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怪才

提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外关系史，郭实猎（K. Guetzlaff）是无法绕开的人物。这位出身普鲁士小城佩日采（Pyritz）的市井之徒，生于1803年。他原本应该照着自己父亲的样子，在波美拉尼亚的社会底层，学一门裁缝之类的手艺，一面遵从敬虔派的教条，一面在小手工业者拮据的生活中了此一生。但他偏偏遇上了一个不太稳定的家庭。1807年，也就是郭实猎刚刚四岁的时候，他的生母病逝。“野蛮”的继母，显然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创伤。当一个年轻人的个性，“从活力十足变得忧郁惨淡”时，他的家庭，便不再能左右他的成长路径。于是，仅仅接受了五年基础教育的郭实猎，坚决地放弃了在家乡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来到普鲁士工业重镇什切青（Stettin），作了一名腰带搭扣的学徒工。这一年是1816年，郭实猎十三岁。

除了畸形的原生家庭，郭实猎还赶上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就在他出生的次年——180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大革命的焰火终于席卷欧洲。两年以后，法军击败普俄联军，侵夺了普鲁士一半以上的领土和人口，导致普鲁士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1812年，拿破仑攻入莫斯科，却输给了俄罗斯的冬天。又过两年，反法盟军占领巴黎，拿破仑退位。直到1815年，也就是郭实猎决心离开家乡的前一年，偷渡回法的拿破仑终于兵败滑铁卢，这位既革命又独裁的怪胎皇帝才勉强结束了自己的时代。不难看出，郭实猎的青少年时期，都笼罩在拿破仑这位堪称“大帝”，实为灾难制造者的阴影之下。他的成长与拿破仑的膨胀和破灭同步，他被裹挟在大革命的潮流之下，享受着大觉醒运动的余音，又纠缠于民族主义、敬虔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难怪这位年轻人，会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反复强调，他自己“决心要从事政治，投身于整个欧洲与拿破仑专制统治的斗争”。

郭实猎当然不是反对专制统治的斗士，就像他在青少年时期，也没有真正决心要皈依基督教一样。他的挣扎，只能反映出这位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在家庭变故和时代思潮冲击之后，深刻入骨的偏执性格和他为求改变命运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1820年，借着给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献诗的偶然机会，郭实猎终于迎来了“命运的奇异转机”，摆脱了他的学徒生活，来到柏林，重入学堂。只可惜，普鲁士学制严谨，这位只读过五年书的学徒工，尽管手持国王的“批示”，却仍然被文理中学（Gymnasium）拒之门外。他只好另辟蹊径，在普王承诺每年为学校捐款五百塔勒的前提下，转入一所号称“柏林传教士学院”（Berliner Missionsinstitut），实则只有八名学生的小型传教人员培训班，继续学业。

这大抵是郭实猎真正决心传教事业的开端。1821年5月7日，一向对宗教嗤之以鼻，甚至分不清传教士与牧师差别的郭实猎，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来到传教士学院，向院长雅尼克（Johann Jänicke，1748-1827）报到。正是这位雅尼克，凭着自己的温柔谦和，在短短两个月之后，便出人意料地，彻底改变了郭实猎对宗教的态度，使他立下虔信派信仰，终其一生，未曾改变。郭实猎这一生，极少经历温馨的家庭或集体生活。他似乎习惯了不幸的遭遇，甚至可能因此罹患“自恋型人格障碍”，但是却很容易被微小的善意所感动。换言之，郭实猎树立信仰，既非上帝天启真理诱人，又非敬虔派教义精妙深邃，只是因为他在传教士学校受到了平等的善待。这也是古今非凡之人，立志发愿时常见的场景。问题在于，敬虔派的信仰，在十九世纪的基督教发展史上，已显得格格不入。它的信徒并不关心教义，而是重视灵性，强调禁欲和严格舍己的生活。这种信仰不但“显得十分过时”，而且敬虔派的信徒常因他们自身的极端和宗派差异等问题，与其他很多宗派发生激烈的冲突。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a Brth, 1886-1968）就认为：“与教会一同下地狱都比跟敬虔主义者一起上天堂强，尽管他们的天堂根本不存在！”这无疑种下了郭实猎日后与其他来华传教士冲突的种子。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郭实猎极端的性格，碰上敬虔派这类激烈的信仰，便很容易燃起莫名的宗教狂热。用卫三畏的话来说，“郭实猎是罕见性格复杂的人，很难令人理解。他的性情非常乐观，而他的狂热充溢到让他看事情会变成扭曲的程度，即使别人较为清醒冷静，他也不愿接受别人的修正意见”。1823年初，郭氏自称收到上帝的指示，要求前往“遥远的异域”传教时，是这个狂热在作祟；1825年，当他业已加入荷兰传道会，准备前往东南亚传教时，却一反常态地游走于英、法两国，要求参加希腊独立战争，也是出于这股狂热；待到1826年底，当他被迫登陆巴达维亚，准备向马来人传教之时，竟然主动脱离母会，自立门户，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来华的独立传教士，仍然是这股狂热作用的结果。

