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的Annie不仅要对抗转移性乳腺癌，还要在生命终点与制度博弈。当她向所住的宗教背景养老院申请自愿辅助死亡（VAD）时，院方竟要求卧床不起、移动需依赖吊架的她去院外接受评估。

在医生和女儿Charlotte的据理力争下，Annie最终才获准在院内走完生命最后一程。Charlotte回忆道：“我们不得不强迫院方表态，他们表现得不知所措，且极力避嫌，不希望设施内其他人知晓此事。”

这个令人唏嘘的故事，被收录进倡议组织Go Gentle Australia周二发布的《2026年自愿辅助死亡现状报告》中。

部分病人在尝试申请自愿辅助死亡时，仍面临来自机构的阻碍。(Dan Himbrechts/AAP PHOTOS)

政策落地五年，程序复杂与“人为路障”并存

自2019年维州率先立法以来，自愿辅助死亡法在减轻末期病患痛苦、赋予死亡选择权方面虽显成效，但现实中的重重阻碍依然令申请者倍感煎熬。

报告指出，申请渠道受限、程序繁琐以及大城市以外地区执业医生匮乏，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此外，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和个人的“不配合”，也人为修筑了多道“路障”。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澳洲养老服务质量与安全委员会（Australian Aged Care Quality and Safety Commission）的规定，即使养老院决定不参与该项目，住户依然拥有获得相关服务的法定权利。

然而，《2025年澳洲自愿辅助死亡调查》显示，仍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医疗设施并不支持此项服务。

“拒绝的权利不应成为阻碍的权利”

Go Gentle Australia创始董事Andrew Denton强调，出于良知拒绝参与VAD是法律基石，但这绝不等同于可以阻碍他人行使权利。他批评道，阻碍行为会给临终者及其家属带来严重的痛苦和伤害，这种行为既不道德也违反职业准则，必须得到解决。

针对现状，报告呼吁政府进行多项改革：

为执业医生和医疗机构提供更明确的操作指导。

修改刑法条款，允许通过电子通讯和远程医疗讨论 VAD 事宜。

优化药物发放流程。报告提及，昆州中部一名男子就在等待从布里斯班邮寄处方药的过程中抱憾离世。

申请人数激增，医护劳动力面临挑战

数据显示，2024/25财年，全澳共有3329人通过自愿辅助死亡平静离世，较上一年度大幅增长48%，其中四成申请者来自偏远地区。

Go Gentle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Linda Swan指出，虽然证据显示该政策运行总体平稳，但激增的需求引发了对医疗劳动力可持续性的担忧。据悉，许多医护人员是在牺牲个人休息时间从事相关工作，且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经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