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悲剧之后，受害者家庭发现自己成了网络暴力的新靶子。

2026年5月21日上午，杭州。

奉先生夫妇走进富阳区人民法院，手里攥着一个小吊牌——女儿小泡芙的照片。去年10月，小泡芙出生23天后因呛奶后引发的连锁反应意外离世，距今已有数月。

此次开庭，他们起诉的是一名账号为“母乳喂养指导师曹某某”的视频博主。她曾在小泡芙离世后，用其照片发布视频，称孩子是想喝母乳，家长忽略孩子心声，导致其以绝食窒息的方式自行离世，又在评论区留下那句话：“不母乳一时爽，追儿火葬场”。

事实上，今年3月，杭州当地警方已对曹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因其主动认罪认罚，予以从轻处罚，最终罚款500元。

但奉先生一家还是选择对簿公堂。“对方没有出庭，辩护律师称，她没有主观恶意”。奉先生一家提出了十万元的顶格赔偿，“不是真想要这笔钱，但一定要有个态度，能警示那些造谣的人。”

新黄河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类似于上述受害者家庭遭遇网络暴力之事，并非孤立事件，他们面对的，也可能不只是零散的匿名用户。

在河南、河北、陕西、四川等地，多个重大案件的受害者家庭正在经历相似的遭遇：亲人离世后，伤口尚未结痂，他们便成了网络暴力的靶子，网络谣言和死亡威胁如蛆附骨；试图维权时，又陷入报案不受理、立案不推进、维权成本高、处罚“轻飘飘”的困局，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曹某某在社交平台发布关于小泡芙的言论

失去亲人之后

互联网从不缺少对不幸者的二次绞杀

2024年6月，27岁的成都女子王紫雅在自家门口被捅伤致死，2025年12月20日，行凶者梁某滢一审被判死缓。

判决之后，网暴开始了。

一个名叫“紫雅妈妈撒谎群”的群组迅速成立，巅峰期群成员上百人，在群里长期散布“王紫雅母亲坐过牢”“王紫雅学历造假”等不实言论，甚至对已故的王紫雅发表极端低俗言论。

“我看到就崩溃了。”王紫雅母亲王女士说，“他们怎么骂我都无所谓，但是不能骂我的女儿。”

王紫雅母亲接受新黄河记者采访

而在河北邯郸三姐妹被炸死事件中，网络攻击则呈现出更加暴戾、更加危险的形态。

王芳（化名）姐妹共五人，她排行老三。因为父辈间的土地纠纷，2025年1月，她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在给父亲上坟之时，被亲大伯王某东提前埋在坟头东南侧地下爆炸装置炸死，生命分别定格在37岁、33岁和26岁。

经过法院审理，王某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于当年10月份被执行死刑。但死者家属认为存在共犯，仍在搜集相关证据。

案件已有官方定性，有死刑判决，但这不妨碍网络上的攻击。

有人质疑王芳“蹭热度”“博流量”，有人在评论区留下恶毒的揣测，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她接连遭受网友的死亡威胁，对方扬言要“炸死她”“轮X她唯一的妹妹”。王芳曾在网上哽咽着求助：“我总共5姐妹，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妹妹了，请帮我保住最后一个妹妹吧”。为了安全，她带着母亲和唯一的妹妹远离故土，却始终躲不开网络中的恶意。

王芳遭遇网络暴力

同样的剧本也在河南上演。

2024年9月，河南省信阳市明港镇333省道，发生一起醉驾超速致三人死亡交通事故。00后女子黄某醉酒后驾驶小型客车，以174公里/小时（超速335%）追尾电动两轮摩托车，造成摩托车驾驶员董某盛、其女友保某婷及侄女董某冉当场死亡，其中事发时董某冉尚不满3岁。后相关部门认定黄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死者董某盛的母亲代女士在网络上发声，希望为亲人讨个说法。

但随之而来的是辱骂和威胁。

代女士介绍，为了排解愁思，她偶尔会进行网络直播，但每次直播总有人指指点点。有人指责说“为什么要出门吃饭？这下好了吧。”更有甚者直接威胁：“再闹下去，把你们家团灭，一个都不留。”