的确，1826年底，当郭实猎甫一出现在东南亚的海岛之间时，他便表现出十足的冲动和破坏力。与他同时的来华传教士，大多惯用“思”“怜”“逊”“雅”等字作为自己的中文名字，但他却一反常态地选择了相当生僻的“实猎”二字。这一独树一帜的举动清晰地展现出，郭实猎意欲在短时间内有所作为，“猎”得“实”效，震动寰宇的急切心态。

郭实猎的眼光也确实独到。正当他同行的传教伙伴都在准备行装，前往荷属东印度的大小岛屿，去为马来人服务时，他已经在自己的“传教日志”中不断地抱怨，“（对马来人的）传教工作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没有更好的受众可供选择”，“这些人对我们丝毫不感兴趣，也不想接受来自纯粹心灵的生命真谛”。 而在同一时间，他对华人青睐有加，反复强调华人的友善和宽容。他曾说：“这个民族是有活力的，他们也很愿意接触真理。如果能够满足他们简单的要求的话，他们便愿意去相信，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接收到圣灵的恩赐，并且准备为之信仰。”

这并非郭实猎一时兴起之言论。据荷印当局统计，在1812年前后，爪哇岛已有新客华侨七万五千八百四十一人，华裔一万五千七百九十六人，总数超过九万，其中仅巴达维亚一地的华人就多达两万四千八百零五人。这些华人无论在聚集度上，还是经济影响力上，都在东南亚占有优势。相比那些衣不蔽体的马来土著，背靠大清帝国，文化程度更高，行事信仰上更为宽容的华人群体，显然更能吸引急欲求成的郭实猎。

自1827年4月起，郭实猎便开始游走于民丹岛（Bintang）和新加坡之间，不但只对华人传教，而且希望通过传教旅行的方式，游历班卡（Banka）、苏门答腊、婆罗洲、暹罗、南圻等地。他与同样刚刚来到东南亚的伦敦会对华传教士汤雅各布（Jacob Tomlin）过从甚密。常常一同学习中文，外出传教。

不得不承认，郭实猎是罕见的语言天才。在十九世纪，即使是专门长期学习中文的来华传教士，一般也需要三到五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熟练掌握中文口语。而郭实猎，仅仅在到达东南亚十四个月之后，就已经能够完全听懂中文对话，并且让他接触的中国人不再对他以“夷”相称。他学习语言的方法确实独特高效。在那个既没有语言教材也没有中间翻译的时代，郭实猎在自己驻扎的民丹岛上，建起一座收容站，专门救助那些被他称为“怪物（Scheusale）和人类渣滓（Auswürfe der Menschheit）”的麻风病人，交换的条件，就是要求这些“瘫痪（lahm）且无法自己离开的”中国人，“整天”“用他们的方言”陪郭实猎练习中文。

这种做法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麻风病是令人谈之色变的烈性传染病。郭实猎一面冒着被传染的风险，收容麻风病人、学习中文，一面又称他们为“怪物”“渣滓”；作为传教士，他无惧危险、收容弱者、分享教义，本是仁爱之举，但在背后，却对自己的传教对象满怀鄙视，甚至带有敌意。郭实猎藐视甚至公然侮辱自己的麻风病救助对象，反映出他内心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立场，以及他对亚洲民族长期抱有的歧视。这种矛盾，除了折射出郭实猎的传教活动与人格特质之间的不协调之外，也非常形象地展示出，他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个性。

