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6岁港人Ruby说，受家人影响从小逢发烧、感冒，都是先看中医，日常也会买中药包、煲补凉。接受访问时，她还一边喝着一瓶罗汉果茶。
Ruby说，她知道西医成效快，但不会轻易看西医。“始终觉得西药是化学物，对我的副作用影响有点大，而且中药毕竟是天然的、自然的东西。”
香港的公共医疗系统以西医为主。但像Ruby一样，很多港人，从老年到青年，都是中医的忠实拥趸，这与“疑中医论”暗涌不断中国大陆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
根据香港教育大学于2025年进行的调查，西医虽是近8成香港市民就医主要的选择，但受访者中近一半人在过去一年曾看中医，包括针灸、跌打等。本月初，香港首间中医医院开幕。业界和政府均形容，这是香港中医药发展的里程碑。
有分析认为，民间传统，政府监管和业内品控，即确保行业标准的执行，维持了公众对中医的信心。
香港首家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投入营运。
民间传统：殖民后仍行医办学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冯奕斌向BBC中文形容，香港市民对中医药“既相信，也用它”的态度与历史脱不了关系。
在19世纪，中医曾是香港华人医疗的主流——现在新成立的中医医院，并不完全是香港首间中医医院——在1872年创立、位于上环的东华医院原是中医院，治病用的也是中药。
不过在殖民时期，港英政府引入西医系统，在鼠疫之后将东华医院转为西医服务，公营医疗模式偏向西医主导。
但冯奕斌说，中医在民间仍然蓬勃。“英国政府对中药是不规管，但是它也不禁止，它认为是中国的民间医学，允许它自由生长。”冯指出，中国当时经历战乱，不少国内优秀的中医药人才前后到港，民间继续有中医行医办学。
形成的中医药文化再影响每家每户，“直到今天，大街小巷都是喝凉茶、香港普罗大众家里煲汤的，都是那个时候传承下来。”
Ruby今年26岁，受家人影响，从6岁开始看中医；访问时，她喝着一瓶罗汉果茶。
Ruby的婆婆（外婆）来自广州，“从小到大的概念是病了就看中医”。婆婆懂得分药材、会买中医书，耳濡目染之下，Ruby也了解多了中药医理论。
但她相信的还是中医治病的体验。Ruby认为西药效力快，但同时伤身 ，“吃（药）到一半，你会觉得自己胃口很差、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精神状态很差。”
对于身体较弱的她而言，中药较温和。“它（医师）会因应你本身是寒底还是热底（体质），给你一些不同的药材去吃。”她理解西药“杀了你的（细）菌就结束了”，但中医会思考病人的体质，“你（身体）平衡了，就不会生病。”
Ruby说，这些年吃多中药把免疫力养好后，已经很少生病。现在她平均三个月会看一次中医调理身体，每次喝两三剂中药。
今年71岁的纯姐有椎间盘突出，下腰经常痛，走20米路就要歇一歇。她正职当保安，常常坐着，本来没多大影响，但今年7月，她从在家里高架床的梯子掉了下来，“动都动不了”，住进西医医院。
住院医生给的只有止痛药，“我都吃了一两个月”。纯姐说，她的腰不仅没好，还怀疑激素产生副作用，令自己变胖了20斤。她后来转向中医，每天针灸敷药包，也吃中药，“几样一起做”，“（腰）松了很多，起码我能走了。”
事实上，大多数香港人生病时首选的都是西医。根据政府统计处2022/23年的调查，有84.6%受访市民生病时会看西医，只有7.2%人选择中医。
香港中医师陈洛志分析，这与使用者的需求有关，“西医主要处理急症、比较症状性”。“进到医院可能只是开止痛药，它帮不到，”陈洛志说，当病人面对慢性疾病、痛症时，中医就是另一个选择。
根据政府统计处2022/23年的调查，有84.6%受访市民生病时首看西医，7.2%人选择中医。
中医注册制度：步步规管
陈洛志在香港执业超过15年。在他看来，政府把中医注册制度化也增强了港人对中医的信任。
在主权移交之前，香港没有中医注册制度。陈洛志家里多年经营药材店，他形容过去中医角色“比较低调”，主要夥拍药材店，替病人把脉开药。但主权移交后，中医药成为政府发展重点——首任特首董建华曾言要成立“中药港”，令香港成为“国际中医药中心”。
1997年，港府资助三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浸会大学组建中医药学院，开办本科课程。两年后，再制订《中医药条例》、成立中医药管理委员会，处理中医注册和执业守则、中药监管等问题。本科毕业生通过中医执业资格试后，可申请注册中医师。
制度有了，中医师人数自此攀升。根据政府统计处数字，2002年中医师有7700人，到2023年已升至10759人，上升了40%。为培训医师、提供诊断服务，政府自2003年也于各区设立中医诊所，后来改名为教研中心。
