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中美博弈激烈，韩国内部民意极化，中日围绕台湾问题针锋相对，在这些变量的叠加之下，中韩关系乃至东北亚局势的未来，并不如李在明和习近平的自拍照那么清晰。https://t.co/qATgs8cocn

— BBC News 中文 (@bbcchinese) January 8, 2026

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走在纽约寒风中等待未知的审判之时，地球另一端的北京，正上演着一场截然不同的政治戏码。

1月5日，韩国总统时隔六年再次踏上中国土地，而上一次国事访问更要追溯至2017年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碧辉煌的金色大厅内，会晤甫一结束，李在明便举起手机，热情邀请身旁的习近平主席夫妇一同入镜。两对夫妇在镜头前展露笑容——这部格外抢眼的手机，正是两个月前习近平访韩时的赠礼。彼时中方特意强调其采用“韩国产显示屏”，将科技供应链的互嵌，转化为一种具象而微妙的政治符号。

这场“手机外交”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掺杂着一种自嘲式的安全焦虑。早在庆州峰会时，李在明曾打趣问道“通信安全吗？”，习近平则顺势回应“你可以查查有没有后门”。这段轻松互动在社交平台疯传，也以一种玩笑的方式，点破了双方心照不宣的议题——安全边界与战略互信。

饶有趣味的是，马杜罗手中据称也有一台中国手机——来自被美国制裁的华为。他曾多次展示这部折叠屏手机，反复强调“这是习近平送的，美国人黑不进去”，将其视作中委关系“信任与支持”的象征。

随后，李在明在社交平台X上晒出这张自拍，配文“画质不错吧？”，在中文互联网引发一波好感。然而在亲切互动的表象之下，李在明正实施一场精心校准的“战术拥抱”：既要修复对华关系，又不能激怒华盛顿；既要靠近，又要精准控制速度与幅度，以免在东北亚结构性矛盾中丧失回旋空间，最大可能地维持“安美经中”（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和本国的战略利益。

过去一年，中美博弈加剧，韩国经历政治动荡与民意极化，中日围绕台湾问题针锋相对。多重变数叠加下，中韩关系乃至东北亚局势的走向，恐怕并不如这张自拍照那般清晰。

中韩关系：从“不正常”到“正常”

美国西东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汪铮向BBC中文表示，“即便扣除疫情期间客观受限的三年，仅从外交实践的角度看，这么多年未有国家元首访问，也说明中韩关系经历了较多波折与困难。”因此，这次访问可以被视为中韩关系在走向“恢复正常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李在明也承认中韩关系正从“不正常”恢复到“正常”。访华前一天，他在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坦言：“必须承认，近些年来，确实存在一些误解或分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边关系的发展。”

中韩关系此前不仅长期处在低谷，去年更是雪上加霜。

尹锡悦戒严令事件后，其律师在宪法法庭引用假新闻，声称“99名中国人在选管委被捕并承认选举舞弊”，指“中国政府介入韩国选举舞弊”。尽管韩国官方迅速驳斥、选管委报警控告涉事媒体，这一阴谋论仍在保守派中广泛传播。李在明上任后推出对中国团体游客免签，点燃了一些民众的情绪，首尔出现“不要中国”示威，期间甚至有人撕毁中国国旗和习近平肖像。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研究员郝楠此前向BBC中文表示，示威浪潮的直接动因是尹锡悦煽动的“反华阴谋论”，但还须考虑两个结构性因素：“萨德事件”以来的中韩民间对立，以及韩国保守派与进步阵营在对华政策上的深度分裂。

汪铮评论认为，李在明此次访问发生在韩国国内对华负面认知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本身就是一种试图重新平衡双边关系、稳定对华政策方向的政治努力。

虽然带着“破冰”的性质，但专家认为此次访问更多还是双方各自表达立场的契机。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非驻会研究员、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赵晟敏（Sungmin Cho）向BBC中文表示，首尔希望北京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积极作用，北京则期望首尔在对美关系上采取更独立立场。

据韩联社报导，李在明在上海时对媒体表示，他已向习近平提出请求，希望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调停者角色。

“尽管这些期望显然都没有得到满足，但双方可能仍对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感到满意。”赵晟敏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维良向 BBC 中文表示，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向韩国阐述自身立场的机会，尤其是在当前对日摩擦的背景下，北京希望防止韩国在台湾问题上效仿日本。对韩国来说，这次访问“为在尹锡悦总统执政数年之后逐步重启、修复紧张的中韩关系定下了基调。”

但张维良提醒，不应对此访抱有过高期待。由于历史原因，两国目前分别处在亚太地区现行安全架构的对立阵营之中，“他们不会签署那种会限制各自战略自主性的正式文件。”

