亿元、关乎58人命运的刑事较量。

2025年12月，关联案件已在南靖县法院开庭。而关于赖建辉的审判，依然悬而未决。一旦罪名成立，他将面临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据斯伟江透露，他们的建议书寄出后，次日便被签收。截至发稿前，尚未收到回复。

赖建辉和他的7000名员工还在等待——这场由石头引发的劫难，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