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日，因三起医疗纠纷遭遇7个月网暴，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晓蓓留下“为我正名”的遗言，自杀离世。
据邵医生丈夫向媒体透露，三起纠纷的患者家属在互联网平台上通过互推作品吸引网络水军，散布谣言攻击邵医生，邵医生本人的社交账号及医院官方账号的评论区也充斥着大量谩骂诋毁。目前，当地启动的事件联合调查组还未公布调查结果。在谴责网络暴力的同时，这一悲剧将产科医护人员的工作与生存困境推到世人面前，而这并非孤例。
2024年，时任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曾在微博发表有关产科困局的长文，疾呼“救救产科”。因为生活和育儿成本上升、社会结构转型、女性对自我价值的重视等因素，近年来，我国医院的分娩量持续下降。然而新生儿数量的下降，并未给产科医生和护士带来工作量的明显下降及自身职业满意度的上升。各方调查结果显示，在医院众多科室中，产科的工作压力、医疗纠纷数量、离职人数都排在前列，而收入福利、职业吸引力却逐年走低。
在过去几十年里，“迎接新生命”、受人尊重的美好光环曾经照耀着产科工作者，成为他们积极工作的动力。在执业环境不理想的当下，这样的光环还在吗？如何理性看待医疗纠纷、促成医患问题的解决？《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相关领域的执业律师与学者，及产科医生和孕产妇。虽然医生们对于职业规划和生活方式追求不一，但受访者普遍认为：在医疗系统从未停止制度性改革的今天，产科需要适应新的就医需求和发展趋势。医患双方在各自维权时既要恪守理性，也要互相理解和倾听彼此。“医疗诊治和孕育新生，说到底也是情感的流动，需要用心对待。”
忙，急，险
“一个理想的产科医生应该是怎样的？”
面对我抛出的这个问题，刘楠沉默了几秒。“我没有想象过。我不知道理想的医生是怎么样的。但我知道，现在离职需要付出很大的沉没成本。”
2025年7月初的某天中午，从产科急诊室里出来的刘楠突然感到：自己扛不住了，也不想再扛。“如果继续从事这个职业，未来会有无数个这样的时刻。”当天晚上，她给科主任发了离职申请。
刘楠本科临床医学，硕士期间妇产科方向。在研究生轮转期间，她意识到了自己对这份工作的抗拒。“为什么年轻医生普遍觉得累？因为问病史、写病历、开化验单检查单和医嘱，和上级医生一起做手术，日常医患沟通，都是由住院医师来完成的，每天像被抽打的陀螺一般停不下来。”
“这几年分娩量不是下降很多了吗，产科工作量还很大吗？”我们问起受访的医生和产妇们。
“省市级妇幼医院，还有那些名声在外的综合三甲医院基本上还是爆满。”尚在孕中期的游欣在中南某市的省妇幼建档，产检则在一家全国有名的三甲医院做。“挂这家的普通产科黄牛号基本两三千块一个，专家号要四五千。每天都有产妇拿露营的小凳子、小马扎排队。我们中午在医院吃饭，但总是没有凳子坐，因为人多，地方显得实在太紧凑了。”
对医生护士而言，“临战”是产科夜班的常态：通常四五天轮一个（或两个）夜班，理论上夜班从下午5点上到次日早上8点，但处理病例、查房、开会加写病历，下夜班常常要延迟到中午甚至更晚。即便碰上没有手术或紧急情况的“平安夜”，也少有喘息，更不用说胎儿窘迫、产后大出血等紧急情况带给所有医生的心理压力。
周口邵医生被网暴的医疗纠纷之一源自产妇生产时羊水栓塞。羊水栓塞的发生率为10万分之1.8到7.7，属于极为罕见又凶险的并发症。长期从事医学社会学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景军叹道，“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字，我国羊水栓塞排在产后大出血、妊娠期高血压、孕妇心脏病之后，是孕产妇生命的第四大杀手。而切除子宫手术是针对完全无法控制的缺血问题，但是这种疾病来势凶猛，来了就容易‘要命’，一直是全世界产科大夫的一大头疼问题。”受访的医生们都表示，“能把羊水栓塞的产妇和婴儿都救活，足以说明邵医生业务能力非常强。”