只要对新教来华的早期历史稍有了解，便会知道，郭实猎的这种行事作风，并非传教士群体中的个例。郭实猎的同伴汤雅各，同样喜欢不计后果肆意行事。郭实猎不尊重自己的母会——荷兰传道会，甚至最终与之分道扬镳。汤雅各在东南亚时，同样不理会伦敦会的调遣。他在新加坡传道站一共服务五年，却曾“两度到爪哇”“两度到暹罗”“六次到廖内”“四五次到马六甲”，每次离开，长则十月，短则月余，且都未征得母会同意，极少安心传教本职。他的擅离职守甚至一度导致新加坡传道站无法运转，以至于伦敦会不得不在1832年将他开除出会。另一位与郭实猎相熟，且同样身处新加坡的传教士汤姆森，则“汲汲营营于自己的金钱利益”，一边拿着三百英镑的年薪还贪墨着差会的公帑，一边经营着他在新加坡开辟的胡椒园，还一度传出与马来妇女有染生子的丑闻，“怠惰”且“坐领干薪不干活”。与麦都思一起驻扎在巴达维亚的传教士John Slater甚至还因为贩卖鸦片而被荷兰当局驱逐出境。更多的传教士，则通过旅行、散发书籍和快速施洗来增加信众的数量，由此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名字基督徒”（Namenchristen）的现象。但那些所谓的信徒，并不曾受到长期的教育或感化，也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内在修养，仅仅是增加了信徒名单的长度。在十九世纪的最初三十年，不少传道站，确实一度成为驻站传教士套取钱财、充实腰包的场所。

无论是被开除的汤雅各，还是怠惰又贪污的汤姆森，抑或是其他编造“名字基督徒”的传教士，他们无不反映出十九世纪初叶，东南亚地区缺乏有质量的传教士，且因差会鞭长莫及，无法实现有效管理的尴尬局面。在欧洲，很少“有现职牧师放下一切改而担任传教士，也没有多少神学院学生能和马礼逊一样志愿前往海外”，不得已，差会只好“放宽录用标准，贩夫走卒，耕田拉车者都可入选，为此降低教育程度的要求，也多少影响到职前训练的效果，连带导致不适任传教士的人数增加”。在充斥着市井之徒的东南亚传教士群体中，多的是不计后果、为所欲为的逐利之徒，他们在道德和诚信问题上，缺乏最基本的底线，更没有基本的行事规范。如果说，郭实猎与这些传教士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缘着自己夸张偏执的个性，在不择手段、缺乏底线的行为之外，少了几分对眼前利益的关注，又多了几分出人头地，成就不世之名的执念和欲求。而且，他很快就等到了这样的机会。

开路先锋

1828年8月，在初步掌握了利用闽南语和华人交流的能力之后，郭实猎毅然放弃了他在民丹岛上的传道站，与汤雅各一道，携带着二十三箱传教书籍，以独立传教士的身份，前往曼谷传教。

郭实猎和汤雅各，是最早踏足暹罗的新教传教士。他们之所以在郭实猎初步掌握闽南语之后才选择启程，很可能是因为这两位传教士早已考虑到曼谷附近地区的居民结构。据汤雅各估计，1828年前后曼谷城约有七万七千人口，其中华人就有约三万六千人。而据李恩涵估计，1757至1858年间，仅潮州一地每年前往暹罗的移民就有数千人之多。得益于暹罗吞武里王朝与清政府的良好关系，暹罗商船并不在清政府海禁的限制范围之内，加之这些商船的船主和海员，大多来自潮汕或闽南地区，所以在进入沿海各地港口时，也大多能享受本国商船的便利和优待。郭实猎也注意到这些华侨与内地的联系，他曾在自己的航行记中记录，“（中国）商船每年都会在2月、3月和4月初时从海南、广州、汕头、厦门、宁波、上海以及其他地方出海到达这里……然后在5月末、6月和7月的时候出海。商船大概会有八十艘……船员多为来自广东省东部地区的潮州人。这些船主要归曼谷的中国移民或暹罗贵族所有”。郭氏的记录也得到了嘉庆《大清一统志》的印证，据记载：“澄海县商民领照赴暹罗买米，接济内地民食，虽行之已阅四十余年，但此项来航，据称回棹者，不过十之五六。” 潮汕话与闽南话很接近,无论是面对潮汕人还是福建人，郭实猎都能做到无障碍沟通。自1807年首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时起，建制派传教士的主要传教目标都集中在英国势力所及或西方人相对集中的马六甲、新加坡、澳门和荷属东印度等地，对华人密度更大、对华交往更密切的曼谷地区，却无所建树。而行为放荡不羁的汤雅各和独立传教的郭实猎，却更能突破限制，为他人所不能为。

