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天勇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增长的动力在逐年减弱。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单方面改革已难以持续释放增长动能。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将体制变量内生化的供给—分配—需求仿真运算系统模拟结果看，必须推进供给、分配、需求三个领域的深度协同改革，消除体制性扭曲，激发被压抑的增长潜能。缺失任何一个环节的体制改革，都会发生卡顿和阻碍，使国民经济流量无法从生产到分配、再从分配到需求理想地流动和循环。基于渐进转轨经济的动态仿真模拟，缩小各环节的“体制扭曲值”，向高效市场竞争的体制标准值靠拢，缩小体制差值，是释放未来增长潜力的关键。
一、供给领域的体制改革
供给侧的改革核心在于优化要素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适应并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
1.资本分布所有制比例的调整：供给领域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结构的合理性。首先，应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历史上“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遗留下规模庞大的非竞争性国有资本，特别是在生产积累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部分资本占比过高，客观上推高了国民收入的积累率，挤压了消费。未来应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集中。相应地，降低其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比例。其次，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竞争性领域中，民营资产占比越高，经济活力越强。民营中小微企业通常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劳动密集度高，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就业扩大直接带来居民收入增长，增强消费能力。同时，民营企业在最终消费品、消费服务等领域占比高，直接繁荣了消费市场，形成了从生产到消费的良性循环。
2.迎接AI时代与平衡传统劳动：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函数和分配格局。传统的索洛模型中劳动要素投入的贡献定义正面临挑战，技术进步成为财富创造的核心驱动力，分配格局也从“资本强势”转向“技术-资本共强”。这预示着“自由劳动”时代的到来，但也对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技能结构和素质结构提出了全新要求。特别是数亿农村居民和城镇常住流动人口，其能力结构尚处于工业化中期，而AI的发展可能加速工业化进程的转型，形成“早熟”压力。同时，平台经济重构了价值分配，收入加速向平台及其背后的技术与资本集中。
为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双管齐下：一是“延长”传统劳动的贡献期，通过加快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鼓励个人创业和合伙公司等方式，最大化吸纳就业；二是积极拥抱AI，在维持传统就业基本盘的同时，拓展与AI相关的就业新领域。此外，在城市规划和发展理念上，应适度抑制超高楼宇的崛起，打破社区和行政事业的围墙封闭，发展有利于人际交往、休闲消费的“平面经济”，创造更多本地化、生活化的就业岗位。
3.资产改革与财富溢值收入：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造成财富和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居民通过住宅商品化改革，形成了他们的资产和财富，也通过房产交易获得了资产溢值收入，而农村居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因受限于交易限制，无法转化市场经济社会中的资产和财富，导致缺乏创业资本和财产性收入。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房屋市场，推进“同权、同地、同价”改革，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发展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是增加农民财富、激发农村内需潜力的根本之策。
二、分配领域的体制改革
分配改革是连接供给与需求的关键环节，目标是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1.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核心在于扭转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增速滞后于GDP增速的局面。这需要改革那些具有“逆向转移支付”效应的体制，如优化土地出让金分配机制、降低居民过高的房价收入比、合理调控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收费、理顺自然垄断行业（如水电气油）的价格形成机制，切实减轻居民负担。
2.抑制非竞争性国有企业和银行的收入比例：应控制部分非竞争性领域（如金融、能源、通信等）企业收入占GDP比例过高的趋势。这些行业凭借行政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客观上挤压了实体经济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利润空间。必须强化对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监管，引入第三方成本审计、社会听证和舆论监督，确保价格形成机制的透明与合理，将其利润水平调节至合理区间。
3.政府收入占GDP的合理比例及结构性改革：应将宏观税负水平控制在合理区间（如不高于GDP的30%），作为一条重要的“红线”。在经济下行期，更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避免因“税收费费”而加剧经济紧缩。同时，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面对财政供养规模庞大的压力，必须下定决心推进“资产换身份”等深层次改革，推动部分事业单位向市场化、企业化转型，实现精兵简政，提升治理效能。
4.遏制体制寻租的改革：减少权力寻租空间，是净化分配环境、提振市场信心的关键。根本途径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计划权力，继续推进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从制度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将原本被截留或流失的收入归还于民和归于社会。
三、需求领域的体制改革
需求侧改革的核心在于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1.激发消费潜能：一是加大财政对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升边际消费倾向。二是破除抑制消费的行政藩篱，如适时调整或取消房屋限价、车辆限购、出行限行等措施，让消费需求得以释放。三是通过资产改革（如前述土地房屋改革）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其消费能力。
2.优化投资结构：必须抑制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过度追求规模扩张的积累性投资，将投资重点转向民生补短板和产业升级领域。同时，要全面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壁垒，为民营企业开辟更广阔的投资空间，激发其投资活力。
3.稳住外需基本盘：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与传统贸易伙伴的关系，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稳住出口占GDP的比例。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留住并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使中国继续成为全球投资的热土。
总之，供给、分配、需求三个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供给改革为增长提供动力和结构支撑，分配改革为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需求改革为增长提供市场空间。只有通过“三管齐下”的协同改革，系统性地降低各领域的体制扭曲值，才能打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将中国巨大的增长潜能转化为未来十年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较快增长。
责任编辑：展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