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医疗体系正以多种方式让患者为其运作成本“付费”，而这种代价不仅体现在税收层面，也体现在不断延长的等待时间和日益下降的医疗可及性上。



数据显示，加拿大人主要通过纳税为全民医疗体系提供资金支持。去年，一个典型的四口之家为公共医疗体系支付的费用略高于1.9万加元，约占其全年税款总额的24%。在考虑通胀因素后，这一数额几乎是1997年的两倍。



以下是不同收入和家庭规模的加拿大人预计支付的金额：

* 单身人士，平均收入 60,032 加元，将支付 5,703 加元

* 无子女夫妇，平均收入 158,477 加元，将支付 17,338 加元

* 两名父母和一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收入 182,805 加元，将支付 18,336 加元

* 两名父母和两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收入 188,691 加元，将支付 19,060 加元

* 单亲带一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收入 79,124 加元，将支付 5,934 加元

* 单亲带两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收入 87,296 加元，将支付 5,213 加元

从长期趋势来看，1997年至2025年间，加拿大家庭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分别是住房成本增长速度的1.6倍、食品成本的2.2倍，同时也达到家庭平均收入增长速度的1.6倍。医疗支出增速显著高于收入和多项基本生活成本，但医疗体系的整体表现却持续走弱。



以等待时间为例，1997年，加拿大患者从全科医生转诊到专科就诊，再到接受治疗的中位等待时间为11.9周。如今，这一数字已上升至28.6周，几乎是当年的2.5倍。在家庭通过税收承担的医疗成本接近翻番的同时，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却明显下降。

分析指出，这一问题并非单纯源于投入不足。事实上，加拿大的医疗体系已经是发达国家中成本最高的体系之一，但在医生数量、诊断技术配置以及医院床位等关键指标上，加拿大的排名却接近末位。

在过去三十年里，联邦和省级政府多次承诺推进医疗改革、缩短等待时间，但实际结果却使加拿大逐步陷入“花费更多、服务更差”的困境。批评者认为，核心问题在于政府长期采取了错误的改革路径。



相比之下，德国、瑞士、荷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通过引入私营部门，利用其创新能力、运营效率以及更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实现了更高性价比、也更及时的全民医疗服务。在这些国家，私营营利性医院占整个医疗体系医院总数的比例介于39%至64%之间，同时为使用公共资金和私人保险的患者提供服务。

在上述国家，患者并不受限于单一的政府垄断体系，而是可以在公立与私立医疗机构之间进行选择，也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选择自费就医。

国际对比数据显示，加拿大在医疗等待时间方面明显落后。2023年，有65.2%的加拿大人等待专科医生预约的时间超过一个月，高于澳大利亚的51.9%、德国的44.2%、荷兰的35.7%和瑞士的36.3%。在非紧急手术等待方面，58.3%的加拿大人等待时间超过两个月，而澳大利亚为33.1%，瑞士为21.1%，德国为20.4%，荷兰为20.3%。



这些数据表明，私营部门并非削弱全民医疗的因素，反而在多个国家被证明有助于提升整体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

目前，加拿大高成本、低效率的医疗体系不仅在财政上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也在身体和心理层面对长期等待治疗的患者造成压力。

尽管近期出现一些调整迹象，例如阿尔伯塔省政府计划允许医生同时在公立和私立体系中执业，但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加拿大无法借鉴全民医疗表现更优国家的经验，其医疗体系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仍可能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