可传教活动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英国在两年以前刚刚入侵了暹罗的邻国缅甸，所以郭实猎和汤雅各很快就被当成“进入王国的危险入侵者”。和所有虚弱的专制政权一样，吞武里王朝对于初到暹罗，处于西方光环之下、自身控制之外的新教，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但是，暹罗高层对郭实猎等人的严密防范，并没有持续太久。凭借着在荷兰学到的那些简陋的医学知识，郭实猎在暹罗打开了市场。无论是在郭实猎的《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或者汤雅各的游记中，我们都能找到大量当地显贵来向郭实猎求医的记录。郭实猎曾自述，“维护和暹罗贵族之间的关系”使他“又累又恶心”。但此举却迅速化解了他在传教过程中的阻碍，以医、药为媒介，郭实猎和汤雅各在曼谷的人气得以迅速集聚。

自1828年底，郭实猎恢复了他在当地的传教工作，并且开始登上中国的商船，向海员散发宗教册子。郭实猎此举的最初目的，不过是希望这些来自潮汕或闽南的海员，能够通过他们的航线，将基督教义带回中国。不过，无论是在中国商船上，还是在郭实猎的传道站，他最繁重，也最为中国人重视的工作，依旧是给人看病。他的诊室里，“整天都挤满了病人”，以至于“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正如汤雅各所说，郭实猎在暹罗的工作，正在不断地“上台阶”（Gutzlaff has been much refreshed in his labours）。

明确的传教目标和顺利的传教进展，让郭实猎很快产生了在暹罗安定生活的想法。大约在1829年下半年，郭实猎借前往新加坡代理伦敦会传教事务之机，结识了英籍来华女传教士李玛環（Mary Newell），并且很快与之结婚。尽管李玛環年长郭实猎整整九岁，但是这一年龄差距，完全没有影响到李、郭二人的感情。二人于1830年2月返回暹罗，并在此地共同完成了数量甚多的汉语、暹罗语翻译、字典和小说。

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马礼逊等极少数坚守在澳门和广州的传教士，面对清政府的海禁，多数新教传教士都只能选择在东南亚建立传道站，“缓图中国”。幸福的婚姻生活，明显地缓解了郭实猎急躁偏执的性格。面对暹罗庞大的华人社群，郭实猎显然做好了在此长期工作的打算。

可惜仅过了一年，1831年2月16日，李玛環在曼谷诞下一对女婴之后，便因难产病逝，两名女婴也先后夭折。喜事迅速演化成悲剧。深受刺激的郭实猎变得非常疯狂，几乎丧失理智，并且非常决绝地，躲进了即将驶往中国的商船“顺利”号（Shunle），并于当年6月18日，随船开始了他前往中国的冒险。

郭实猎曾说过，在此之前，他与汤雅各只是打算在前往中国的商船上传教，在争取得到华人的“喜爱和认同”之后，再以“温和突破的方式”进入中国。换言之，他根本没有前往中国的计划。但在家破人亡之后，他终于决定放手一搏，把丧偶的痛苦转嫁到中国事业之上：“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国，这不是选择，而是精神上的驱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现在已经来临；上帝必须行动起来，否则我就必须去死（Gott muss wirken, oder ich muss zu Grunde gehen）”。 仅从这些只言片语之间，我们很容易感受到郭实猎的亢奋和冲动。这也证明他的中国之行，仅仅是冲动之举，并且毫无胜算。毕竟，在他之前，还没有西方人在未获清政府许可的前提下成功进入过广州以外的中国沿海地区，更别说传教了。

此后几个月的时间，郭实猎用自己捏造的同安郭氏出身，随船造访了厦门、上海等沿海市镇，并在天津驻足长达月余。郭实猎身着福建水手服饰，操一口流利的闽南语。他的头发颜色较深，五官相对平缓，裹上头巾之后，确与华人有几分相似。他惊讶地发现，凭借地道的闽南语和所谓的“郭姓”出身，他很容易就争取到了遍布沿海各地的福建商人或水手的帮助。郭实猎所经之处，一面散发宗教册子，一面行医问诊，积累了不少名声。他甚至碰到过不少在暹罗诊治过的水手病人。郭实猎在中国沿海如入无人之境，直到当年12月13日，郭实猎返回澳门。