最终，李在明结束访问，并未与中国签署任何联合声明、公报。

或许正因如此，双方选择了一种更加务实的路径。张维良观察到，“两国打算放慢脚步，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互信，努力在不激怒各自盟友和伙伴的前提下，寻找可以合作的共同点。”因此，在绿色能源等非敏感领域，双方在尽可能多的方面达成谅解备忘录。

此次两国签署的15份文件，重点集中在相对“非敏感”且可操作的领域，包括环境与气候合作（延伸至气候治理、循环经济、碳市场等）、产业园区与供应链稳定（涵盖绿能等产业方向）、交通运输与未来移动、数位技术与ICT对话、新创培育、智慧财产权保护与海关执法合作，以及食品安全与检疫程序等，避开高敏感安全议题。

李在明在北京的“韩中商务论坛”上发言，用高丽时代的国际贸易港“碧澜渡”做比喻，强调“即便在外交紧张与冲突时期，通过碧澜渡的贸易也从未中断”。

张维良认为，李在明希望设法与中国建立起某种新的经济关系，他上任七个月以来，支持率稳步上升。如果继续改善韩国经济，无疑有助于他在国内进一步巩固政治地位。

追求最大灵活性的李在明式外交

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李在明还颇为陌生，但他上任之后，借助APEC峰会试图迅速拉近和改善了与中国、日本、美国的关系。

“韩国的对华政策与美韩同盟紧密交织，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赵晟敏解释，韩国长期面临结构性困境：向中国靠拢可能激怒美国，反之亦然。

对于李在明而言，两位前任就是前车之鉴：文在寅和尹锡悦，与中国或美国走得太近，代价都大得难以承受。

赵晟敏认为，或许是吸取前任教训，“李在明试图通过与两边同时接触来最大化战略灵活性。虽然这种战略从长远来看似乎不可持续，但李在明总统似乎在战术上相当娴熟。”

这种追求“同时性”的特点将李在明政府的外交与其前任区分开来：文在寅政府初期优先恢复与北京的关系，而尹锡悦政府则专注于加强与华盛顿的关系。

“最大灵活性”战略的优势在于，它能帮助韩国避免因过度倒向一方而立即招致的后果——来自美国的惩罚或者来自中国的报复。挑战在于这种战略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侵蚀首尔的可信度。尽管存在这些风险，“最大灵活性”可能是李在明政府唯一可行的选择。

张维良认为，李在明正在尝试一种多向度外交——同时改善与中美日的关系。与前任尹锡悦试图通过反华姿态强化韩美日安全合作截然不同，李在明的逻辑更接近一种务实平衡：韩国是一个相当有外交声量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常常远超其体量，正因如此首尔方面相信，即便嵌入美国安全同盟体系，也不必然意味着必须与中国关系破裂。

这并非天方夜谭：邓小平1978年启动中国改革时，也曾努力重置中国与周边各个国家及全球主要大国的关系，邓小平判断“只有在有利的战略环境下，中国才能进行经济改革”。

这种平衡术的张力，在李在明上任以来的外交轨迹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刚在2025年11月说服特朗普批准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 转身就出现在北京与习近平自拍，并公开表示要扩大中韩在人工智慧领域的经济合作。 张维良认为，李在明展现出的能力恰恰在于：通过精细调整外交策略，在两个处于激烈战略竞争中的大国之间找到韧性空间。

汪铮认为，如何在同盟义务与地区现实之间取得平衡，一直是历届韩国政府试图解决、但成效不一的问题。相比之下，前一届尹锡悦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了较为明显的“向美国一边倒”的取向，并在短时间内大幅强化对日关系。这种做法打破了韩国外交原有的平衡。在这一背景下，李在明试图推动一种更具平衡性的多方向外交，本质上是对韩国国家利益的重新校准。

但是平衡不意味着中立。汪铮提醒，韩国是在承认同盟现实的前提下，努力避免外交过度倾斜，尽可能保持政策弹性和战略回旋空间。在当前高度极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这条道路虽然难度不小，但仍然是韩国最可行、也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外交方向。

中国能否拉拢韩国对日表态？

这次访问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在过去两个月，中韩关系逐渐回暖之时，中日关系却如坠冰窟。

2025年11月庆州峰会上，习近平先后会见了李在明与高市早苗。然而，高市随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表态引发北京强烈反弹。 在北京新一轮外交攻势下，李在明此行被赋予了超越双边范畴的地缘政治意义。

张维良认为，北京如此迅速邀请韩国总统访华，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日台关系升温的焦虑。 中国担心日本的举动会产生示范效应，在其他美国盟友中引发涉台立场的“连锁反应”。 在此语境下，韩国的立场显得格外关键。

韩国也投桃报李，李在明受访时表示尊重“一中原则”，其幕僚也明确表示会“据此行事”。

对此，汪铮认为，李在明在访华前夕已就台湾问题作出过审慎回应。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美国，台湾问题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只要坚持建交以来的政策框架，通常不会引发争议。近期中日关系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市首相的表述突破了日本历届政府长期保持的边界。