自卫校毕业后，谢艾怡在西北的某家县城人民医院工作了35年，多年担任妇产科主任。三年前已退休的她接受返聘继续工作。即便“身经百战”，每个有产妇来院的夜晚，她依然像初到岗位时一样，十二分地小心。
“我们这里，只要有一个孕产妇死亡，就要问责。”谢艾怡本是性情温和的人，干产科后“肝肠都搞得急躁起来”。她说做产科医生要胆大心细，“太怕犯错不行”；在资源有限的地方当产科主任，更得“会哭会闹”，要学会竞争。每回碰上急救手术，她总是啪地拿起电话，大喊：“（儿）科（检验）科XX科，你快把人给我叫到！血多长时间给我送来？！”
“一旦发生产科抢救，涉及两条甚至多条生命（多胞胎），力量就得集中到这里，你要去跟院长吼，给你组织强力团队，送血、送药、要车，你都要能吼出来。”遇到业务不熟练的，她会急出爆脾气。“做新生儿窒息复苏抢救，有的助产士动作怎么都教不会，我气得都快上手了。”
重症医学科大夫英子多次参与产科急救。她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级别较高、规模大的综合公立医院配有介入和重症科、输血科等，有具备多年抢救经验的“大牌产科医生”，比私立产科更具备紧急抢救能力。一般高龄、有合并症的孕产妇都会选择或被医生推向这类医院。“国家对生产安全要求很高，任何一个孕产妇出了问题，产科都会有极大压力。可以说一年的辛苦、所有的成果，都不及一例事故。所以产科常年处于‘燃尽’的状态：态度要好，不能出事，这个科越来越不被学医的人选择。大众觉得医疗发展到现在，生孩子有保障，怎么可能造成大人或孩子死亡？没有人相信还会有‘高危’，难以承受坏结果。”
英子遇到过一个患有哮喘的产妇心脏停跳。“一边给她做心肺复苏，一边启动最大的预警，同时我们要通知行政部门和上级医院。抢救产妇算是ICU压力最大的任务之一，主要压力不仅来自业务上，而且来自行政和社会舆论。我认识的几个以救治危重孕产妇为专科重点的ICU主任，一年四季没有自由的时间。特别是出了状况时，他们必须把自己‘焊死’在位置上，看着对病人施救的全过程，还要处理后续的舆情。”
几位受访的年轻医生说，他们还算幸运，没有遇上激烈的医疗纠纷或重大医疗事故。但那些听说或者目睹的事件，也足以令他们心有余悸。
易潇在新疆某地读研究生时，曾在一家省级三甲医院实习。她经历过一个病例，产妇没有进行规律产检，后续确诊高血压心脏病，从下级医院转诊到这家大医院不久便去世。她记得事发后的两周，从医院内部到省市，连开了三四个会议评判医院处理是否有过失。“尽管最后定责主要定在了下级医院，但我们科相关的值班医生那几天都非常萎靡，吃不下饭，还要整理所有的文件。当时她还是个年轻的住院医生，不断觉得自己完蛋了，仿佛职业生涯刚开始就结束了。”
回想当年，易潇依然心疼那位住院医生，也会恐惧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做医生就是不能行差踏错，可没有人能经得起带着结果倒推责任。”
“沟通”是门必修课
在走向调解和诉讼的医疗纠纷当中，除开极少数是医疗技术问题和医德导致的事故，绝大多数都与医患沟通欠缺或不畅有直接关系。然而，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医患之间并非总是剑拔弩张、彼此设防的。
游欣的产检大夫是一位年纪不大、表现优异的男医生，爱穿肥裤子，一双灰色洞洞鞋，胡子拉碴，白大褂扣子也只顾得上扣一两颗。“能看得出人很疲惫，有次给我开检查都漏了一项。但他是很负责和暖心的医生，再累脸上也带着笑，看诊时会喊我们‘妹妹’，亲切得很。”
游欣是慢性乙肝患者，即便病毒已经几乎检测不到，产检医生仍然建议她去看乙肝专家门诊。她于是听到了一段令自己难忘的建议：
“这位女大夫嘱咐，因为我有乙肝，所以要比其他产妇更加严格控制体重。然后她问，你们家老人是不是让你喝汤？我说偶尔会喝，她就跟我先生说，‘不可以。每一口汤你来喝，产妇不能喝。如果家里长辈还要产妇喝汤，你让他们来找我。’她说如果后面还要继续备孕，一定要控制体重，并且要按时服抗乙肝药。”