马礼逊认为，能说福建方言是郭实猎成功的关键。凭着他的闽南口音，郭实猎很容易在北方的口岸城市找到福建籍的商人，并且被当作同宗的华侨而获得帮助。事实上，郭实猎成功在中国沿海畅行无阻的关键，似乎并不止于他的闽南语能力。中国东部的这条海岸线虽然极其漫长，却和东南亚地区存在着非常广泛的联系。在暹罗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郭实猎熟练地掌握了闽南语，也学会了与中国人交流的方法，了解了中国人的需求，并且做好了人脉上的准备。他在出发时有华商相邀，在航行中有故人相迎，在到达天津时甚至能被“福建同乡”迎入家中，这些经历反映出的，不只是郭实猎与华人的关系，更是中国沿海地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对东南亚的开放环境。

郭实猎此行的游记，在次年被《中国丛报》连载，从而引发了惊人的反响。此后，他先后受聘于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商渣顿等，在中国沿海航行了十数次之多，作为开路先锋，为英人摸清清政府的海防底细，开辟鸦片走私通道，立下了汗马功劳。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郭氏摇身一变，又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变为英军的第二翻译，在战争期间专司占领区治理和情报搜集，于入侵的英军而言，可谓功莫大焉。战后论功行赏，加之英方第一翻译马儒翰病逝，郭实猎迅速以普鲁士人的身份升任港英政府中文秘书一职。此职名为秘书，实则是位列香港殖民政府前五的高官。此后郭实猎一直担任此职，直到他1851年病逝。

“无用之书”

作为一位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沟通中西的关键人物，郭实猎一面在中国沿海走私、探险、传教，一面又撰写了大量的相关著作。据伟烈亚力统计，郭实猎出版作品八十五种，其中中文六十一种，英文九种，德文七种，荷兰文五种，日文两种和暹罗文一种。这还不包括他在《中国丛报》《卡尔夫月报》等西方刊物上发表的数以百计的各类文章，以及他为英国政府撰写的各式报告。郭实猎的西文著作，以介绍中国的游记、汉学著作、调查报告等为主，他的中文作品，除去本书所收录的史地著作外，更多的则是汉文小说和圣经故事之类的宗教作品或传教册子。

郭实猎的写作动机并不复杂。1833年，他在自己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英文发刊词中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

本月刊现由广州与澳门的外国社会提供赞助，其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可有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又，悉知外国人与地方当局关系的意义，编纂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并且希望最终取得成功。

由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种汉语刊物，所以这则英文发刊词，发表在了同时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上。而在《东西洋》的创刊号上，郭实猎则写下了另外一段迥然不同的文字：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亦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者克一。”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夫诚恐因远人以汉话，阐发文艺，人多怀疑以为奇巧。却可恨该人不思宗族，国民之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势，疏密异形，要其水源则一。故人之待其宗族、列国民须以友恤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体，务使血脉相通，而疴痒相关。万姓虽性刚柔缓急，音声不同，却万民出祖宗一人之身。因此原故，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圣人之言不可弃之言者也。结其外中之绸缪。倘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也。请善读者仰体焉，不轻忽远人之文矣。

郭实猎的目标是打开中国的大门，服务于他的宗教狂热和传教事业。所以他在中国人无法读懂的英文刊物上，一面指责中国人“无知与谬误”，以至于“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一面又主张用“较妙的方法”来技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上引的这篇“十足八股文”的中文《序》，则正好诠释了郭实猎的“巧妙方法”。

如果我们将讨论的范围聚焦到郭实猎的中文著作，特别是宗教内容之外的中文著作之上，那么他的中文史地著作，如《万国地理全集》《万国史传》和《古今万国纲鉴》，便尤其值得后人注意。《万国史传》篇幅最短，约五万字，按郭实猎自述，“万国史传者、系众人类自始历来之行纪、及今日矣”。却掺有不少福音教义“私货”。《古今万国纲鉴》由“洪水前纪”起首，从“帝尧帝舜”而“犹太”“以色列国史”直讲到欧美诸国，全书二十卷，八万余字。至于《万国地理全集》，又在洪水之前先述“天地造化”（即创世纪），再讲“地球”“经纬度”“日”“月”“雷电”“风”“水”“光火”，以至于海内外之“民人”“国家”“地理”等等，计十余万字。

就写作旨趣而言，三部著作书名皆曰“万国”。已经足够反映郭实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世界极大，“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的初衷，使之“不轻忽远人之文”。这也不是郭实猎一人的意图，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像郭实猎这样撰著中文史地著作的西方传教士不在少数。比如马礼逊的《西游地球闻见传略》、米怜的《全地万国纪略》、麦都思的《地理便童略传》等等。无论内容，还是写作目的，都有近似之处。