代女士尝试报警，但并未奏效。

代女士遭遇网络暴力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攻击有一个共同特征：无差别、无底线、无事实依据。它们不关心真相，只关心流量和情绪。根据近年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的相关文件、通报、典型案例确认，在涉及儿童、女性受害等热点事件中，受害者家属遭网暴、人肉、骚扰等二次攻击是高频、普遍、后果严重的现象，且已被纳入重点打击的公诉范围。

为什么那些刚刚失去至亲的家庭，会被迫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心”？

对此，西南某高校传播学专家接受新黄河记者采访时指出，综合传播心理与网络圈层传播逻辑，舆论从共情转向苛责、攻击受害人家属，核心诱因是网络流量的公益属性与商业经济属性失衡。

据其解释，流量本身具备公共价值，能够承载社会监督、舆论纠偏的功能，进而维护社会正义。但当下网络生态中，流量已高度资本化、商业化，长期泛滥的流量变现乱象，使得公众对“因舆论走红”的案件当事人形成了天然的质疑心态。

在这种生态之下，网民形成了固化的潜意识认知：一旦受害者家属借助案件获得舆论热度与公共流量，便有可能利用流量谋取经济利益，存在借悲剧牟利、刻意作秀、后续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变现的潜在可能性。基于这一预设认知，社会公众会用绝对化的道德标准审视受害者家属，由此催生了“完美受害者”偏见。公众默认，所有获得公共流量的当事人，都必须是绝对无私、毫无瑕疵的正义化身。

但事实上，受害人家属只是普通民众。在遭遇恶性案件、承受巨大身心创伤后，其言行状态、生活细节、维权诉求、赔偿纠纷等方方面面，都无法做到绝对完美。一旦其出现任何私德瑕疵，或是被捕捉到任何利益关联的线索，都会在网络环境中被无限放大，最终造成公众共情消解、舆论彻底反噬，进而引发针对家属的网络暴力与人身攻击。这也形成了残酷的舆论闭环：受害者越是悲痛，越容易被污名化为“演戏卖惨”；受害者越是坚持维权，越容易被扣上“借机闹事”的帽子。

除此之外，流量导向的内容生产模式，也在刻意制造舆论对立与认知颠覆。客观、完整、平实的事实内容流量极低，而打破公众共情、挖掘当事人瑕疵、制造质疑声音、炒作剧情反转的内容，更容易实现大规模传播、快速出圈。因此，大量网络传播主体刻意回避案件本身的核心罪恶，专门聚焦、放大受害人家属的细微问题与个人生活细节，依靠制造争议博取流量、赚取热度。

在流量至上的网络环境长期浸润下，公众逐渐以商业化流量逻辑评判公共悲剧事件。大众的判断标准不再立足事实本身与正义，而是固化形成“流量即利益、热度即牟利”的预设思维，最终催生了针对受害者家属的苛刻道德审判风气。这一现象，是长期网络传播生态失衡所引发的社会性舆论问题。

无法沉默的受辱者

面对铺天盖地的诽谤和威胁，这些“二次受害”的家庭做出了相同的选择：不再沉默。

王紫雅母亲王女士是最先行动的人之一。2026年1月16日，她在律师陪同下走进派出所，向警方递交了群聊截图、辱骂言论、造谣帖文等相关证据。

成都警方以“被侮辱诽谤案”立案后，调查持续了数周。多名网暴者陆续被行政处罚：陈某因编造“捞女”等不实信息被行拘七日并罚款500元；袁某因发布含侮辱性配音的视频被行拘五日；而“紫雅妈妈撒谎群”群主王某因组织、参与被害人王女士及其代理律师长期侮辱、造谣及引导网暴，被处以行政拘留九日。

消息传出后，王女士的社交账号收到了一些支持留言，但仍有质疑——“才拘留几天，说明她肯定有问题”。这些声音像一根根针，扎在一个刚刚失去女儿的母亲心上。

2026年4月30日，王女士向郫都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追究多名侵权人的侮辱诽谤罪。

