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次声，是指频率低于20赫兹的声波，这一频段通常超出人类听觉范围，却广泛存在于日常环境中。它既可能来自暴风雨等自然现象，也会由交通、工业设备等人造声源产生，一些动物甚至利用次声进行远距离沟通，而另一些动物则会主动避开这种低频振动。研究团队在一项新实验中发现，即便人类意识不到这些声音的存在，身体却会作出反应，表现为易怒情绪增加和唾液皮质醇水平升高。
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加拿大麦科文大学的罗德尼·施马尔茨教授指出，次声在现实环境中“几乎无处不在”，从通风系统到交通噪声再到各类工业机械，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暴露其间。他表示，实验结果显示，即便是短时间暴露也可能悄然改变情绪和压力激素水平，这提示我们有必要正视次声在真实环境中的影响，并重新审视一些被赋予“灵异色彩”的体验。
在他看来，那种走进“闹鬼建筑”时莫名紧张、心神不宁的感觉，很可能与次声有关，而非所谓鬼魂作祟。在老建筑尤其是地下空间，老化管道和通风系统往往会产生低频振动，叠加环境昏暗、空间封闭等因素，极易造成心理暗示；一旦先入为主地被告知“这里闹鬼”，人就更容易把这种生理和情绪变化归因于超自然现象，而忽略了潜在的物理原因。
为验证次声对人类的具体影响，研究团队招募了36名志愿者，将他们单独安排在一间房间中聆听音乐，音乐被设计为具有安抚或令人不安的情绪色彩。在此过程中，只有一半受试者在不知情的前提下暴露在由隐藏低音炮产生的18赫兹次声环境中，听音结束后，所有受试者需要描述当下感受、评估音乐情绪，并回答是否认为实验中存在次声，同时在实验前后提供唾液样本用于检测皮质醇水平。
结果显示，那些在实验期间暴露于次声环境的参与者，唾液皮质醇水平显著升高，同时在主观报告中更倾向于表示自己感到烦躁、兴趣下降，并把音乐评价得更加悲伤。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存在这些客观和主观变化，大多数受试者仍无法准确判断实验中是否播放了次声，这意味着身体对次声的反应与个体的显性知觉和主观信念并不一致。
施马尔茨表示，该研究提示人体可以在“听不见”的情况下对次声作出反应。实验数据表明，参与者对次声是否存在的判断，与其情绪和皮质醇水平之间没有可检测到的关联，这表明观念和暗示在本实验中并非主导因素。研究第一作者、阿尔伯塔大学博士生凯尔·斯卡特蒂进一步指出，易怒情绪与皮质醇升高本身就具有天然联系，但次声暴露在两者之上的额外效应，说明这种低频声本身是一个独立且值得重视的影响源。
目前科学界尚未完全搞清楚，人类是通过何种机制在无意识层面对次声作出反应，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生理和神经层面研究。然而，这项工作已经引出一个现实层面的担忧：如果在日常生活或工作环境中长期暴露于次声，是否会因皮质醇持续处于偏高水平而对健康造成不良后果，包括情绪问题、易怒以及整体幸福感下降等。
研究合著者、麦科文大学特雷弗·汉密尔顿教授指出，皮质醇在短期内有助于机体应对应激，让人保持高度警觉，这是演化过程中形成的适应性机制。但他强调，长期或反复的高皮质醇暴露则会带来一系列生理问题，并可能改变心理健康状况，这也是在噪声与公共健康研究领域长期被关注的课题之一。
由于本研究样本量有限，研究团队在得出结论前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以确认实验设计至少具备发现金中等及以上效应大小的统计能力。分析结果支持主要发现的可靠性，但研究者也坦言，要全面理解次声对人类情绪和行为的影响，还需要在更大、更具多样性的样本中进一步验证，并引入更多客观指标。
斯卡特蒂提醒，这是探索次声对人类影响的“起步性研究”，目前只检验了单一频率条件，而现实环境中的次声往往由多种频率叠加而成。不同频率和组合可能会对情绪和生理产生各不相同的效应，未来研究需要系统地绘制出这种“频率—效应图谱”，同时在实验中实时记录并分析受试者的行为和生理反应，而不仅仅依赖事后的主观自报。
施马尔茨表示，下一步的优先任务，是在更广泛的频率范围和更长的暴露时间上开展测试，以贴近现实中复杂多变的环境次声条件。他认为，一旦不同频段及其组合对情绪和生理影响的规律更加清晰，这些发现有望被纳入噪声监管政策或建筑设计标准，例如在地下空间、工业设施与居住区之间进行更科学的声学隔离。
作为长期研究伪科学与错误信息的学者，施马尔茨特别指出，次声的“可怕之处”恰恰在于，它在看不见、听不到的情况下却能引发真实、可测量的生理和心理反应。他建议，人们在面对地下室或老楼里那种莫名其妙的“怪异感”时，不妨先想到可能是管道与设备发出的低频振动，而不是急着将原因归咎于“游荡的灵魂”。
据介绍，这项研究以《人类次声暴露与厌恶性反应、负性评估及唾液皮质醇升高的关联》为题，于2026年3月发表于期刊《行为神经科学前沿》，由斯卡特蒂等人共同署名。项目获得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NSERC）发现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