在此之前，游欣很少听到医生如此设身处地站在女性的视角体谅产妇，认真对待产妇的慢性疾病和要注意的细节，她大受触动。遇到这两位医生，她觉得是自己的幸运。
游欣也善于发现和体察他人的好，会换位思考。她夸护士的妆发，偶尔带小饼干给她们，“不是贿赂，就是觉得大家能心情好一些。”她提到电影《一一》：“这个物质的世界有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了，而杨德昌给我们的答案是，不要把人跟人客体化，也不要物化自己。永远要能对对方多一点共情，环境才会更好一点。”
这样的产妇几乎是医生眼中的“梦想患者”。在宁波明州医院副院长、产科主任医师范琦慧的记忆中，她在实习时遇到的患者甚至成为自己从医路上的鞭策者。
“（20世纪）80年代，在内科实习时，患风湿性心脏病的人特别多，我们常常给病人听心脏杂音。记得本科四年级实习时的一个病人跟我讲：姑娘，你有个问题没问过我，回去你要被老师骂了哦。”那位大叔并非埋怨，而是笑着嗔怪她。范琦慧听了也不会紧张生气，她明白许多病患“久病成医”，对检查流程甚至比“小白”实习生更有经验。
如今医患之间多了距离和戒备。范琦慧把一些年轻医生戏称为“临电脑医生”。“所谓临床就是站在病人身边仔细观察、询问和检查患者。可现在（电子）医疗文书写得太多了，满是Ctrl+C（复制）、Ctrl+V（粘贴），医生跟病人的交流远不如以前那么多。如果医生和病人的配比不到位，就会导致医生跟病人的沟通很少。太多的病历书写、签字流程耗费了医生大量的精力。病人其实是很烦签字的，觉得医生是在推卸责任。但这是今时的医生为保护医患双方利益必须做的工作。”
耐心欠缺往往与常识的匮乏相生相伴。安徽某县妇幼院产科医生黎云曾接待过一位被诊断为先兆流产的孕妇。“先兆流产指的是妊娠早期出现的阴道少量出血，比较常见。如果B超里面有少许积液，或孕早期阴道出血，我们都会写疑似‘先兆流产’。这位孕妇不太懂这点，就在门口骂，谁要流产了？”黎云说，像这种情况，大家习惯了不去还嘴，“随她说去。但是她在外面乱喊乱叫，其他病人就会觉得这个医生不是很好，我们也没法去辩解。”
早在2014年，国家卫健委就制定了相关指导意见和标准，将控制非医学需要的剖宫产率列为重要考核指标。随着近年来不断科普，很多人认识到自然分娩（顺产）对胎儿和产妇都有益处，但没有手术指征却要求做剖宫产的孕产妇和家属仍大有人在。受访的几位医生说，他们遇到过有的家庭要选“黄道吉日”生，“甚至要奔着11:18这样的时间点生”；有的人认为顺产容易影响未来夫妻性生活质量；还有的家属不想花太长时间在产房外等待，“早点剖了省心。”医生劝说尽量自然分娩，有的家属直接问，“你这么费功夫劝我们顺产，是不是要把剖宫产指标给你家亲戚啊？”
对医生职业的不同认知也会导致患者不满。易潇觉得，有的病人认为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因为订的是单间（床位），便要求我们每半小时必须来查一次房。待产过程中需要随时看着她，他们也不会额外付费雇护工或陪产员。觉得你就是服务员，她一旦有什么不适或有什么需要，你就应该抛下所有的事情马上过来，要服务到她满意为止。”
与待产的产妇相比，产科的急诊病例往往处在接诊的优先级。易潇碰到过好几次，来急诊的孕妇只是因为半夜睡不着，想来听胎心。她就得陪对方听20分钟胎心监护——哪怕产房里有三四个人正在待产，也得先来处理这样的急诊。
这类型的产妇累积下来“足够多的”不满，常常在分娩后即刻投诉医方。易潇的同事里，每个月都会有一两个被投诉。因为有效投诉会影响科室的年度考核，被投诉的医护人员多半都会去请求患者取消投诉。“虽然医务部会出面协调，但道歉是少不了的。即便觉得他们提出的要求不合理，最后还是要道歉。”
物质水平发达后，孕育也有了新的问题。谢艾怡接触的农村产妇多，她感觉产妇数量虽在减少，工作却反而没有从前病人多的时候轻松。“现在产妇管起来太难了，需要格外谨慎。农村日子比之前好，高危的孕产妇里肥胖、大体重的占了一半以上，合并症也相对多。高龄产妇不是血压高就是糖尿病，要不然就是甲（状腺）功（能）问题。”
