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顿曾是一名警察、地产投资者，并在卫生、移民和国防领域从政20年。

然而，这位54岁育有3个孩子的父亲却在近期失业了，其简历上还留下了一行新的记录：联邦大选遭遇惨败。

此外，53岁的绿党党魁AdamBandt，一位曾在Slater & Gordons律所工作的律师，也即将加入失业大军。

达顿和Bandt并不孤单，预计本次大选中将有超过20名议员失去席位，包括46岁的自由党候选人MichaelSukkar，以及52岁的无党派候选人Zoe Daniel。

这些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办公室，并雇用了多名工作人员、政策及媒体顾问。

Temple的猎头Ross Thornton曾在新州Nick Greiner和John Fahey政府担任幕僚，他表示，政治失意者（姑且这么称呼）“从万众瞩目到无人问津，会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的落差，这段时间需要他们自己适应。”

报道指出，达顿的职业转型比较复杂，因为他与大企业（这往往是自由党政客的传统落脚点）的关系有些紧张，而且他的个人形象也在竞选过程中受到了损害。

猎头们预测，达顿会获得一个与国防相关的职位，例如在昆州的自由国家党政府工作，或是在一家对该地区有兴趣的跨国公司担任董事。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接到的电话还不会太多。

猎头们还预测，Bandt可能会继续在环保领域发声。就像是命运的安排，澳洲可再生能源倡导组织“清洁能源委员会”宣布，其首席执行官Kane Thornton将于8月离职。

有人私下透露，达顿及输掉席位的议员们已经在四处打听，联系猎头寻找工作机会。

还有人指出，考虑到达顿的形象不佳，他甚至可能会利用这段时间寻求专业人士帮忙重塑自己的形象。

曾在Barry O’Farrell政府担任幕僚长6年的AdamZarth表示：“他们很快就会开始发短信、打电话和发邮件，利用从政时建立的广泛人脉，规划转行。”

昆州猎头公司Luminary的董事总经理Russell Fairbanks表示，达顿和败选议员们也有一些重要优势。

“他们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必定拥有广泛的人脉，会有人伸出援手的。如果一两年后达顿为昆州政府工作，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历史表明，失败者总能重新站起来，他们通常会先写一本政治自传，然后转向智库或基金会工作，比如Mike Baird经营Susan McKinnon基金会，Wayne Swan担任Cbus Super Fund主席，GregCombet担任Future Fund主席。

还有一些人会利用自己的政策知识和人脉关系在商界发展，例如前新州州长Gladys Berejiklian就转到了Optus。

另一位前新州州长DominicPerrottet则带着妻子和孩子搬到了华盛顿，在BHP担任高级职位。

领导力咨询公司Heidrick & Struggles的合伙人Guy Farrow认为，州长往往比联邦政客更容易站稳脚跟，因为他们曾管理过一个庞大的经济体。

此外，部长们可能会在几年内在多个部门调动，这使得他们的资历不那么适合某一特定职业。

还有一些人会在政治生涯结束后前往大学任职，这往往会成为工党政客的一个不错的出路，包括Bill Shorten担任堪培拉大学校长，SteveBracks担任维州大学名誉校长，John Brumby担任La Trobe大学名誉校长。

此外，自由党人也会出现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前自由党幕僚Mark Scott是悉尼大学校长，而前自由党副党魁Julie Bishop则是澳洲国立大学名誉校长。

而前财政部长JoshFRydenberg在2022年离职不到两个月，就加入了投资银行高盛。

但对于那些品牌受损的政客来说，比如达顿，情况可能会更艰难。

前总理艾伯特花了4年时间才在纽约的Fox Corp找到一个董事会席位，而莫里森在输掉大选后几乎在后排议员的位子上坐了18个月，之后才加入了迪拜工程集团Sidara的顾问委员会，并在一家由特朗普前安全顾问创立的咨询公司任职。

达顿是否也会等待这么久呢？Thornton认为，达顿在国防领域有着“非常光明的未来”，可以为海外公司甚至是一系列海外公司工作，或直接从事安全方面的工作。

“我认为，达顿将进入某企业的董事会，成为该公司的很有价值的新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