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寄宿学校系统工作了25年、曾在伊顿公学执教的McPherson，今年正式回到澳洲，出任Sydney Grammar第13任校长。
回到悉尼后，他很快感受到一种熟悉又陌生的压力，因为这里的家长，比英国人还焦虑。
McPherson给澳洲家长们提了个醒：
别再把孩子送到补习学校了。
过度补习不仅剥夺了孩子运动、放空甚至整个童年，还让他们误以为人生成败全靠ATAR那一个数字。
在悉尼，很少有人敢公开劝家长“别那么拼”。
更何况，是Sydney Grammar的校长。
这所学校是什么分量？
几乎每年稳居新州高考成绩金字塔顶端，ATAR 98以上接近半数毕业生，七个first-in-course奖项。
在最新的全澳私校排名中位列全澳第一。
而新任校长Stuart McPherson却站出来，说了一句极其“不精英”的话：
“Relax a bit.”
McPherson在英国寄宿名校工作了25年，其中包括Eton。按理说，他见过的精英教育强度不会低。
可他回到Sydney后，第一感受竟然是焦虑。
他说，悉尼家长对ATAR的紧张程度，比英国高得多。
更让他不解的是，媒体和社会对“谁是99.95”的狂热追崇。
“你会看到各种报道，专门讲那个拿了99.95的孩子住在哪、怎么学的、什么背景，这种事在英国根本不会发生。”
McPherson很清楚，补习学校承诺的是“提分”，但它悄悄偷走的东西，往往更贵。
“一个孩子如果放学后还要去补习，他就没时间打球、没时间发呆、没时间做个普通小孩。
你不想让孩子在17岁就‘人生巅峰’，然后觉得后面什么都没意思了吧？”
他甚至还跟学生开过这样的玩笑：
“你到了40岁，跟人聊半天，突然找机会说‘我当年ATAR 99.95’，你觉得有人会真的在意吗？”
这番话，是在学校主楼那间木质墙板的校长办公室里说的。
窗外是夏日的Hyde Park，湿热的天气像极了他离开25年后重新适应的澳洲。
McPherson其实是Perth人，当年读的是Applecross High，一所普通公立中学。他原本打算学会计，后来阴差阳错当了老师。
1990年，他在Sydney Grammar找到第一份工作，教商科和经济，后来又“硬挤”进了英文系。
25年后，他再次回到这里。他说自己从没主动申请过澳洲的职位，但Grammar是那个让他破例的理由。
回来之后，他惊讶地发现这所学校远不止学术，古典音乐、体育、社团，甚至家长接送孩子参加活动的频率都堪比全职工作。
“如果家长只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Grammar不适合他们。
这所学校从来不做‘交易型教育’。”
2000年，McPherson去了英国，进入那所有着586年历史的伊顿公学。
他至今记得第一次穿上教员制服的感觉：
灰黑条纹裤、白色翼领衬衫、白色领结、黑色背心和外套，在旁人眼里几乎像穿越剧的道具。
但他很快理解了这种传统背后的逻辑：
规则不是用来限制人的，而是让人在框架里获得真正的自由。
“Grammar和伊顿都一样，规矩很多，但正因为这些规矩，孩子才能安心地去思考、去质疑、去创造。”
有人问他从伊顿带回了什么理念，
他的回答直接到让人一愣：
“什么都没带。Grammar不需要像任何人，它自己就是自己。”
学术上，Grammar的成绩从来没让人操心过。
2025届毕业生中，近一半人ATAR在98以上，还拿下了HSC七个单科第一，遍布人文和古典语言领域。
但McPherson说，这所学校最让他欣赏的地方，是学生从不炫耀成绩。
“有些人考得确实好，但他们从来不吹。
你可以在这栋楼里走一圈，到处都是专注学习的孩子，没有人刷手机。”
他并不打算把学校改成混校，也坦言关于“精英男校是否该招女生”的争论从来都是单向的，没人问过女校要不要招男生。
他把自己的孩子也送进了单性别学校，认为关键不是混不混，而是这所学校的文化能不能让孩子真正成长。
在学术自由的同时，Grammar也有自己的“固执”。
12年级学生必须选至少一门科学或数学、至少两门人文科目，总共修满12个单元，比州内其他学校多出整整两个单元。
“HSC排行榜上，Grammar常常排在第三第四，但从来没人提我们比前面和后面的学校多修了两门课。”
McPherson说，“当然，我们不care这个，但这确实是个事实。”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告诉学生：
他办公室的门，每天都是开的。
“我不一定同意你说的每句话，但我一定听你把话说完。”
最后，他还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会改的决定：
教室里，尽量不用技术。
Grammar是极少数还在坚持“笔+纸”教学的学校之一，甚至有外校老师专门跑来参观，想知道没有电子设备的课堂到底怎么运转。
“我不信什么‘用iPad能让孩子学得更好’，我只相信专注的力量。”他说。
最后，在这个人人都在焦虑“落后”的年代，一位见过伊顿也懂澳洲的校长，在2026年给悉尼最顶尖的私校定下了新的调子：
别急着抢跑，先让孩子喘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