就内容而言，这些著作涉及的领域是彼时士大夫最感兴趣的历史与地理。郭实猎作品中的宗教内容，对中国的底层民众可能还有所触动，但对真正具备阅读能力的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却影响有限。至于他中文作品中涉及的那些科学技术内容，更因超出了绝大多数华人的知识体系，传播效果大抵是对牛弹琴。唯有史地内容，能够有限地触动那些面临西方挑战、急需知己知彼的官员们的好奇心。

所以，当我们检索那个时代华人开眼西望的代表作，无论是《海国图志》抑或《瀛寰志略》，均完成于林则徐和徐继畬这样的官员之手，又较多参考了郭实猎的这些史地著作。即使是冒名剽窃，后来又增补扩大《海国图志》的魏源，也是两江总督陶澍的师爷，仍属官员队列中的人物。那么，效果呢？

当我们翻开《林则徐全集》，重新审视这位曾经组织专门团队搜集、翻译西人资料的“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尤其是在清理他的阅读史时，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位旧式开明官僚，对西人文本中的历史地理、政治体制等记述，或多或少，尚能有所消化，但对其他内容，也只能说是“视而未见”，或者读而未懂。

《万国史传》《古今万国纲鉴》和《万国地理全集》，先后作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半叶到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一两年间。那本是西潮来袭，新世界对国人冲击极其激烈的一段时间。至于书中内容，亦是开眼看世界之人所急需。可是，当我们排除众所周知的《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之后，便会惊异地发现，除了林则徐、徐继畬、魏源等人，有史可稽的、真正阅读过郭氏著作的华人，便再难寻得。无论林则徐、魏源还是徐继畬，他们编著书籍，引述郭氏著作的目的，都是服务于政务。鸦片战争前后，中西矛盾尖锐，老大帝国又屡屡被动挨打，逼得这些官僚不得不开眼去看世界。可一旦矛盾缓和，官员们仕进、行政不再急需这类知识，相关书籍便会被打入冷宫，直到朝廷再次被列强欺凌之后，才被迫翻出来重加利用。这倒是王朝时代官员们急功近利心态的极佳注脚。于是乎，《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之流真正进入国人视野之内，产生影响力，再由“绝学”升格为“显学”，便只能是自强运动之后的事了。

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细节在于，《海国图志》曾大幅引用郭实猎所著《万国地理全集》一书，达五十七处。引文总篇幅约计四万五千余字之多。可奇怪的是，从《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开始，到最终的一百卷本，魏源的每次引述，都将这部完全没有配图的中文书籍称作《万国地理全图集》，且引文常与原文存有微妙出入。《万国地理全集》仅有一版，封面《万国地理全集》六字清晰无误，如若魏源真的读过此书，他不可能弄错书名。这叫人不得不疑心，那位一度豪言籍“近日夷图、夷语”，“以西洋人谭西洋”，并屡次编辑、增订《海国图志》的魏源，可能根本就没有见过《万国地理全集》的原书。这类例子在《海国图志》中并不鲜见，反映出的问题，一则自然是《海国图志》自五十卷本开始，全书的文献来源、切实作者等问题，便颇有争议，很难将其视为魏源独立编集完成的作品。更重要的问题则在于，十九世纪上半叶，身处内地的士大夫，恐怕很难有机会觅得西人所撰的汉文原著。他们了解西方世界的信息来源与传播途径，尚需重新考察。

仍以郭实猎为例。郭氏曾自称，他在中国散发过数以百万计的中文小册子。这在当时就曾引起传教士同行的批评。一则，郭氏在沿海散书，受众多为社会底层，识字之人本就不多，见有人散书，一哄而起，纷纷抢夺是常态，但能在事后认真研读的却凤毛麟角。再加上郭氏著作，文言水平滥劣，佶屈聱牙，晦涩难解，又于科举考试无益。所以，即便有读书人真的得到此书，也不会认真翻看。说得更直白些，郭实猎散出去的中文书籍，大多只能落得贴窗纸、糊墙壁、包花生米的命运。再加上清政府视西人西书为洪水猛兽，凡见此类书籍，皆须严令收缴，“投诸水火毕矣”。以至于后人在天朝境内，遍寻不得，确是合情合理。因此，二手的《海国图志》才有机会成为名著，而一手的西学知识想要流入中国，仍旧是障碍重重。

