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个有条理的人吗？”

“你常常迟到吗？”

“你在读书或写作时，会不会很容易走神？”

问题很普通，回答却未必轻松。对一些欧美大学的学生来说，这类学习障碍筛查问卷背后，连着一套“不普通”的安排：多出25%的考试时间、更安静的考场，乃至课堂、作业与住宿层面的便利措施。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顶尖学校里，进入这套支持体系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多。外媒援引的数据显示，在布朗和哈佛，登记为残障的本科生都已超过20%；在阿默斯特学院，这个比例约为34%；斯坦福比例最高，约为38%。

而这种变化也不只发生在美国。英国高校里，申报残障的学生比例在2008到2023年间翻了一倍；在牛津和剑桥，比例从5%飙升至20%左右。

换句话说，最擅长筛选学业优异者的学校，如今也拥有极高比例的，在学习上存在某种学习障碍、需要额外支持的学生。

这些数字之所以引发争论，不只因为它在快速上升，更因为它落在了精英教育的语境里。

钻空子？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大学考试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一间教室，一叠答卷，统一的时间开始，也统一地结束。监考老师盯着钟表，提醒几次剩余时间，考试就算完成。

但在越来越多的欧美大学里，这种场景开始消失。

同一场期末考试常常被拆成几个版本：有人留在原教室，有人被安排到低干扰考场；有人按标准时间交卷，有人可以多写十多分钟。考试本身未必更难，规则却更复杂了。

最先感到措手不及的，是老师。

在密歇根大学，学校为获得官方残障认定的学生设立了专门的考试中心，但在期末周里，这些考场经常一位难求，教师不得不临时找教室、配监考、补人手。芝加哥大学有教授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如今真正安静的地方反而是普通教室，那些原本为“低干扰”而设立的考场，因为使用人数太多，已经不那么低干扰了。

这些变化，不只是几位教师的抱怨：在不少大学，考试安排不再只是教学事务的一部分，而是与一整套“残障支持体系”紧密相连。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校园里的“合理便利”，并不需要太多解释。它对应的往往是更传统、也更典型的学习障碍：通常在童年就已显现，长期影响阅读、写作或数学等学业技能的习得，甚至会连累学生无法顺利完成中学学业。

变化发生在近十多年里。越来越多进入顶尖大学的学生开始以注意力、执行功能、情绪与压力相关的困扰进入支持体系，“便利”的边界开始被重新划定。

特别是ADHD这类情况，它的争议点从来不在于“有没有这个问题”，而在于：问题要严重到什么程度，才算对学业功能构成了需要被制度性照顾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欧美高校，便利措施要通过残障支持办公室审核，但不同学校对材料细则的要求并不一致，流程也不总是透明，这让“同一门课为什么会出现两套考试条件”变得更难被一句话解释清楚。

这使得精英校园里本就紧绷的竞争神经，变得更为敏感。差一点的绩点、一次考试里的几分钟，都可能被想象成“差很多”。

今年30岁，从哈佛毕业的Lindell告诉南风窗，哈佛的学生当然聪明，但顶尖学校真正筛选出的，未必只是智力，更是一种“在制度里取胜”的能力。上面的人制定规则，有时合理、有时荒唐，但学生会像“玩桌游一样把规则拆开”，以求选择达到最优。

他说，如果有一套流程存在：只要你时常觉得疲惫、注意力难以集中，就可以去做评估，开药，填表，最后换来更多考试时间，那么学生群体很容易分成两类：一类是嫌麻烦，相信自己不靠这些也能拿到A；另一类会认真研究如何利用这条路径。

在这一背景下，关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借残障支持体系钻空子的讨论，也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怀疑并非空穴来风。

2019年，《华尔街日报》曾分析发现，在纽约郊区名校Scarsdale High School，大约五分之一的学生被认为有残障，并有资格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使用便利措施，这一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更极端的例子，来自2019年美国司法部公开起诉的Varsity Blues招生舞弊案。调查披露，确实存在富裕家庭通过不当方式获取“学习障碍”相关证明，借此在SAT、ACT等考试（相当于美国“高考”）中争取额外时间。

问题开始浮现

如果把视野从个别学校和极端事件中移开，放回到更大的高等教育图景，另一组事实会浮出水面。美国全国层面的数据显示，大约五分之一的本科生自我认定或被认定存在某种残障状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与注意力、情绪或心理健康有关。

这在顶尖院校更引人注目。2024年，哈佛大学21%的本科生获得了残疾便利措施。过去十年，这比例增长了15%。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等顶尖学府，也保持着基本持平的残障水平。有些高校的数据格外显著，如斯坦福大学有38%的学生登记为残障人士，阿默斯特学院则有34%。

而根据美国教育部数据，2011-12学年，残疾本科生比例只有 11%。

类似趋势不局限于美国。英国牛津大学的报告指出，2017/18 学年至 2022/23 学年期间，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等特定学习障碍的学生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1091人增至1935人，残疾占比提升至28%。