陈洛志2008年从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系毕业后，也曾到中医教研中心任中医师。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冯奕斌
药材标准：品质及安全保障
除了临床，中医行业还有很重要的一环：中药材。目前，香港市面的中药材主要由中国大陆进口，其真伪、品质及安全性，时常动摇人们对中医的信心。
“人们都这样讲，香港的食品安全做得好，”冯奕斌说，“药材进口香港，一定（有）是非常严格的品质制度。”
他指出，进口香港药材须符合国家药典委员会编制的《中国药典》检测标准。2002年，港府也订立了《香港中药材标准》（简称《港标》），涵盖344种药材，定明农药残留、重金属和黴菌毒素含量标准。中药材零售批发商也必须向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申请牌照。
翻查卫生署中医药规管办公室纪录，香港2025年有6种药材出现农药残留超标情况，需要回收——不过根据卫生署公告，有关结果全部由市场监测抽验机制发现，卫生署亦有跟进收回情况。冯奕斌说，“长期在这种监管文化下面，可能一般敢作假、所谓的奸商就会少一点。”
从制度、教育、临床到监管，冯奕斌形容主权移交后的港府，是“从规管到发展”一步步推动中药发展。
新冠疫情期间，坊间曾出现抢购连花清瘟胶囊的情况。
大陆为何“疑中医”？
冯奕斌说，两地的分别或许在监管问题。他指出从法定文件来看，“中国（监管）也做得不错”，但同时因中国地方大、市场大，规管上存在一定难度。
不过对比香港，中国大陆对中医药常存在社会性的质疑。
2006年，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功耀批判中医是“伪科学”、中药质量良莠不齐。他发起联署，要求中医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掀起一番“废除中医”大辩论。国家卫生部后来反驳，指张的说法缺乏科学理性精神，背弃中华文化。
2007年，科普作家方舟子出版《批评中医》一书，又建立起“反中医药联盟”。2020年，中国网络更生出了“中医黑”一词，泛指那些批评中医、不相信中医的人。
人们的不信任部份源自中医药频发的负面新闻。2006年，有44人注射了鱼腥草注射液死亡。2013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表报告，抽检同仁堂、云南白药在内的中国九大中药品牌的中药材，发现超过七成含有农药残留。
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国家药监局共接获近35万宗中药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
关注病人权益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鸿昌指出，香港跟有关中医药的医疗事故较少，投诉主要跟医生操守有关。
香港设有相对完善的中医投诉机制。市民如对诊断过程不满，可向中医药管理委员会投诉。针对药商不良的营商手法，市民可找到消费者委员会；怀疑中药品质，如假药或者劣药等，则可向海关举报。
2019年，中医药管理委员会共接获100宗投诉数字，当中有65宗有关“专业责任”及“业务宣传”，涉及“医疗行为”的投诉有4宗。委员会会对投诉进行审理，决定是否向医师发出劝诫信，或采取纪律组研讯等。
2025年，香港教育大学访问市民疫后使用中医药情况，结果显示中医服务使用率大幅上升。
另有大陆网友提到人们反感中医，还有源自官方的不断背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后，官方陆续出台支持中医药产业的政策，包括2016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2017年实施《中医药法》等。
在2020年疫情期间，双黄连口服液一度被官媒称能抑制新冠病毒；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被纳入用于诊疗方案，卫健委也曾推荐三种直接打进静脉的中药注射液。
但社会质疑这些宣传和说法缺乏数据支撑。2020年，北京政府发布《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到“不得诋毁、污衊中医药”。有关条文最后因社会反弹被删除。
有网友认为，中医药在中国大陆变成一种过度政治化的符号，官方对其“神话化”触发知识份子的质疑。
这位网友感叹说：“如果中医在大陆能正常发展可能也会像港台这样，中医会慢慢找到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人们也会慢慢形成如何看病的意识。”
新冠大流行中医大受欢迎
Ruby不太认同大陆的“疑中医论”。 她说：“中医历史那么悠久，而且我觉得我的确因为吃了中医，身体舒服了、变好了。”
