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自民党在第51届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党内“黑金”丑闻与“统一教”问题尚未解决，加之在野党趋于团结的新动向及其在参议院形成的政治制衡，以及日本社会对选举公平性的反思与频繁选举引发的信任危机，均将持续困扰高市内阁施政。为利用“首相蜜月期”效应巩固执政基础，高市早苗不惜以制造权力真空、搁置预算案为代价突袭式解散众议院，意图规避问责、压制在野党应对空间。此外，其主张的“早苗经济学”非但难以有效应对日本当前的结构性经济困境，反而因其财政扩张路径，加剧债务不可持续性风险与金融市场震荡。更值得警惕的是，若其右翼激进政策主张加速推进，不仅将导致日本进一步陷入外交孤立，也将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构成严峻威胁。
一、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虽获压倒性胜利，但党内“黑金”丑闻与“统一教”问题的持续影响、在野党趋于团结的新动向及其在参议院形成的政治牵制，加之日本社会对选举公平性的反思与频繁选举引发的信任危机，均将对高市内阁施政构成持续挑战。
当地时间2026年2月8日，日本举行第51届众议院选举投票，本次选举围绕众议院465个议席展开角逐，其中包括289个小选举区议席和176个比例代表选区议席。计票结果显示，自民党获316席（选前198席），单独超过众议院三分之二议席，日本维新会获36席（选前34席），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得远超半数议席。在野党方面，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新组建的“中道改革联合”获49席（选前167席），国民民主党28席，参政党15席，新兴政党“未来团队”11席，日本共产党4席。
本次大选使日本政治格局加速重构，推动其由“多党制衡”向“一强多弱”转变，加剧了政治生态的右倾化趋势。选前，高市早苗曾公开表示“若执政联盟未获得过半席位将立即辞职”，因此选举焦点始终围绕执政联盟能否过半。此次自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执政根基，预计高市早苗将在2月18日进行的国会指名选举中继续连任。与此同时，本次大选将加速日本政治权力结构重构，从以往“多党制衡”逐步转向“一强多弱”格局。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将进一步确立政坛主导地位，传统中左政治势力将进一步被边缘化。
短期内，高市内阁仍面临多重执政挑战。首先，高市内阁支持率呈下滑趋势。选前多家民调显示，其内阁支持率已大幅下跌，《每日新闻》民调显示支持率降至57%，较上次下降10%；日本经济新闻社民调显示支持率为67%，较去年12月下降8个百分点。支持率下滑主要源于选民不满其出于政党私利提前解散众议院、忽视民生议题。此外，自民党“黑金”丑闻余波未平，高市早苗上台后未彻底解决相关争议，反而让多名涉事议员担任要职。其本人亦被指控违规接受企业政治捐款，且与问题宗教团体“统一教”的关系持续受到舆论质疑，这些将成为动摇其民意基础的重大威胁。其次，在野党此次虽因整合不力、“中道改革联合”仓促成立且政策主张不清，未能对执政联盟形成有效制衡，但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尝试超越意识形态对立、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高市阵营，反映出在野力量寻求团结的新动向。未来，若在野党能有效整合并提出有力政策，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日本政坛右倾化趋势。同时，在野党在参议院仍占据多数席位，高市内阁的政策推行仍可能受到一定制约。再次，本次选举揭示了日本选举制度“每一票价值不平等”及其对大党有利的长期症结。日本众议院选举采取小选区制与比例代表制并立的选举制度，小选区由选民直接对候选人投票，得票最多者当选；比例代表选区则由选民对各政党投票，根据得票多少，议席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各政党。由于小选区按地域划分且每个区只选一名议员，一旦各区之间选民人口数差距过大，就必然导致每一票的价值不平等。据测算，此次选举中人口最多的选区选民数是最少选区的2.1倍，制度缺陷可见一斑。为此，日本律师团体于2026年2月9日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以选区划分违背人口比例、未能纠正票值不平等、涉嫌违反宪法平等原则为由，要求判定本届众议院选举无效。此举不仅是一次法律挑战，更折射出日本社会对选举公正性的深刻反思与觉醒。最后，高市早苗虽赢得此次“豪赌”，但频繁举行大选所带来的社会信任成本与治理隐患，或将长期影响日本政治与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日本首相频繁更迭而陷入“一年一相”的怪圈，其根源在于政治体制矛盾、派阀激烈斗争与经济困境激化民怨等深层痼疾尚未根除。
