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研究生大罢工:你们有五百亿美元,发薪水给你的学术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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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研究生大罢工:你们有五百亿美元,发薪水给你的学术劳动者

4月21日,哈佛大学研究生工会(HGSU-UAW Local 5118)正式宣布罢工。数十名研究生手持标语聚集在科学中心广场高声喊出口号:“哈佛,发薪水给你的学术劳动者,你们有五百亿美元[1]”!

罢工导致部分教学与科研活动中断。为应对罢工,一些课程调整了原定的上课时间,有的取消了课程,有的则改为线上授课。《自然》记者在哈佛医学院朗伍德医学区的科学中心看到,建筑内部走廊几乎空无一人,一名微生物学博士后亚当·西克拉(Adam Sychla)表示:“实验室显然已经停止运转[2]”。

这是哈佛研究生工会历史上第三次罢工。这个拥有逾四千名成员的工会,代表着哈佛的教学助理、课程助教、科研助理,乃至本科课程的助教。

研究生工会并未为本次罢工设定一个期限,他们表示结束罢工是一项民主决策,只有当成员认为已经就合同达成足够充分的“临时协议”(tentative agreement, TA)时,这一决定才会发生[3]。

为了应对罢工,哈佛本科教育副院长曾在给各系主任的邮件中表示,课程负责人可以雇用教学人员来完成罢工员工的工作,并且这些受雇人员将获得额外报酬。然而,100多名哈佛教职人员联署了一封公开信,表示在HGSU-UAW罢工持续至周末之际,他们将不雇用替代罢工研究生的人员,以表达对该工会的支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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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谈判,三次罢工

要理解这次罢工,需要将时间轴拉回到2015年。

那一年,哈佛的研究生劳动者开始组建工会。随后几年间,工会组织者逐步收集到多数研究生支持的授权卡,并推动进入选举程序。但由于对选民资格范围的争议,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多次介入审查,导致第一次选举结果被撤销并重新组织。

2018年4月,第二次投票通过后,工会以约56%的支持率胜出,并在5月获得NLRB正式认证,哈佛随后宣布承认工会并进入集体谈判阶段。

2018年秋季,首轮合同谈判正式启动,并持续一年多时间。谈判的核心长期集中在两个结构性议题上:一是薪酬体系如何定义,二是职场骚扰与歧视案件应由谁来裁决。到2019年秋季,在长期谈判停滞后,工会以超过90%的支持率通过罢工授权,并于同年12月发动第一次罢工,持续约29天[5]。

第一次罢工结束后,双方在2020年中达成第一份合同,但关键争议并未消失,尤其是独立第三方仲裁机制与工会强制性条款仍未写入协议之中。工会内部普遍将这一阶段视为谈判暂停。

2021年10月,工会再次发动罢工,这一次刻意选择在本科生家长周期间进行。罢工持续三天后结束,随后双方签署第二份四年合同(2021–2025),工资有所上调,但独立仲裁机制问题再次被延后处理[6]。

第三轮谈判在2025年2月启动。合同在6月到期后,原有用于托儿与医疗支出的部分福利基金随之失效。

随后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工会在4月2日给教职员工的邮件中提到,工会和校方经过了20次,60小时的谈判但是仅就一项条款达成一致,余下25项条款悬而未决。在后续邮件中,工会提到仍有23项条款没有达成一致,而且校方态度消极,对工会“非公民劳动者权利”提案连续十个月置之不理,然后否决了几乎所有这方面的方案。在核心议题上,双方谈判没有取得进展[7]。

罢工开始后,双方仍然继续谈判。下一场正式谈判定于4月28日,此后双方还约定了5月和6月的四场追加谈判。罢工何时结束,仍然没有确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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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核心争议

尽管经历三轮合同谈判、三次罢工,横跨七年多,核心争议始终没有明显变化。要理解这次罢工,需要回到那些反复出现、却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

薪酬是谈判中最直接的分歧点。工会认为,研究生劳动者的工资增长未能跟上通货膨胀,甚至远低于波士顿地区生活工资(Living Wage),也就是维持生计的最低工资的水平。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在内的其他院校的学生员工,其科研和教学收入都高于哈佛的学生员工。