刑事自诉，意味着她要承担举证责任。王女士告诉记者，目前仍有涉网暴的行政案件在侦办中。“打掉一个群，还会冒出来新的群，有网友提醒我，曾有网暴者深夜连麦商量如何规避警方查证。”

“紫雅妈妈撒谎群”相关截图

小泡芙的爸爸奉先生则走过一段更曲折的心路历程。

起初，他不愿声张。女儿离世后，妻子整日以泪洗面，于是他选择一个人扛起所有与外界的沟通，曾在夜里偷偷删除恶评，怕妻子看到后崩溃。“我当时想的是，所有矛盾都冲我来，让她少看手机。”

但沉默没有换回安宁。

曹某某的账号持续活跃，评论区的恶语越来越多。当奉先生私信提醒对方停止侵权时，对方却回复网友说“让他告吧”。奉先生说，这种满不在乎的语气，让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怒，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追究到底。

今年3月，杭州富阳警方对曹某某作出行政处罚，查明其擅自使用小泡芙照片捏造虚假视频并在社交账号发布。警方通报一出，部分网友转而支持奉先生夫妇，但也有声音说“罚都罚了，还要怎样”。夫妇俩认为行政处罚不足以惩戒，于是提起人格权纠纷诉讼，要求顶格赔偿十万元。庭审当天，奉先生夫妇特意带了一个网友为小泡芙制作的吊牌，他们想让女儿看着这场官司。

王芳则走上了一条最惊心动魄的维权之路。

遭遇死亡威胁后，她将手中的截图、录播、直播回放等电子证据全部固定，委托律师收集并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但她心里清楚，即使警方抓到嫌疑人，也不过是行政拘留数日——那条曾经害死三个姐妹的命案威胁链，在网络空间里，似乎只需要付出一张罚单的代价。“警方后来告诉我，人找到了，但仍需要时间核实这些人与当年爆炸案件是否有关联。”

多重壁垒锁住维权路径

记者深度调查发现，虽然“二次伤害”的家庭决心维权，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整套烦琐、严苛、低效的维权体系。从报案立案、取证溯源、案件审理到最终追责惩戒，每一个环节都布满阻碍，让本就深陷丧亲之痛的家属，在精神折磨之外，又承受沉重的时间、精力、经济多重损耗。

网暴维权的第一道壁垒，是立案标准模糊、取证溯源艰难的现实困境。

多数受害者家属首次维权，便遭遇“报案不受理、受理难推进”的难题，大量恶意网暴言论游离于法律界定的灰色地带，难以被精准追责。

2021年4月，有先天性心脏病的陕西幼儿桂圆在一次手术中出现“白肺”症状，一年后因呼吸心跳骤停不幸离世，其母张女士将案件经历发布网络后便持续遭受攻击。

大量私密账号攻击张女士为“吃孩子人血馒头”“医闹”，并泄露其尚未公开的病例及家庭隐私，还有人多次将网名改为其亡子名字“桂圆”进行挑衅，甚至诅咒她“长相就是要生不健康的娃”“再生一个也一定不健康”。

张女士就上述网暴行为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但警方起初以“不属于管理范围”为由不受理，后经她和丈夫自学法律反复交涉，警方最终受理，但查处效果有限。“查到一名网暴者住址却未能抓获；另一名网暴者留下的电话打通后，对方否认是本人；还有网暴者在电话中对警方态度嚣张，最终均未受到实质处罚，不了了之。”

桂圆接受治疗时照片

与此同时，网络谩骂与侮辱诽谤的边界难以厘清，普通的负面评价、嘲讽言论往往无法立案，只有精准指向个人、带有恶意诅咒、造谣抹黑的极端言论，才勉强触碰追责红线。小泡芙父亲奉先生在维权中深刻体会到法律界定的模糊性，他向记者打了一个比喻：“警方给我们举过例子——你在马路上捡到一部手机，和在别人家里拿走一部手机，定性是不一样的。在网上，你说‘活该’和说‘你家孩子活该’，性质完全不同，前者你拿他没办法，但后者你可以报警。”

奉先生表示，事实上很多网暴言论恰好卡在“能告”和“不能告”的模糊地带。“一句‘活该’，不足以立案；一句‘该死’，也不足以立案，要等到对方说出‘你家女儿就该死’，才算踩了红线。”