日本长期陷入“一年一相”的政治怪圈。二战后约80年间，日本已先后经历37位首相，其中仅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少数人任期超过5年，其余超30位首相的平均任期仅为1年9个月。2020年以来，受派阀斗争、经济疲软与外交困境影响，日本已四度更换首相。自民党在2024年众议院及2025年参议院选举中接连失利，自1994年以来首次在参众两院同时失去多数席位。面对党内问责与生活成本上涨造成的民生压力，前首相石破茂于2025年9月辞职。同年10月，在安倍派、麻生派等保守势力支持下，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公明党因不满“黑金政治”处理、安保理念分歧及对高市早苗激进路线的担忧，在首相指名选举前退出持续26年的“自公执政联盟”。自民党随后与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合作，勉强组建执政联盟，但双方互信不足，在国会席位削减等问题上矛盾公开，合作基础脆弱。执政联盟虽在众议院勉强维持多数，但在参议院则完全处于劣势，政策推进备受在野党掣肘，执政根基不稳。
日本内阁频繁更迭是政治体制深层矛盾、派阀激烈斗争与经济困境引发的民怨累积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首相需获国会过半支持，但国会党派林立且各党派之间利益诉求与政策主张差异显著，难以形成长期稳定联盟。同时，首相有权提前解散众议院，致使选举频繁、政权更迭周期缩短。其二，自民党内派阀斗争激烈，首相需平衡各方利益，常因党内压力或为选举失利问责而辞职。其三，在野党常借执政党失误发起强力问责，通过国会质询、舆论曝光乃至提出不信任案等方式施压，影响政府支持率与施政环境。其四，近年来工资增长停滞、高通胀与经济增长前景持续黯淡，使得日本民众对国家和经济状况日益焦虑和不满，催生民粹主义快速蔓延。
三、高市早苗不惜制造权力真空、延迟预算案为代价，突袭式解散众议院，其根本目的在于规避问责、压制在野党以巩固执政根基。
2026年1月19日，上任仅三个月的高市早苗宣布于1月23日解散众议院（原定于2028年10月届满），并将投票日定于2月8日。从解散至投票仅16天，创日本战后最短竞选周期。此举未事先咨询党内高层，引发自民党内部不满；在亟需应对国内物价高涨关头提前近三年解散，被批缺乏合理性和正当性；不顾新财年预算案审议被迫中断却推进这一劳民伤财的举措，被指责将党派和个人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民调显示，50%受访者反对解散，仅36%表示支持。尽管高市早苗辩称此举为“寻求新联合执政框架与政策的民意授权”，但却难掩其真实政治意图。
一是规避在野党问责。解散日期定于国会例会开幕日，系60年来首次，导致原定的首相施政演说被迫取消、政治议程打乱。例行国会一旦开幕，高市早苗将面临在野党就其激进经济政策、大幅提高防卫预算、涉台错误言论引发的外交危机，以及自民党“黑金”丑闻、“统一教”关联问题的集中质询，甚至可能面临不信任案。
二是强化执政基础。高市早苗凭借“首相蜜月期”效应，个人支持率维持在60%左右，但自民党支持率受“黑金”丑闻影响仅约35%。考虑到其上台以来激进政策的后续风险，支持率势必将随着民众对施政表现的失望及反对情绪加剧而回落。通过提前大选并将个人去留与选举结果深度绑定，旨在将个人支持率转化为自民党议席。一旦自民党单独获得过半席位，则可摆脱对维新会的依赖，扭转自民党作为少数派的执政困境，为其激进政策推进铺路，同时巩固其党内权力，削弱党内大佬的牵制。
三是压缩在野党应对空间。突然解散与极短竞选周期使在野党措手不及，“中道改革联合”尚处整合初期，难以及时协调政策、推举候选人并展开基层动员。同时，本次选举正值日本最寒冷月份，北海道和东北地区的深厚积雪可能影响投票率，而这些区域恰恰是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的传统票仓，这在无形中能够为自民党创造有利选情。
四、“早苗经济学”难以化解日本当前经济困局，政府财政可持续性面临严峻考验；若其右翼激进政策加速推进，日本势必将陷入更深的外交孤立，并沦为破坏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实质性威胁。
自民党胜选使高市早苗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政治掣肘，为推行其激进政策扫清障碍，但也需警惕日本可能面临的财政风险、外交危机以及对地区与全球安全格局造成的潜在冲击。