汪铮进一步分析，韩国并不需要“配合”中国提出新立场，只需坚持既有框架便已足够。

被外界广泛关注的是李在明1月7日前往上海，参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2026年恰逢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诞辰150周年、上海临时政府大楼迁入旧址100周年，李在明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与中国共同追溯那段“抗日”记忆。

站在这座见证了韩国流亡政府艰难岁月的建筑前，李在明直言：“如果不提中国，就无法谈论大韩民国的独立运动史。”他特别提到这座旧址曾面临拆除风险，是1993年因中国政府的积极配合才得以修复并保存至今，对此表示“最深切的感谢”。他更进一步强调，韩中两国志士为独立与解放进行的激烈斗争，是今日两国友谊的“坚实基础”。

张维良认为，这种高调的“历史共鸣”并非单纯的怀旧，而是在向日本发出含蓄但清晰的信号：历史记忆未曾翻篇，在东亚实现和平，一个“正确的历史态度”是必要条件。

习近平在李在明到访期间的讲话中也明确回应，“80多年前，两国人民赢得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

李在明的立场与前任尹锡悦有明显差异。尹锡悦曾将台湾问题定性为“全球性问题”，暗示韩国可能在台海冲突中不保持中立。

张维良介绍，尹锡悦实际上是沿用了与特朗普和已故安倍晋三等右翼保守政权相似的“剧本”——把中国描绘成“最大威胁”，并把安全合作置于一切之上——包括历史（例如“慰安妇”问题）。但李在明及其所属政党并不认同这一主张。

习李会谈后，中方通稿中，引述李在明表示：“韩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与尹锡悦时代“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表态有所区别。

张维良认为，韩国传递给日本的信息终究是有限度的。考虑到李在明随后还将访问日本，他在批评日本时会格外谨慎，不会“过线”。

中国能从韩国得到的，或许不是激进的立场转变，而是一种更为微妙的战略默契：不越界、不跟风、不刺激——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这似乎已经是首尔所能给出的最大善意。

北京帮助重启朝韩对话？

与北京焦虑的台日同盟相对应，首尔真正的心病在于北方的邻居。当中国忧心于东京与台北越走越近时，韩国同样不乐见平壤与莫斯科的蜜月期升温。

这种镜像般的安全焦虑，构成了李在明此次访华的核心诉求：争取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更积极作用。作为左派总统，李在明所在的政党向来支持对朝和解，文在寅与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至今仍是其政治遗产的高光时刻。然而，现实却远比愿景冷峻——朝俄关系因乌克兰战争急剧升温，韩国对北方的直接影响力几乎归零。

在此背景下，首尔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北京。李在明希望利用中国对朝鲜依然掌控的经济命脉，将金正恩重新拉回谈判桌。此前路透社披露，李在明曾明确向习近平请求协助，显示首尔确实把“中国角色”视为重启对朝议程的一个关键杠杆。

问题在于，这个杠杆是否依然有效？

表面上看，局势并不乐观。俄罗斯在战争后与朝鲜的深度捆绑，不仅为平壤提供了新的战略纵深，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美对朝的传统牵制力。更深层的障碍在于，金正恩已明确要求获得“核国家地位”认可，这是李在明和北京都难以接受的谈判底线。因此，此次访华在朝鲜问题上的实际成果，很可能止步于习近平某种“劝和促谈”的政治承诺——但这已足以成为李在明回国后对冲保守派批评的政治资产。

赵晟敏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不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在减弱，相反，随着金正恩重新评估乌克兰战争后的环境，这种影响力可能正在恢复。随着特朗普急于与普京谈判结束战争，朝鲜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或将下降。这将促使平壤为俄朝关系降温做准备，并重新从北京寻找平衡。赵晟敏认为，中国完全有能力说服或施压朝鲜进行对话，最起码能遏制其导弹挑衅，引导其追求经济改革而非军事冒险。

汪铮同意这一判断。他指出，过去几年紧张局势加剧，恰恰是因为这种平衡被打破——无论是俄朝的快速靠近，还是尹锡悦政府过度向单一方向倾斜。

张维良提醒，虽然平壤在情感上历来略偏向莫斯科，但真正让朝鲜这个国家在日常运转层面“维持下去”的，是中国提供的燃料与粮食，而非俄罗斯的军事援助。韩国非常清楚这一点：一旦爆发冲突，中国支持到什么程度，将决定朝鲜能走多远。

张维良分析，李在明的思路大概是：首尔和平壤不必成为朋友，但也没必要成为“生死仇敌”。因此，此次访问虽难达成具体协议，但通过展现温和理性的姿态来缓和紧张局势，或许正是首尔当下所需要的全部——这样他们就能将精力重新集中于经济发展，而非无休止的对抗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