电子时代，爱用网络求知的都市孕产妇比长辈们更会“信息武装”。小红书、抖音、微信视频号、百度百科、刚兴起的AI问答，成了95后、00后孕妇们的求医“标配”。她们常常会带着满腹的问题、各种矛盾的观点而来，又无法分辨信息真伪，忧心忡忡。
“比如看了某些社交媒体的信息后不想自然生产，或者以为脐带绕颈是跟睡觉体位有关。”范琦慧还碰到过固执己见的年轻产妇，“自主意识很强，你跟她怎么讲母乳喂养好也不听。自己买了退乳回奶的药，就是不想母乳喂养。这种情况，能沟通的沟通，说不通的也就由着人家了。”
良好的沟通如同润滑剂，能缓解医患关系的紧张，减少各自压力，也是经年累月阅历和修为的积淀。中国的医学院课程里很少会教授这些，多数医生都是在临床实践中摸索。易潇回忆，她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跟产妇沟通并发症时会这么说：“我要告诉您，顺产有一个风险就是羊水栓塞，它主要是因为胎儿的异体抗原进入母体，导致母体出现了肺动脉高压、低氧血症、低血压、凝血功能障碍等严重并发症。羊水栓塞的死亡率通常在90%以上。”这样的说法既充满生涩的医学术语，又过分强调危险，令产妇产生忧惧。在老师的指导下，她调整成：“羊水栓塞发生的概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可能一年全国也就几例，所以您不必对此忧虑。不过它发生之后后果会比较严重，所以我们都需要清楚，如果这件事情发生，我们的处理流程是怎样的。”告知病人风险时态度要温和理性，语言要通俗，还要给病患信心。她逐渐明白这是身为医生的必修课。
经验多了，医生们琢磨出了自己的妙招。黎云在给产妇讲解分娩方式时喜欢打比方：“把子宫比作一个房间，你想想看，房间里面有一个娃娃他要出来，是走这个开好的门对房间损伤小，还是在墙上凿个洞损伤小？我挤一挤撑一撑，门可能略有点损伤，但它不是那种破坏性的。这样，产妇一下就明白怎么选择了。”
“弱势”与“裸奔”
即便有沟通的意愿和积累的经验，医患沟通也常有难以展开或进行不下去的时刻。在医疗活动中，医疗纠纷、诉讼等医疗实践中的伴生物始终存在。
程阳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近年主要从事医疗纠纷和医疗机构合规法律问题实务。在她看来，医患矛盾的激化首先来自资源分配不足。“以北京为例，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过度集中，来自全国的患者人数多，医生压力大、患者就诊时间短，再加上医疗费用的负担、对治疗方案的分歧和不解等等，都会导致冲突发生。医生的判断和诊疗失误也在所难免。产科是孕育和产生新生命的地方，孩子代表着家庭的未来。产妇和家属的高期待和不在预料中的结果导致有心理落差，我们也能理解。”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程阳。
除了观念差异和沟通问题，产科的医疗纠纷和事故还发生在产前检查、产前诊断资质、生产过程以及产后处置、新生儿疾病和遗传问题等各个环节。这当中，如果医方对患者的告知义务履行得不充分的话，往往会涉及侵犯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那告知到什么程度才算充分？该用什么样的形式？患方签了字就算充分告知吗？”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翔宇讲到，医患沟通、病情告知时，医生怎么证明自己尽到了告知义务，有没有书面或音频录像证据留痕？医生们往往是历经了纠纷调解或诉讼过程，才会形成这一意识。
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翔宇。