在现行水平下,哈佛的研究助理年薪约为40830美元,助教约为26300美元(按10个月、每周20小时计算)。工会提出将最低年薪提高至55000美元,并要求此后按通胀率或5%(取较高者)逐年调整;同时要求时薪岗位的最低工资从21美元提高至25美元[8]。

哈佛方面则提出在四年内总计约10%的工资增长方案,并表示将继续维持现有的补助结构[9]。哈佛强调研究生获得的并非仅为工资,而是包括学费减免、医疗保险与生活补助在内的综合支持体系。在校方测算中,这一体系在博士生五年学习周期内累计价值可超过425000美元。工会则反对将学费减免与保险计入“工资总额”,认为这部分并非可自由支配收入[10]。

第二个诉求,涉及建立针对骚扰与投诉的申诉机制。2018年,前哈佛政府系教授豪尔赫·多明格斯(Jorge Domínguez)被多人指控在长达三十年间骚扰了至少十八名女性,校方却始终未予追责。工会要求校方引入独立的第三方仲裁机制,使研究生工作者在遭遇骚扰时,可以自主选择,不依赖校方内部的调查程序。但哈佛认为这与联邦关于第九修正案(Title IX)投诉的相关规定相冲突,也有违大学"所有社区成员应享有相同程序"的政策。

《教育法第九条修正案》是一项联邦法律,禁止接受联邦资助的教育项目基于性别进行歧视。哈佛第九条修正案办公室的简介提到,这一办公室设立是为了“确保大学社区的任何成员都不会因性别而被排除在任何大学项目或活动之外,不会被剥夺其应享有的权益,也不会在任何大学项目或活动中遭受歧视。性骚扰,包括性侵犯,是一种性别歧视,因为它剥夺了个人平等参与大学项目或活动的权利[11]”。

然而,哈佛大学的第九条修正案办公室在处理性侵和性骚扰问题上做得并不好,仅在2010年代,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OCR)就对哈佛大学进行了三次第九条修正案调查,2014年的调查迫使哈佛大学修改了其政策,扩大并重组了其第九条修正案办公室 ,并推出了新的性侵犯预防项目 。但是调整后的政策仍被教育部民权办公室质疑违反了第九条修正案[12]。

工会谈判代表雅各布·沃尔夫(Jacob Wolf)表示,工会的许多成员并没有从大学内部处理骚扰和歧视索赔的仲裁程序中获得应有的权益。根据工会数据,成员中有五分之一报告曾遭受欺凌、骚扰或歧视[13]。

第三个议题是非公民工作者的保护。

政府系博士候选人罗谢尔·孙(Rochelle Sun)在罢工现场表示:"在过去一年里,我们承受了太多政治压力,特别是关于非公民工作者的权利。你怎么能期待一个非公民学生在这里安心工作、安心求学,却没有这些基本保护[14]"?

从去年开始,特朗普多次针对哈佛大学。去年6月,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称允许哈佛大学继续在其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校园内招收外国学生将危及国家安全。意图阻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哈佛随后迅速提起诉讼,联邦法院在数天内发出临时限制令(TRO),阻止特朗普的政策执行[15]。

工会领导人坚持,若工作者因移民问题被迫离境,保障其回国后的重新录用权利。哈佛大学应为面临拘留或驱逐出境的学生提供最多120天的带薪休假,如果他们能够在休假期间返回美国,就可以继续工作。

工会还希望哈佛大学承诺拒绝配合未经司法授权进入校园的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与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合作。如果 ICE 进入校园,哈佛必须告知学生会 ,并且只有在 ICE 出示司法搜查令的情况下才会配合。

此外,工会还要求哈佛大学将用于支付非公民员工移民法律费用的援助基金从每年 3 万美元增加到 22.5 万美元。并且将工会合同翻译成校内使用最广泛的简体中文和西班牙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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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罢工并非偶然

罢工并非一次孤立事件,而是更大风暴在校园内部的投影。2025年以来,在特朗普的针对之下,哈佛的处境急剧恶化。

2025年春季,一个跨部门的联邦工作组首先启动审查,目标是哈佛约90亿美元的联邦科研拨款。政府方面随后提出一系列被称为“有意义的治理改革”的要求,涉及课程设置、校园纪律以及对学生活动的监管。哈佛拒绝配合,数周之内,联邦政府冻结了超过22亿美元的多年期科研经费[17]。