牛津大学表示，该校致力于为残障学生营造一个受欢迎的环境。

美国高等教育与残疾协会（AHEAD）在回应相关报道时强调，便利措施的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滥用。它也可能意味着更多人终于被识别出来，更多服务被建起来，以及校园心理健康困境更普遍地浮上台面。

近几年，在 Reddit等论坛上，这种“浮上来”的过程几乎是可见的。发帖的人有时是学生，有时是家长：高中时一路优秀，到了大学却像突然失灵，作业拖延、上课吃力，甚至第一次面对挂科。

与此同时，一个更不显眼但更关键的变化也在发生：医学与教育系统对“功能影响”的描述语言正在移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将判断重点从强调“临床显著损害”，转向症状是否会“干扰或降低”社会、学业或职业功能质量，并更明确覆盖青少年与成人群体。

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进步，也意味着边界更依赖解释，更依赖证据，更容易被公众拿来争论。

社会需要看的是，很多学生是在进入大学后，才第一次被识别出需要支持的学习或心理状况。还有一些人，在中小学阶段靠硬撑、模仿、过度自律“勉强通过”，直到更高强度的学业环境里，困难才以更具体的方式显形。

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同一套制度，既可能被少数人策略性利用，也可能是大量此前被忽视的学生，第一次被纳入支持体系。

在驳斥“钻空子”的人看来，贫富差距确实会影响谁更容易获得诊断、评估和文件支持。但这种差距首先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而不是便利措施本身的问题。换句话说，值得追问的也许不是“是否给了太多人支持”，而是“为什么仍有那么多人拿不到支持”。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拥有一套解释自身困难的语言。

在社交媒体上，关于ADHD、焦虑、自闭谱系的内容并不罕见。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会公开提及自己的诊断或长期困扰，分享应对方法与求助路径。它们不再只是医学论文里的术语，而被用来描述拖延、分心、过度思考、情绪耗竭这些日常体验。

对一些学生来说，这并不是为了争取额外时间，而是为了摆脱一种更早、更模糊的自我怀疑：不是“我是不是不够努力”，而是“我的运作方式可能本来就和别人不一样”。

这种变化很难简单用“投机”概括。它更像是一种迟到的公共语言。

只是，语言的出现并不会自动解决问题。支持体系仍在扩张，标准仍在摸索，质疑也仍在持续。更重要的是，在许多高校里，制度最终能抓住的，常常仍是一份标准化的诊断与文件。

大学教育危机

对一些大学老师来说，便利措施扩张之后，最难适应的并不是多安排几间考场，而是一个更老也更尖锐的问题：考试到底在衡量什么，教学又该把学生带向哪里。

“我能理解这些学生为什么需要支持，”芝加哥大学物理学教授Juan Collar说，“但当时间本身就是考试要评估的能力之一时，我很难忽视这种分裂感。”

他形容，课堂像被悄悄拨成了两种节奏。一部分学生在既定时间里完成任务，另一部分则在被延长的时间里被评估。对老师而言，变化不只发生在考场，也发生在分数的含义里。

布朗大学认知科学教授Steven Sloman直言，如果成绩不再能反映学生在现实约束下的表现，它的功能就会被稀释。“等他们离开校园，进入更少保护的环境，这种落差迟早会显现出来，”他说。

让这种担忧变得更尖锐的，是另一层压力。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显示，中学生数学水平显著低于十年前，疫情后更是回落更明显，在基础学力下行的趋势里，老师对“评估是否仍能区分能力”变得格外敏感。

但比评分本身更让一些教师不安的，是学生对困难的理解方式正在变化。乔治亚大学Regents学习障碍中心主任WillLindstrom注意到，近几年增长最快的一类来访者，是已经在网络、自我测评和社交平台上形成初步判断的学生。

“很多学生走进来时，已经非常确信答案是什么，”他说，“这几乎已经成了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ADHD这类疾病的相关症状，但未必会深受影响。

对老师来说，这带来的并不是简单的立场选择。一方面，他们不愿否认学生真实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思考，教育是否正在失去区分两件事的能力：一件是确实需要支持的障碍，另一件是本就属于学习过程的艰难。

这种张力并不只存在于教师一端。记者Noor Qurashi在牛津读书时，也曾反复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她写道，她很难把想法顺畅地写下来，阅读也常常跟不上。一度，她把这些体验理解为注意力不足。如果当时去参加学校的学习困难筛查，她几乎可以确定，自己会“符合条件”。

但她最终没有。多年后回看，那段经历在她心里有了另一种解释——“看的书太无聊了”。

这并不是在否认病理信号，而是更像一种提醒：当她无法集中注意力时，答案不一定只能回到“我身上出了故障”。有时，它也可能与内容本身、方法本身，甚至与那套把阅读与表达变成竞速赛的节奏有关。

人们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更隐蔽的风险：当诊断语言过早成为解释入口，它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替一个人的能力画出边界。学生学会更快地解释自己的困难，却未必有更多机会去探索，困难是否会随兴趣、经验与策略的变化而发生转移。

更重要的是，当大学越来越依赖诊断来为学生提供支持时，教育是否正在回避一个更不舒服的问题：课程的密度、考核的节奏，以及竞争本身，是否正在制造本不必然存在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