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尔本内城区的一家妓院门口，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正在闲弄着一套钥匙。15年来，他一直是澳洲人口贩卖当局的密切关注对象。

几秒钟后，郑凯文（Kevin “Fatty” Zheng，音译）打开了Tope 39号的门，并走出来抽了根烟。

郑凯文是一名已被定罪的罪犯，在全澳各地的法庭案件中，他多次被指涉嫌性交易。根据维州妓院牌照有关法规，郑不应该在澳洲妓院参与任何角色。

去年夏天，他在Tope 39的出现标志着妓院忙碌好几个月的开始。

今年5月，联邦警察调查人口贩运小组的探员突袭了Tope 39，这次行动源于一名日本女子的指控，她声称自己在这家妓院被迫忍受一些苛刻条件，警方当时怀疑它们可能违反澳洲反人口贩卖法规。

但这次突袭并没有对他提出指控。

两天后，一名卧底警察来到该妓院，被告知业务不仅开放，而且新冠边境限制的放松意味着有一类性工作者的数量将会激增：亚洲留学生。

今年8月，Tope 39再次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新州对星亿赌场与有组织犯罪嫌疑人的交易进行调查，在最终报告中详细说明了Tope 39的持证人和所有者潘西蒙(Simon Pan，音译)与涉嫌性交易有关的情况。

据悉，潘西蒙一直试图将政府颁发的Tope 39许可证转让给一名亲戚，警方称这名亲戚与中国有组织犯罪有关。

本周，多家媒体的《贩运》（Trafficked）栏目也披露了这些信息。《贩运》还揭露了与人口贩运、剥削员工、洗钱和其他犯罪有关的犯罪集团对澳洲边境安全和移民系统的大规模剥削。

造成这一问题的人包括联邦政府许可的移民中介，以及无证签证中介、教育中介和私立大学。

其中付出最大代价的是外国女性，即使她们希望在性行业工作，也要听命于有组织的犯罪分子，这些犯罪分子会对她们大肆剥削。

郑凯文在澳洲地下性交易方面有累累前科。2004年，他在昆州被判非法提供卖淫。2006年，他在南澳被指控犯有性奴役罪和持械严重抢劫罪，不过此案后来被撤销。后来，他承认在阿德莱德非法经营一家妓院。

2008年，联邦警察发现他在墨尔本的一家妓院工作，那里有两名韩国女性因性奴役指控而被带走。他未被指控与这一发现有关。

2009年，联邦警局一份关于跨国性奴役的文件中提到了郑，该文件将他与另一家接受调查的妓院关联起来，后者有7名女性被从中国被入澳洲，其中一些人使用的是假护照。

一年后，联邦警察约谈了两名据称是人口贩卖团伙受害者的人，在后来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她们指认郑是一个人口贩卖团伙的执行人员。但郑并没有遭到相关指控。

其中一名受害者罗斯(Rose)在支付了8000澳元的路费和学费后，于2009年从中国来到澳洲。她在墨尔本机场被接走，被CBD带到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面还有另外5名中国女性。郑在那边接应。

“郑凯文负责确保我不能逃走，”罗斯告诉警方。根据她的陈述，一名女性犯罪集团高级成员告诉她，她将不得不偿还2万澳元的债务。

“她告诉我，我得做一名性工作者，我脑子一片空白。我真的很震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决定马上离开这个公寓。我朝前门走去，凯文用身体和手臂挡在了我面前，阻止我离开。我非常害怕。”

罗斯告诉警方，在墨尔本一家妓院工作的第一个晚上，她被迫与6名男子发生性关系。

“我觉得自己快死了，我好像掉进了地狱。我紧紧闭上眼睛，握紧的拳头。我只是静静地躺着，盯着天花板，脑子一片空白，我当时完全崩溃，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