冲突很快从经费扩展到学生招收。2025年5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撤销哈佛在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 Program(SEVP)中的认证资格,这意味着学校将失去为国际学生签发F-1和J-1签证的权利。

这一决定直接影响约6800名在读国际学生,占全校学生的四分之一以上。按照规定,一旦学校失去认证,这些学生必须转学、改变身份或离境,否则将失去合法居留资格[18]。

哈佛随后提起诉讼,称这一措施“非法且具有报复性”,并在数日内获得联邦法院的临时限制令,阻止政策执行。学校在公开信中表示,这一行动“危及数千名学生和学者的未来”,并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应对[19]。

资金与学生两条线同时收紧,财务压力开始显现。哈佛在2025财年录得约1.13亿美元运营赤字,这是五年来首次出现亏损。同时,联邦对高校捐赠基金征收的税率从1.4%提高至8%,意味着每年约3亿美元的额外支出[20]。

这一系列变化很快传导到院系层面。文理学院宣布削减博士生招生名额,一些理科项目的缩减幅度超过75%。在研究经费、招生规模和用人结构同时收紧的情况下,研究生和教师的工作与收入问题被推到前台。不仅是研究生,代表博士后、讲师和助教的哈佛学术工作者工会(HAW-UAW)也正进行罢工授权投票,若通过,将有另外约两千六百名工作者加入抗议。

从更长的时间段看,哈佛研究生工会的这场罢工,并非孤立事件。它发生在美国高等教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术劳动者组织化浪潮之中。

美国研究生究竟算不算"雇员",在法律层面长期悬而未决,且随政治风向反复摇摆。2000年,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裁定纽约大学的助教有权组建工会。2004年,在保守派主导下,NLRB推翻这一裁定,以布朗大学案为据,认定助教不受联邦劳动法保护。

直到2016年,NLRB在哥伦比亚大学案中再次改变立场,确认私立大学研究生在法律意义上属于雇员,享有集体谈判权,并将这一认定扩展至整个私立高校体系,这一判决随后成为多所高校工会化运动的法律基础[21]。

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会发展历程,是这场法律翻转后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也是与哈佛处境最为相近的镜像。

在哥伦比亚大学,类似的谈判曾持续多年,研究生工作者在获得集体谈判权后,一直未能与校方达成首份合同。2021年春季,谈判破裂后,约3000名学生工作者发起罢工,核心争议之一正是骚扰与歧视案件是否应引入独立仲裁机制。

2021年11月的罢工持续了整整十周,成为十余年来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学术工人罢工,直到2022年1月才以达成协议告终。在最终达成的合同中,校方同意为骚扰与歧视相关申诉提供进入仲裁程序的渠道。这一条款此前在多轮谈判中反复被提出,也曾是导致协议被工会成员否决的原因之一[22]。

2022年秋天,美国学术劳工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在加州大学系统爆发。四万八千名学术工作者,包括助教、科研助理和博士后参与罢工,这场罢工由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主导,历时六周,于当年圣诞前夕以协议收场。

在此之前,加州大学研究生平均年薪约两万四千美元,罢工后的新合同将最低年薪提升至三万四千美元,并附加生活成本调整条款、带薪育儿假和托儿补贴[23]。

加州大学罢工之后,研究生工会化在美国高校迅速扩展。2022年至2023年间,包括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等多所私立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相继通过NLRB选举完成工会认证。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工会亦于2022年获批。在一年左右时间内,数十所高校、数万名学术工作者进入集体谈判体系。

驱动这场浪潮的结构性因素并不难理解。美国顶尖大学的城市生活成本在过去二十年间大幅攀升,而研究生薪酬的涨幅远远滞后。

2022年加州大学罢工的直接背景之一,是圣塔克鲁兹分校的研究生率先于2020年发起"生活成本补贴"(COLA)运动,要求每月额外补贴一千四百美元以应对高涨的租金。 据罢工组织者之一简·科莫里(Jane Komori)称,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CSC)绝大多数研究生员工的房租支出超过工资的 50%,甚至高达 60%或 70%[24]。

然而,这一轮工会化浪潮所依赖的制度基础,正在面临新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通过更换成员与调整运作方式,逐步改变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的构成与运作节奏,劳工法执行与工会选举数量均出现下降。哈佛今年年初援引NLRB裁定,将900多名研究生逐出工会,也被认为是削弱工会的手段之一[25]。

截至目前,罢工仍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