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鸣版面，费加罗报刊登了法国汉学家、哲学家罗曼·格拉齐亚尼在其新作“法律与数字”的观点。格拉齐亚尼在这篇观点中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源头，揭示了习近平治国理念中深厚的“君主制”思想根基及其通过技术手段控制社会的意图。

格拉齐亚尼指出，中美两国当前均实行“以数字治理”为核心的政治管理方式，将现实世界量化为可测量的数据，从而实现对社会的精准控制。习近平的中国采取的是高度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具备长期战略优势：无明显反对力量制衡，且美国的施压为其要求民众牺牲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相比之下，美国总统受制于选民和经济精英，必须较快对内外压力做出回应。

格拉齐亚尼认为，中国自战国时期起，便以数字化管理社会资源和人口，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技术官僚体系，强调通过对人性的“恐惧与贪婪”操控实现社会治理。他认为，习近平继承并强化了这一传统，尤其引用法家代表韩非的思想，主张权力必须高度统一、不可分割，党权至上，反对权力分立，重新确立了中国政治思想中的“君主制”特征。这与西方强调权力制衡与自由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

在中国的法治观念上，格拉齐亚尼认为，中国的法律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法律”（lex），而更强调效率、秩序与服从。尽管近现代有推动宪政与民主的思想流派，但均未能根本动摇皇权和集权体制。中国历史上也非完全被动，历代都有频繁的大规模民变，显示出民众的反抗精神，但反对力量难以形成持久的制度化变革。

格拉齐亚尼指出，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中对权力“非人格化”的追求，与现代中国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进行社会监控的趋势相契合。两千年前，法家便倡导通过技术手段替代人力监控，实现自动化治理。今日的数字化监控和“无警察警察局”、机器人辅助司法等技术应用，正是这一理念的现代延续。

格拉齐亚尼的观点是，由于缺乏隐私保护法律和相应的制衡机制，中国社会对人工智能治理的接受度较高，官方也积极推动相关法律体系建设。公众在这种“以数字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中，普遍认为比依赖个人领导人的随性更为可靠和高效。

他总结认为，从古至今，监控权力是中国政治的核心。最初，君主受“天命”约束，需展现德行以维持统治，但随着法家思想兴起，权力重心转向对官僚和民众的严密监管。尽管监控技术不断进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实质上未发生根本改变。

格拉齐亚尼还提醒，尽管中国模式看似独特，但西方社会同样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数字化管理和算法治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