王紫雅母亲的遭遇则展示了另一种“不受理”——不是程序上的不受理，而是制度层面的“立案难”，即刑事自诉时需自行取证。其代理律师孔维朗介绍，网暴行为具有跨平台、碎片化、易删除的特点，加之多数施暴者使用私密账号作案，普通受害者缺乏专业取证能力，也没有公权力溯源权限，想要固定“情节严重”的法定证据、锁定全部施暴者，难度极大。

而在取证阶段，上述家庭同样遭遇不少难题。

桂圆妈妈张女士说，自己曾向平台反映，要求调取网暴者的身份信息，平台提供了三个人的信息，其中一人已注销账号，另一人没有实名认证。“我走了一圈程序，相当于只拿回几个网暴者的信息，然后我还得另行起诉。”

更隐蔽的恶意打压也随之而来，张女士在维权期间，个人账号遭遇大批量、有组织的恶意举报，被冠上“诋毁政府、挑动医患矛盾”等不实罪名，导致账号长期被平台判定违规限流。即便后续平台核查无问题、恢复账号正常使用，但大批量恶意举报的组织者、参与者，始终无人被追责。

不仅如此，相较于普通民事纠纷，网暴关联案件漫长的维权周期也不断消耗着受害家庭的心力与财力，为坚守维权底线，他们不得不打乱正常生活，全身心投入案件处置。

为跟进小泡芙的维权官司，奉先生夫妇双双辞去稳定工作，靠摆摊谋生换取自由时间。数月间，他们往返于派出所、法院、检察院之间，跨多地奔波对接案件，只能利用空余时间自学法律知识、整理厚厚一沓证据材料，“我们硬生生被熬成‘半个法律从业者’。”

王紫雅母亲的维权战线同样漫长且割裂。从2025年12月网暴滋生蔓延，到2026年4月提起刑事自诉，历时四个多月的取证、申诉、维权，她不仅要跟进网暴相关的行政案件、刑事自诉案件，还要兼顾女儿命案的二审流程，身心俱疲。

而河北王芳、河南代女士的维权案件，更是长期处于“核实中”“待推进”状态，陷入无限期等待。

值得注意的是，在维权追责的过程中，受害者家属还要直面个人隐私全面暴露、人身安全无法保障的隐形风险，让维权变成一场“冒险博弈”。

奉先生坦言，根据现有诉讼流程，他们提交的起诉状会通过法院小程序公开可查，其中包含完整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核心隐私信息。而部分网暴者言辞偏激，手握受害者家庭隐私，让一家人长期处于惶恐不安中，即便依法维权，也始终无法获得基本的安全感保障。

这种隐私泄露的漏洞，形成了恶性闭环：受害者主动起诉，最终却要承担暴露自身隐私的风险，维权的安全成本无从预估。

代女士为逝去的亲人奔走呼号

零散网暴背后的隐秘角落

采访中，多名案件当事人表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遭遇的是普通且零散的网民情绪宣泄，而是更倾向于被一条隐蔽的、组织化的网暴黑色产业链精准针对，对其实施“二次猎杀”。

桂圆妈妈张女士是最先察觉“黑产痕迹”的受害者。她告诉记者，自己在维权过程中，发现施暴者能够精准获取其未公开的病历资料、家庭成员信息等核心隐私，这类未对外披露的私密信息被大范围泄露，绝非普通网民随机可为。

小泡芙家人也发现，攻击他们的账号多为私密账号，但作案时间、造谣角度、辱骂话术高度统一，呈现出类似于组织化的特征。

而紫雅妈妈遭遇的“组团围猎”更是此类情况的典型缩影。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涂龙科曾发文解读此类现象，当下网络“开盒”、人肉搜索、组团网暴已形成成熟黑产链条，依托黑客盗取的私密数据库和全网公开信息拼凑整合，精准窃取普通人隐私，为恶意网暴、精准打压提供支撑。

更值得警惕的是，王芳案的核查线索显示，部分网暴者是否与原命案涉事方存在关联仍待进一步调查，但这或许意味着部分网络暴力早已脱离情绪宣泄范畴，而是带有针对性的恶意报复。