他曾代理的一个案件，患者签署了医院提供的知情同意书面文件，但因为患者在同一家医院做两次手术的知情同意书内容一样，“医院属于没有根据患者病情发展的阶段进行告知书的内容变更，法院判院方承担责任。”
谢艾怡回忆起前述一起纠纷，既委屈又懊悔。“虽然我们告知了剖宫产的必要，对方还是揪着我们说，你为什么不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最后判决，患方在医疗（责任）中参与度占70%，我们占30%，这30%我们还是要赔付。所以现在为啥病历文件那么繁多？就得隔一两小时再跟病人沟通、确认。”
如今，很多医院设有专门的谈话间，里面会放一台第三方自动录音录像的设备，如此获取证据更规范和完整，希望保护自身利益的患者对此也能接受。
程阳强调，告知并不等于理解。“大部分公立医院的诊疗方案都是一个格式化的告知，但真正的告知应该是双方信息同步。医生最好把患者提出的问题记录下来，把你针对患者问题的解答也记录下来，比如方案有什么后果，有什么替代方案等等，这样双方日后就不容易起争议。”
一旦发生纠纷，通常有自愿协商、申请人民调解（医调委）和行政调解等先行途径。自愿协商适合索赔金额较小、争议不大的纠纷；人民调解则要经由医调委这个第三方机构；行政调解需要当地卫健委主持，由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不管是医调委还是医学会的专家，患者难免会觉得你们都属于一个省内（医疗）系统，天然存在不信任。当这些途径都走不通，最后一步便是法律诉讼。这一步基本能改善需要‘避嫌’的问题，因为诉讼中的医疗过错鉴定程序是打破地域限制，送到省外鉴定的。”刘翔宇解释。
现实当中，昂贵的司法鉴定费用（通常需要一两万元，且是一笔风险投入）和漫长的司法程序，常常把很多想表达诉求的患者挡在了诉讼途径之外。“于是，一些患者就开始利用网络舆情，甚至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自己的诉求，把医疗纠纷引向了脱离法治轨道的方向。”
那患者一定处在医疗纠纷和诉讼的弱势地位吗？
刘翔宇认为，并不尽然。他指出，立法考虑患方作为社会上的弱势方，给予了患者一些倾斜性的保护。从医护人员的诊疗活动到病历书写，从医疗机构的运营到医疗器械和药品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和卫健委颁布的医疗质量安全十八项核心制度等，对医方作出了全方位的行为规范，为医疗活动编织了一张严密的法网。“在这种约束下，医方往往更容易被‘挑出’过错。”
他进一步列举：从公开数据来看，山东省近三年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除去调解、原告（患方）撤诉等，院方的胜诉率（判决驳回患方起诉或全部诉求）只有不到5%。“现实中，大部分医生还在‘裸奔’，他们不知道有这么多条条框框在规制着他们。可想而知，在执业活动中发生纠纷之后，他们心里是有巨大落差的。”
在导致邵医生离世的三起医疗纠纷中，最受关注的是羊水栓塞产妇的救治。据媒体报道，该产妇因羊水栓塞需切除子宫保命，家属签署同意书后，产妇顺利诞下一名女婴。事后，家属称其为娶媳妇花费五十多万元，如今生下女孩，产妇子宫又被切除，“觉得家里以后没有男丁，要求医院和医生赔偿100万。”刘翔宇认为，这种诉求缺乏法律依据。家属因重男轻女观念及经济考量索赔，显示出性别观念和价值观的落后，尤其是法律意识的淡薄。
几位律师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他们接触的一些医院会聘请法律顾问，定期给医务人员培训讲课，尝试从前端解决诊疗行为的合规问题。很多基层医院不会考虑也缺乏能力聘请法律顾问，“还是在解决后端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解法”与担当
