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澳大利亚政坛围绕一项核心税收政策的讨论持续升温。有报道称，该国一项每年耗费230亿澳元财政收入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或将迎来全面改革，并有望成为今年联邦预算的核心举措。尽管相关传闻已发酵多日，澳政府高级官员始终未明确排除调整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与民众的猜测。

在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的领导下，工党政府此前一直回避对资本利得税折扣“动刀”。原因在于，工党曾在2019年联邦大选中提出削减该优惠，但最终遭遇明显挫败，此后相关议题长期被视为政治敏感区。

但当前澳大利亚的多重现实困境，让这项争议政策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一方面，房价高企导致年轻人越来越难以负担住房，住房可负担性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联邦预算深陷结构性赤字，政府亟需开辟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以扭转困局。

与此同时，财政部长吉姆·查默斯（Jim Chalmers）多次公开表示，必须着力弥合澳大利亚日益扩大的代际鸿沟。种种因素叠加，使得资本利得税优惠的改革可能性大幅提升，外界普遍预计相关调整或在未来数月落地。

为何这一议题再次升温？

事实上，资本利得税折扣几乎每隔数年就会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就在2024年底，已有报道称政府曾要求财政部研究该政策的改革方案。

此次讨论再度升温，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推动。其一，由绿党主导的参议院调查正在审查资本利得税相关安排。该调查已收到数十份社会意见，并计划于下月提交报告。其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率先披露相关消息，称政府正在认真考虑对资本利得税折扣进行调整，引发广泛关注。

在此之前，工党全国秘书长保罗·埃里克森（Paul Erickson）（工党近两次大选胜利的重要策划者）公开表示，今年5月12日公布的联邦预算将包含“重要且具有雄心的改革内容”。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改革信号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相关猜测，多名工党高层并未作出明确否认。

2024年10月，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Richard Marles）被问及是否排除调整该优惠政策时，曾明确表态：“我刚刚已经这么做了。而且不仅是我这么说，总理也已经明确表态。”但在昨日早间，当他再次被问及资本利得税相关问题时，表述却明显缓和：“我们在住房政策上的立场清晰明确，未曾改变；围绕住房的税收安排立场同样未变。澳大利亚必须增加住房供应，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

为什么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如此具有争议性？

资本利得税优惠之所以争议巨大，核心在于其与澳大利亚民众最关心的住房问题深度绑定。与负扣税政策类似，这项优惠为房产投资者提供了丰厚的税收激励，但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住房可负担性持续恶化，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难以进入房产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利益反差。

该政策由霍华德政府于1999年推出，规定投资者在持有资产满一年后出售，仅需对一半的资本收益缴税。虽然该优惠适用于所有资产类型，但其实施期间恰逢房价快速上涨，因此在房地产领域的影响尤为突出。

过去30年中，许多澳大利亚人从这一政策中受益，使其在选民中拥有一定支持基础。而削减相关优惠，也被普遍认为是工党在2019年选举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从财政角度看，这项优惠每年给政府带来的税收损失约为230亿澳元，且预计仍将持续增长。在联邦预算长期处于赤字的背景下，如何寻找新的财政收入来源，成为政府面临的现实问题。

2024年初，议会预算办公室应独立参议员杰奎·兰比（Jacqui Lambie）的要求，对削减房地产领域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的五种方案进行了测算。这些方案均包含“祖父条款”，即对现有投资者不追溯适用新政策。

测算结果显示，相关改革在未来10年内可为联邦预算节省约156亿至599亿澳元，同时有助于改善住房可负担性。

多位知名经济学家也公开支持对资本利得税折扣进行改革，包括前财政部秘书肯·亨利（Ken Henry）、经济学家索尔·埃斯莱克（Saul Eslake）和理查德·霍尔登（Richard Holden）等。

从议会格局来看，若政府决定推进针对投资性房产的资本利得税折扣改革，立法阻力相对有限。

工党在众议院占据优势席位，而在参议院，只需获得长期主张削减房产税收优惠的绿党支持，相关法案便有望通过。此外，多名独立参议员也被认为可能支持改革。

独立参议员戴维·波科克（David Pocock）近日表示，对投资性房产的资本利得税折扣进行理性改革，有助于激励新增住房供应。尽管他也指出，这一措施无法单独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但“将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