一方面，“早苗经济学”未能针对日本经济的结构性困境提出有效方案，财政可持续性不断承压。高市内阁在延续“安倍经济学”框架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财政主导与政府对战略领域的投资，试图通过大规模减税与补贴缓解通胀压力，并将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深度绑定，推行所谓的“危机管理投资”，同时加强国防与外交能力建设。财政政策上，高市内阁持续扩大财政支出：推出规模达18.3万亿日元的2025财年补充预算，为新冠疫情后最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21.3万亿日元）提供资金；编制总额达122.3万亿日元的2026财年预算案，再创历史新高，并计划新发国债29.6万亿日元，以填补社保支出、债务还本付息及防卫费用攀升造成的缺口；为争取选票，更承诺暂停征收食品消费税两年，预计每年将增加约5万亿日元财政负担。货币政策上，高市内阁总体仍坚持宽松货币政策以配合财政刺激，对加息态度谨慎。
然而，当前日本经济处于通胀高企、日元贬值状态，与“安倍经济学”时期的通缩、日元升值背景已截然不同。继续推行宽松货币与积极财政，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加剧民生压力。大量预算流向半导体、国防等领域，而非着力控制物价、稳定汇率或提升居民收入，显示其并未针对当前内需疲软与通胀这一核心矛盾作出有效应对。消费税本是应对少子化、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支出及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在未明确资金填补方案的情况下贸然暂停食品消费税，将进一步加剧财政压力。高市内阁的经济政策实质上仍依赖于大规模发债这一“印钱”模式，可能推高国债收益率，加剧日元贬值与通胀恶化，甚至冲击金融市场稳定。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日本各级政府债务负担率约为229.6%，居全球发达国家之首。自2024年3月退出负利率政策以来，日本央行已累计四次加息，将政策利率上调至0.75%，创三十年来新高。利率上升将直接推高政府利息支出，加剧偿债压力。2026财年预算中用于偿还国债及利息的国债费首次突破30万亿日元，约占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在日本政府财政压力高企、利率上升的背景下，缺乏结构性改革、仅靠财政刺激的模式已难以为继。
高市早苗上台后释放的财政扩张信号，已引发债市多轮抛售。截至2026年1月20日，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3.875%，40年期收益率达4.215%，10年期收益率一度触及2.330%，创近27年新高。日本国债市场正面临类似英国“特拉斯时刻”的重演风险，反映出市场对财政纪律及债务可持续性的深度担忧。
另一方面，需警惕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带来的外交危机与地缘政治风险。高市早苗上台后，其主导的安保与外交政策呈现鲜明的右翼保守与对抗色彩。外交上，高市早苗在强化对美依附的同时，未能妥善处理与周边主要国家的关系，导致外交局面陷入失衡被动。上任不足月余，即在涉台、独岛及安保等问题上发表一系列激进言论，引发中国、俄罗斯、朝鲜及韩国的集体批评，使日本陷入周边外交孤立，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涉台错误言论已招致中方多层面反制，包括对两用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等措施，将对日本经济造成直接冲击。在安保领域，高市内阁主张修宪扩军、强化美日同盟，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并提前两年实现防卫开支占GDP比重2%的目标，同时计划于2026年撤销成品武器出口的五类限制，谋求通过修宪解除军事束缚。目前自民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已经超过启动修宪议程所需的三分之二门槛。此次大选后，预计高市内阁将继续推进右倾化路线，进一步突破安全防卫政策限制，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不仅将动摇日本战后和平根基，还将深刻改变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使日本成为加剧地区紧张、诱发军备竞赛乃至核扩散风险的源头，对区域与全球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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