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国际规则被掏空 欧洲将是最大受害者
邓聿文
邓聿文:欧洲八国这次在格陵兰举行的演习,人数不过百余,规模小到几乎可以忽略,却换来川普力度毫不含糊的关税威胁。
(德国之声中文网)川普威胁对丹麦等八个参与格陵兰军演的欧洲国家,征收先10%后 25%的关税,可称为“格陵兰关税”,就好比他对墨、中、加三国征收的“芬太尼关税”一样。然而,如果说“芬太尼关税”从美国国内政治的叙事上,似乎还有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毕竟芬太尼泛滥造成的死亡已成为严重社会公害;那么,“格陵兰关税”除了显示这届美国政府的霸道外,即便在美国国内也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供辩护的合法性。
欧洲八国这次在格陵兰举行的演习,人数不过百余,规模小到几乎可以忽略,却换来川普力度毫不含糊的关税威胁。它进一步暴露出一个已成形的逻辑:关税不再只是贸易工具,而成了强权惩罚与地缘胁迫的棍子;规则不再是约束强者的框架,而是强者随时可以折叠、撕裂甚至掏空的纸张。
从“演习”到“关税”:欧盟的尴尬不是态度,而是手段
欧洲在格陵兰搞军演,明眼人都知道更多是政治表态:告诉外界欧洲“在场”,告诉丹麦“并不孤立”,告诉美国“不要轻言强夺格陵兰”。但川普的关税威胁迅速把这层象征性揭穿——欧洲可以表达立场,却缺乏与美国对冲的手段。
这种尴尬来自两重结构。一重是安全结构:欧洲在安全上长期依赖美国,北约仍是欧洲防务的支柱,而美国又掌握情报、核威慑与远程投送等关键能力。另一重是经济结构:欧盟是出口型经济体,跨大西洋市场与投资联系紧密,关税威胁会直接转化为产业与就业的压力。美国把关税武器化,欧洲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既依赖又被拿捏”的境地:安全上不敢彻底翻脸,经济上承受不起长期对抗,结果只能在象征性动作与实质性让步之间来回摆荡。
更要命的是,这种武器化不是偶发,而是可复制的工具箱。今天是格陵兰,明天可以是北约军费、对华政策、能源与技术标准,甚至可以是欧洲内部政治议题。欧盟一旦被美国当作“可以惩罚的对象”,其作为秩序共同持有者的身份就被降级。降级的后果,比关税本身更严重,意味着欧洲对规则的依赖,将变成欧洲被反复勒索的软肋。
格陵兰的意义:不只是一块岛,还是一条“规则红线”
从这个意义上说,格陵兰将成为一条被测试的“规则红线”。它不只是一块北极岛屿,还是三条线的交汇点:战略上连接北美与欧洲,是北极方向的关键节点;经济上牵动资源与航道的想象,气候变化把北极从科考与主权争议推向更硬的地缘博弈;而最关键的是规则上,它触及领土与主权——现代国际体系的底座问题。
因此,当川普表现出对格陵兰“志在必得”的姿态时,欧洲面对的就不只是一个盟友的怪异兴趣,而是一个可能撬动体系根基的危险先例:如果一个大国可以通过购买、胁迫乃至更强硬方式“取得”他国领土,那么联合国体系的核心规范——主权平等、领土完整、规则约束强权——就会被公开掏空。联合国可能仍在开会,条约文本依旧存在,但那套规范的实质约束力将被事实终结:规则仍在,机构仍在,却不再能约束大国的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 “终结”不会是戏剧性的崩塌,而是更可怕的“空心化”。当规则变成强者可以选择性适用、随时改写的工具,国际体系仍会运行,但运行逻辑会回到古老、赤裸的权力政治:边界由强者划定,秩序由强者执行。世界并非瞬间回到1945年前,但会加速向那种时代的逻辑靠拢。
为什么欧盟将是最大受害者:从“受害”到“被降级”
不少人会说,规则崩坏最先伤害的是全球南方的中小国家。这个判断并不错,但不完整。全球南方在现行秩序里长期处在边缘位置,近年来地位虽有所提高,但仍然缺少规则制定权与解释权,它们遭受的将是“更弱”,而欧洲遭受的则是“被降级”:从可以塑造规则的一极,变成只能适应强权的一方。
欧盟的影响力很大程度来自规则本身。欧洲可以不靠军力扩张,却靠法规标准、市场准入、监管合规把外部纳入自己的制度空间;欧洲可以在贸易、环境、数据与竞争政策上形成全球示范效应,靠的就是“规则的普遍性”与“制度的可预期性”。规则越稳,欧洲越像强者;规则越空,欧洲越像弱者。
从这个角度看,格陵兰问题一旦突破,就会把欧洲最倚重的这套权力形态一举摧毁。欧洲不仅无法阻止规则被掏空,还会被迫在“依赖美国”与“反对美国”的矛盾中更加分裂:东欧国家可能更依附美国以求安全,西欧国家则在自主与现实之间摇摆;北欧与南欧的优先议题不同,德法的战略想象与小国的生存焦虑也不同。欧洲内部越分裂,就越无力对外。无力对外,就越依赖美国。越依赖,就越难反击。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这就是为什么说,若国际规则被美国掏空,欧洲将是最大受害者:它失去的不仅是某项利益,而是在战后秩序中赖以存在的权力基础。
欧洲怎么办:几条可能的出路
假如格陵兰最终被美国所得,欧盟还将受到“二次重创”。因为不管形式是购买、胁迫还是某种“被迫同意”,其政治效果都会指向同一方向:国际体系的规范底座被公开击穿。之后,任何国家都不会再把领土主权当作不可触碰的红线,而会把它当作强权交易、胁迫与实力竞逐的对象。规则不再是共同承认的边界,而是强者随时可以擡高或降低的门槛。
对欧洲而言,第一次重创,是规则被掏空,欧洲的制度型权力贬值;这第二次重创,将是安全结构被迫重写,而欧洲缺少独立兜底能力。到那时,欧洲面临的选择会更加残酷:要么接受更不对等的跨大西洋关系,要么在内部撕裂与成本压力中艰难追求战略自主。无论哪种,都意味着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下滑。
既然问题如此尖锐,欧洲就必须回答,是任由规则继续被掏空,还是为规则支付硬实力成本?欧洲至少有几条可能的出路:
第一,继续依附美国,换取短期安全与稳定,但接受自身在秩序中的降级;
第二,推动欧洲防务能力建设,形成北约框架下更强的“欧洲支柱”,把依赖从绝对依赖降到相对依赖;
第三,进一步推进战略自主,在军工产能、共同采购、快速反应与指挥体系上做出实质整合,甚至探索更严肃的威慑能力安排;
第四,在经济层面强化对美反制工具箱,把市场准入、标准、监管与产业政策战略化,减少被关税胁迫的脆弱性;
第五,在对外关系上更灵活地经营多元伙伴,降低单一依赖带来的结构性风险。
这些路径各有成本与内在矛盾,但至少说明一点:当规则秩序开始被强权公开掏空,欧洲不能再只做“规则的布道者”,而必须成为“规则的执行者”。否则,欧洲将继续在象征性的演习与现实的关税威胁之间摇摆,最终看着自己赖以受益的秩序,被一点点掏成空壳。对欧洲而言,这不是一场道德辩论,而是一场关于自身地位与生存方式的政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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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