桂圆走后，有网友对其进行取笑

纵观上述维权案件，一个残酷的核心矛盾愈发凸显：网暴违法成本极低，受害者维权成本极高，出现严重的权责成本倒挂现象。

北京卓浩律师事务所张建律师介绍，目前法律针对网络暴力行为已形成“民事—行政—刑事”三层次法律规制体系，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存在阶梯式衔接。

其中，对于尚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网络侮辱、诽谤、恐吓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可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小泡芙案中，刻意捏造育儿谣言、消费逝者、网暴家属的博主，因认罪认罚从轻罚款500元。紫雅妈妈的案件也印证了上述条款，该案中，组织上百人群体网暴、长期恶意造谣抹黑的群主王某，被行政拘留9日；多名肆意辱骂、捏造谣言的施暴者，获5至7日拘留及小额罚款。

受访者均表示，这种不对等的成本机制，是对维权信心的消耗。“施暴者仅凭一句恶评、一条谣言、一次组团抹黑，就能摧毁一个家庭，而我们想要讨回公道，却要付出百倍千倍的代价。”紫雅妈妈说，因为长期的精神压力和网络暴力，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经常夜里失眠，需时常服药。而王芳则告诉记者，她现在经常浑身发抖、记忆力减退，甚至说话语无伦次，“但案子发生以前，我的身体状态是姐妹间最好的。”

“逝去的亲人是底线”

为什么要坚持？五组受访者给记者的回答指向同一个词：底线。

但他们同样提到，时至今日，自己的所作所为已不仅是个人维权，更希望推动终结“恶行低成本、维权高损耗”的畸形现状。“我更想案子成为一个示范案例，能让受害者维权、让施暴者付出代价，而不是劝大家‘算了，是他们本性坏’。”

但落地实践中，法律威慑力严重不足，核心症结在于，网暴维权的举证、溯源、追责权限高度集中于公权力，普通受害者个人取证难、溯源难、追责难。

对此，张建律师认为，目前网络暴力行为具有匿名性、持续性、扩散性三大典型特征。其参与者往往人数众多，危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众多参与主体的责任划分困难；在取证方面，被害人通常难以开展信息溯源、查明扩散路径，容易陷入维权困境。“现行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真正的障碍在于实践中自诉人举证能力不足与‘行为人身份确定难’的叠加效应。”

张建律师认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在于进一步激活“公安机关协助取证”制度，进一步启动程序可操作性，细化协助取证的程序规则。同时，可以扩大自诉转公诉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对于传播范围广、影响恶劣的网络暴力案件，尽可能依法主动转入公诉程序。“在立法层面，已有委员和专家建议在侮辱、诽谤罪中增加‘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档次，配置‘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升档法定刑，提高法律的整体威慑力。”

前述传播学专家则给出了传播领域的治理建议。

他认为，治理难点在于平衡流量的公共公益价值与商业经济价值，主要依靠权威事实纠偏、多元媒体补全视角、制度监管约束三条路径。首先是搭建官方权威辟谣与事实核查机制，由权威主体发布可信、统一的事件定论，破除碎片化谣言与片面解读，为舆论建立事实基准；其次，可鼓励公共媒体多元视角深度报道，依托“观点自由市场”逻辑，允许多维度媒体介入调查与发声，多角度还原事件全貌，补足信息盲区，消解公众片面情绪与认知偏差；同时也应强化平台监管与制度化治理，针对纯商业流量目的、未经求证、刻意放大偏颇观点、制造对立抹黑的内容与账号进行约束管控，通过外部监管与平台治理，斩断“靠抹黑受害者博流量”的传播链条，从源头遏制恶意舆论扩散。

截至发稿，小泡芙的案件尚未宣判，王芳的网暴者案件仍在“核实中”，代女士的报案始终未有重大进展，桂圆妈妈张女士仍在准备上诉材料，王紫雅母亲已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五组家庭，正用不同的方式在坚持，“我们就想看一看，最后的努力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是受害者被维护还是施暴者被纵容？”

（新黄河客户端记者赵桂凯 剪辑：张成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