常有论者指出，郭氏等人的中文作品极其重要，在西学东渐、近代汉文小说等领域皆有重大影响。然而，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在国内各地的图书收藏机构中，连一册郭氏原版的中文著作都很难寻得。相反，在欧美的高校图书馆中，我们却能够较容易地找到此类收藏。只不过，这些书籍在彼处沉睡百年，无人问津，近来渐成研究热点，而查阅之人绝大多数却又来自万里之外的东方。一面是西方世界较为完备、却鲜有学者问津的收藏，一面是大量兴味盎然、却不得不远赴万里之外查阅文献的华语学者，这种矛盾，向我们展示出郭氏中文著作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的命运。

至于这些书籍在西方的情况。以收藏郭氏著作较为齐全的莱顿大学为例。这所拥有欧洲最丰富汉学藏书的高校，专门建有一宗名为“郭实猎集合”（Gutzlaff Collection）的收藏，包含了绝大多数郭氏的汉文原版出版物。但这些藏书，并非来自莱顿大学的主动收集。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皆来自荷兰传道会的捐赠。换言之，在西方存留至今的郭氏著作，其实是郭实猎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陆续为证明自身传教业绩，而寄往西方各机构，以达到换取捐款、扩大影响目的的证据。这些书籍在到达欧洲之后，却几乎找不到，其实也不需要能够读懂的读者。它们的作用，只是证明郭实猎在中国花了钱并且做了事，至于成效如何，倒未必是传教机构的负责人真正关心的问题。所以，一百八十年后，当华人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莱顿，翻阅这些用粗劣纸张印制的书籍时，文献的保存情况很能令人满意——这自然是欧洲人保存文物之功，也足证这些粗纸印成的文献百年来无人问津的尴尬处境。

说来有趣，郭实猎用中文写作的初衷，本是开启中国人的眼界，使之能与世界交流，从而促进中国的开放和基督教化。可惜，这近百种的作品，无论在十九世纪的西方还是东方，除了引发一些散书时的哄抢之外，却没有带来任何郭实猎预期之内的效用，倒是从反面验证了那句“中学西学，心同理同”的名言。称其为“无用之书”也算实至名归。

倒是郭氏在同时期用英文撰写的相关著作，比如《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开放中国》，在西方影响极大，出版之后洛阳纸贵，不断再版，还有荷、德等语的译本相继出现。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处于殖民扩张加速期的英国，保持着对东方世界极大的兴趣。那些港脚商人、高官议员阅读郭氏的著作，当然不是为了传教或者文化交流。郭实猎的著作，也成了西人扩张殖民扩张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料。时隔百年，当郭实猎重新进入学界视野的时候，他的中文小说、地理著作、期刊杂志、宗教作品、汉语翻译、政治活动等等，都被纳入研究的范畴，但是研究他的学者，绝大多数却变成了华人。西方世界有质量的研究作品，只有Herman在1946年，即八十年前，出版的一部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此书文献扎实，但除此之外，彼处再无有质量的系统研究出现。

这当然向我们展示出，百余年来世界大势转变的另一种趋势。当华语学者高度关注于中外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并对其中涉及的关键西方人物进行细致研究时，整个华人群体对世界的认知也在逐步扩展、深入，而西方世界的汉学却在以极快的速度萎缩、塌陷。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学界的对华认知水平，不进反退，与百年前中西交往的态势恰成倒影，可谓近年来笔者注意到的一个有趣现象。

如今，我们再度关注郭著的《万国史传》《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等史地著作，已经不复林则徐、魏源等人当年开眼看世界以备政务之需的诉求。此时，读者更能以平和的心态去反思，一百八十余年来，这类知识逐步变为汉字进入中国，或被了解，或被排斥，或被学习，或被歪曲，或被奉为圭臬，或被毁弃不用的复杂历程。无论如何，自明末以来四百余年，自晚清以来二百余年，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终于使中国人放下了虚妄的自尊，放眼世界，问学于人，并缘此最终走出最黑暗的低谷。郭实猎与他的著作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见证，也是那段历史，给予中国人的警醒。

（本文原题“郭实猎与他的中文史地著作”，系《郭实猎史地著作三种》一书“导读”，《郭实猎史地著作三种》，[德]郭实猎著，李骛哲、袁鸿校注，南方日报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