如今广而推之的医调委机制，始于十多年前宁波因医疗纠纷频发而生的本地经验。2008年，宁波以市长令形式，颁布《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赔偿超过1万元的必须通过理赔中心介入处理。患方索赔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必须申请医学鉴定，明确医疗损害侵权责任和程度。同时，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专家库，负责医疗纠纷调解，俗称“宁波解法”。宁波市公安部门还曾与本市医院联动，模拟“医闹”类事件，在医院开展演练，提高职工的防护意识。
刘翔宇觉得，“很多医生或许把医疗纠纷想象成了（只能）自己（面对）的问题，其实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是医院。当纠纷发生后，医院应当主动承担起沟通、调解、证据固定及后续应诉等一系列责任，尤其面对不实舆情，要主动去发声，澄清事实。”
他接触过一些医疗合规起步早、对处理纠纷有经验的医院，“他们对待医疗纠纷比较坦然。错了，我积极赔偿，寻求解决途径；但如果医院没错，我也不怕跟你（患者）官司打到底。”相反的案例则是某些医院调解经验比较欠缺，一开始就从负面理解患者，容易激化矛盾。“院方问患者，你不要跟我讲过程，你直接告诉我你想干什么？这就是错误的做法，不让患者把自己对病情和诊疗的理解和问题说出来，直接把对方定义成了‘医闹’、来要钱的角色。患者态度也就演变为‘那我们现在就不顾一切，即使官司打输了，血本无归也要干’。”
在刘翔宇和程阳经手的案例中，各地医疗调解委员会都有赔偿限额。可如果调委会有人硬邦邦地讲出“超出10万块钱，我们不给你调解了，你直接去法院走诉讼”，患者会觉得医院和第三方都没有诚意去解决问题，产生愤怒的情绪。律师们能够理解医院在当前环境下怕舆情、怕投诉，听到这些词就“谈虎色变”，“生怕影响医院声誉、考核等等。但是不敢主动拿起法律的武器去解决问题，事件就很可能无法回归到正轨上来解决。”
需要引起重视和思考的是，医院担当不够，也与医疗制度有一定关联。医疗行业研究者李滨在近日的一篇署名评论中指出，我国医生执业自主权受机构限制，责任却可能因职务行为而被牵连。另一方面，法律规定医疗纠纷/事故中的民事赔偿主要由医院支付，医生个人通常仅承担内部处分，极少直接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因而医生既不确定“职务行为中个人何时需担责”，也不确定“机构会提供何种保护”。他建议通过立法明确医生在职务行为中的责任范围，同步强制推行医生医责险，将保护责任纳入机构考核，让保护制度真正落地。
“不再把个人需求放在最后”
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尚需时日，人才的断档和人心浮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采访中我们发现，产科的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形态：在发达地区的省市级三甲医院，产科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刘楠说，她的很多师弟师妹到8月底还没有找到工作，“省级医院的一些业务岗可能会要求只招收博士了。”
而在欠发达地区的较偏远的四五线小城，年届六旬的谢艾怡还在为科室人才的青黄不接发愁。几个老医生里，她58岁，返聘好几年了。另一个明年就退休，还有一个年过半百，主任也已53岁。新冠疫情前，当地便推行基层产科医生培训全免费，还是阻挡不了离职潮。“上个月我们还走了两个，好多娃娃宁愿去州首府的二级医院、社区医院，也不来县城。来我们这儿的年轻人学历不高，没干劲，我们（几个老人）还得顶着干。整个产科至少缺一半的医生。医院好不容易挂上‘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的牌子，床位却从30张自动降到20张。”