不过在香港，中医至今尚未被正式纳入香港公营医疗体系。目前香港接近九成中医均以私营模式营运，其余一成为政府公营的中医教研中心。
目前在18区设立的中医教研中心，均由医管局、非政府组织和大学三方合作，自负盈亏，算是“半公营”。
彭鸿昌指出，基层市民在中医教研中心看病，只有综援人士及领取长者生活津贴的人才能豁免收费。但像纯姐一样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市民，虽然可以申请政府资助，但每次看中医，诊金连中药也要120港元 。
陈洛志说，如果中医能进入公营体系，有资源后就可以发展更大规模，但困难的地方正在于中西医体系不同，且中医无法完全规范化、标准化。
他解释，西医主要基于“循证医学”，由统计学方法分析数据得出结论。但是中医靠的更多是经验医学、观念辩证，“我们会用一个多方面的思维模式 （诊症）......会考虑天气、环境。”
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鸿昌（左）及香港中医师陈洛志（右）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疫情之后人们对中医的观感又改变了。
中医学博士关家伦提到，2003年香港爆发沙士疫情（SARS）维持时间短，中医较少参与。但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人数多、时间长”，中医一方面接触个案的参与变多，另一方面病人吃过中药后，“发现原来可以减低COVID后遗症，累、气喘、体力差等等”。
他说，很多时候市民选中医师都是看口碑或由朋友推介。他感觉，疫情之后来诊的病人涨得很快。
疫情过后，Ruby也发现身边的朋友开始改变，“以前是看西医的，但这几年可能打完疫苗，或者有其他副作用，发现西医帮不到他的时候， 就会试一下中医。”
2025年，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与政策研究学系讲座教授赵永佳曾主导团队，访问约1,500名市民疫后使用中医药情况。结果显示，中医全科服务使用率由2020年的26.6%升至47.2%。当中有56.4%人主要为“调理身体”，另有25.2%人因为看腰背、肌肉劳损等“痛症”。
关家伦还提到，中医近年普及也因为“中医的神秘感越来越少”。随着社交媒体发展，不少年轻中医师发文分享知识，“看得多、理解了，那些人就会接受 。”
有执业中医师认为中医走向专科化，除了令市民更多选择，也能让医师更有系统地进行科研。
中医的挑战
虽然偏好中医，但何时该选择适合的方法，Ruby还是有清晰判断。“中医是调理身体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如果说有大病、有癌症或者中风爆血管这些，没办法，你真的要看西医。”
她认为中医也存在盲点。“它做不到西医那种科学检查，你的（癌）细胞大了多少厘米，是良性还是恶性、在哪里......中医就是做不到这些。”
在关家伦看来，比起中医发展悠久的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仍然缺乏大政策支持和足够资源投放，“现代世界的医学进步是靠研究（出来），但是研究到最后就是要资源。”
12月11日，香港首间中医医院开幕，医院公私营协作，由香港浸会大学负责管理营运。模式包括纯中医、中医为主及中西医协作三种。目前医院提供门诊、日间住院服务，设六大分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及针灸科，以及老年疾病和中风后复康等12个专病项目。
18日，政府再发表首份《中医药发展蓝图》，订出八大目标，包括优化临床服务、提升中药质量、助力中医药“走出去”等。
陈洛志形容，中医院是中医发展的里程碑。他说中医走向专科化，一方面令市民更多选择，其次也能让医师更有系统地进行科研。“（以前）私营占了90% ，我想做研究也好，病人的量根本就不能够。”
陈洛志说，当数据积存下来，日后便能慢慢成立类近西医的医疗体系，故中医院首个问题是如何将私营的病人带进来。
中医院表示，开幕首日已有181名病人预约看症。
冯奕斌则指出，过去香港中医学院的学生需赴内地实习，现在的中医医院承担未来教学医院的角色。除此以外，香港是中医药走向国际的桥头堡，要成为国际中医药中心，“就先从这里走出去，”冯奕斌说。
不过回到病人层面，彭鸿昌强调对基层来说，诊治重点还是在可达性和时间：在适当的时间内，能透过治疗舒缓病情。
目前中医院“政府资助”服务占65%，另外35%为“市场导向”；受资助的门诊每次收费为180港元，市场导向的为450元——目前香港保险公司对中医门诊次索偿数有限制，而对纯姐一样要频繁覆诊的市民而言，费用仍然是沉重的负担。
“始终这一批中下夹心的，都是有经济困难，”彭鸿昌说，“如果政府在这方面有多一点经济补贴或支援，相信对于中医业的发展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