要走的人，能靠劝说留下吗？她摇摇头。“以前我会和人家说，你这样（待不住），评职称可能受影响哦。只能从他关切的利益角度去说。但现在都可以内部转岗了，他们更愿意去别的科。妇产科风险大、绩效低，拿什么砝码吸引人家？”
最近几周，谢艾怡也想逃离产科了。她一直喜欢做手术，到妇科能经常做宫腔镜等手术，不至于荒废了技艺。“可我一走，（产科）这边更弱了。”
业务拓展和转型势在必行：主打盆底肌和骨盆修复的产后康复和中医调理项目，各家医院产科都开起来了。黎云说，生意还蛮好，据她所知，给到医生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我们产康的医生，随随便便去月子会所就能赚很多钱，但在医院拿的奖金是非常低的。”
说起同事，黎云分享了科室的一个故事：有个产妇产后两个月突发肺栓塞去世，村里人来医院闹事，说她当值的同事态度不好。“那个产妇冬天动剖宫产手术，术后很少下床活动，又吃了高油的鸡汤。血液粘稠度比较高，很容易长血栓。血把栓子冲到肺，咳嗽个几十秒，人就没了。村里民风彪悍，把我这同事围在那里打。如果我老早经历这种事情，肯定早就不干这行了。但我还蛮佩服她的，当时主任跟她说，你要不去心电图室、B超室干检验吧？她说还要干（产科）。”
像这位同事和谢艾怡这样对产科长情的前辈，黎云、刘楠和易潇都充满敬意。但她们与他们之间相隔的，不仅是代际差异、承受压力和消化情绪的程度，还有对生活的期待和理解。
刘楠说，“救死扶伤”这样的词对她太重了。能做好本职工作，让产妇/病患高高兴兴回家就好。但即便是“本职”中基础的夜班、急诊，也快把她压垮。在一个月“离职冷静期”里，她去了云南旅游，第一次看到昆明捞鱼河的夕阳，买了斗南花卉市场8块钱十几支的玫瑰，“如果没有辞职，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些呢？”像她这样，对收入要求不高、但向往规律作息和需要生活里有风景的年轻医护人员，可能正逐渐成为行业的大多数。
黎云的心绪更加焦灼和摇摆。几年前她去其他医院参加规培回来，被分配到门诊，因为缺乏手术病例，难有晋升机会；跟领导相处不愉快，也让她对工作越发意兴阑珊。她意识到即便医龄10年成为主治大夫，在这个系统中还是“菜鸟级别”，而同龄的同学朋友可能已经跃升为管理层。她特别想逃离眼下的环境，不停在社交媒体问网友“辞职后你们都干嘛去了？”人家答“校医、企业医务室多滋润”，她却不想再跟医学发生关系。因为与单位签了5年规培协议，提早离职要交违约金。医院人事科算的违约金比她自己算出来的“自由赎金”多了一倍。她就这样陷在了死局中，动弹不得。“一方面觉得外面的世界还是很大，想要自由；但在医院待了这么多年，眼界也不是很宽。即便现在给我一天自由，我也不太知道要干什么。”
易潇大概是这三位年轻医生里，与医疗连接相对较深的那个。学医时，她只觉得与其他科室相比，产科是能迎来新生和补充能量的地方，会让人很有幸福感。但没多久她就发觉，自己无法处理内心的恐惧和不自信。做了符合指征的顺转剖手术，产妇没有异议，她会一遍一遍地复盘自己是否有错，问自己“是不是不应该让她顺产”？担心患者会不会在后面出现盆底功能的问题。直到2024年年初，早晨到了上班的时间点，她却挪不开步子。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后，易潇休息了二十多天，服药、做心理咨询，然后提出辞职，成为药企的CRP（临床研究医生）——还是没有摆脱医药。
“那你还怀念曾经的产科经历吗？”我问她。
“不会。就算重新选择，我也会当妇科医生。产科的压力和夜班实在有点承受不了。就算CRP工作天天对着电脑，稍显单调，前景也可能不稳定，我会问今天的自己，你此刻的崩溃超过过去的程度了吗？没有。我对我的离职没有任何后悔。”
对易潇而言，最大的可惜在于没办法做手术——她跟谢艾怡一样，也有这个爱好。“离职前的头一天我还在做手术。如果当产科医生能很单纯，只需要做跟治疗疾病相关的事，倒挺快乐的。我害怕的是产科的夜晚，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