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超24%、全球近半数新增管线来自中国、巨头以十亿美元为单位重金收购……核药，这个曾被视为小众的赛道，正在加速走向产业级爆发。

诺华日前披露的年报显示，其核药产品Pluvicto在上市后短短三年内成长为年销售近20亿美元的大单品，清晰印证了精准靶向核药正快速迈入重磅药物行列。

商业价值被验证的同时，赛道竞争也在迅速升温。一个更本质的问题随之浮现：当越来越多企业涌入同一批靶点，中国核药的真正护城河，究竟会诞生于哪里？是更快的跟随，还是底层研发逻辑的改变？

在多数公司仍将RDC视为“单一核药品类”时，纳安生物选择了一条更前瞻的、平台化路径――以“ADC+RDC”为核心的诊疗一体化策略，从源头上系统化重构核药的研发模式。

近日，和讯网与纳安生物董事长、首席科学家渠志灿博士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她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拥有30余年生物医药研发与团队领导经验，曾在美国南方研究所担任独立实验室主任PI，参与过安维汀（Avastin）等重磅抗癌药物开发，具备从靶点验证到复杂药物开发的系统化经验。

2018年，渠志灿博士回到山西创立纳安生物。并围绕这一理念搭建BioLattix技术平台。公司已推动核心产品获中、美、澳临床批件，并以TF等靶点为核心，构建起覆盖多类实体瘤的RDC与ADC协同管线。

凭借这一前瞻布局，纳安生物还未上市就已经受到了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

 

中国核药的黄金窗口期 

中国核药市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根据Insight数据，其市场规模预计从2023年的约50亿元，跃升至2030年的26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4.8%。

以诺华的核药Pluvicto为代表，其上市第三年销售额就突破20亿美元，不仅验证了核药的临床价值，更证明了其巨大的商业化潜力。

这股热潮背后，是中国研发力量的强势登场。截至2025年底，在全球新增的放射性偶联药物（RDC）研发管线中，近一半源于中国。

一个确定性的黄金赛道已经形成，但我们仍需追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中国核药市场的爆发？

和讯网：在这场全球核药竞赛中，有人觉得中国药企可能已经错失了先机。您觉得中国的核药是起步晚了吗？还是说正好迎来了一个换道超车的窗口期？

渠志灿博士：我不太认同“起步晚”这个说法。更准确地讲，中国是在一个新的技术阶段刚刚开启时切入了核药赛道。如果回看全球核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更多是同位素治疗，比如碘-131，属于相对粗放的应用；而现在进入的是以Pluvicto为代表的精准靶向核药时代。在这个阶段，中国和全球顶尖研发基本处在同步起跑的位置。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确实迎来了一个“换道超车”的窗口。背后有几方面因素：

一是，现代核药本质上是核物理、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深度融合。中国在抗体工程、CMC等生物药领域已经建立了很扎实的基础，同时医用核素供应能力也在快速完善；二是，中国肿瘤患者基数大，对更有效治疗方式的需求非常迫切，这会持续倒逼真实临床问题的解决；三是，无论是监管还是资本环境，都在向具有真实临床价值的创新型疗法和有效性倾斜。

所以纳安在2018年进入这个领域，是看到中国创新药正在从“跟随”，迈向“源头创新”和“系统性创新”。我们希望参与并推动这一进程，并围绕下一代核药的技术形态，提前做一些长期布局。

和讯网：您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外进行医药研发，2018年选择回国建设纳安，投身核药行业，当时是什么促使您做出创业的决定？

渠志灿博士：在国外做了很多年生物医学研究和药物研发，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下一代肿瘤治疗的突破，不会来自某一个单点技术，而一定是对肿瘤复杂性的系统性解决。“诊疗合一”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向。尤其是ADC和RDC这两条技术路线，一个通过细胞内小分子毒素实现精准杀伤，一个可以实现靶向的内放射治疗，本质上是高度互补的。

但当时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公司还是把ADC和RDC当成两条各自独立的赛道在做。我就在想：如果从一开始就让它们围绕同一个靶点、同一病灶点去设计、进行协同开发，甚至形成联用策略，会不会打开一种全新的治疗模式？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但还没有系统性探索的“空白区”。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决定回国创业，围绕这个方向搭建平台、做长期布局。在过去的八九年中，纳安逐步建立了BioLattix技术平台、布局了RDC及ADC创新管线，并推动多个项目进入临床验证阶段。对我们来说，这些进展不是简单的里程碑，而是在持续验证：当初对“ADC+RDC诊疗一体化”这条路线的判断，是成立的。

 

核药爆发的“命脉”与“深度”

核药成为热门赛道已是共识，但决定企业能走多远的，始终是深层的硬实力。

这其中，有两个核心问题无法回避。一是“行业命脉”，核素供应的自主安全，这决定了创新的基础是否牢靠；二是“创新深度”，包括靶点选择的科学眼光以及配体设计的差异化策略等，这决定了产品未来的市场与价值天花板。

两者的结合，正是中国核药能否实现“换道超车”的关键。

和讯网：我们注意到，纳安的核心产品靶向的是TF（组织因子），而非当下比较热门的PSMA、SSTR等靶点。我们想深入了解一下这个关键决策背后的思考：这仅仅是靶点选择的不同，还是反映了公司更深层的研发逻辑与战略？从靶点到最终成药，纳安是如何系统性地确保其成功率的？

渠志灿博士：先说第一层逻辑：为什么选择TF这个靶点。PSMA是前列腺癌非常成熟、很优秀的靶点，但适应症相对集中，目前布局的企业也比较多，整体竞争相对拥挤。

而TF是一种跨膜蛋白，在胰腺癌、宫颈癌、三阴性乳腺癌、肺癌等多种高死亡率的实体瘤中都有高表达。选择TF，意味着进入一个未满足需求更大、但难度也更高的领域。

围绕TF我们开发了RDC药物RT01。RT01瞄准的不是一个“小众战场”，而是一个存在巨大未满足临床需求的“主战场”，覆盖多种高死亡率实体瘤，也预示着广阔的市场潜力。

另一个重要考虑是，TF非常适合作为“诊疗一体化”的核心靶点，不仅可以用于治疗，也具备良好的显像基础，有利于在同一靶点上同时布局RDC和ADC，形成可持续扩展的管线体系。

第二层逻辑，是如何把一个“有潜力的靶点”真正做成药。尤其是像RDC/ADC这样的复杂分子，这需要一套超越传统试错模式的、工程化的方法。这也是我们搭建BioLattix一体化平台的初衷。

简单说，这是一套全链条的闭环体系，覆盖了从靶点筛选与验证、抗体工程与优化、有效载荷（如毒素或核素）的精密偶联，到临床前药效与安全性评价的完整流程。

在配体选择上，我们当时也比较过小分子、多肽和抗体，最后还是更倾向于抗体路线。抗体在靶点识别的特异性、结合亲和力，以及在肿瘤组织里的滞留时间上，都更有优势。这也意味着，在保证疗效的同时，有机会把给药剂量做得更低。

以RT01为例，我们会对抗体的亲和力、特异性、肿瘤滞留时间等关键参数进行工程化优化。抗体的质量和理化特性，直接决定了这个药物的成药性。

例如，抗体的特异性、亲和力，还有抗体表面的电荷分布、等电点等因素，会影响核素能否准确锁定肿瘤，并在肿瘤组织中有相对长的滞留时间，使放射性同位素能够有效杀伤肿瘤，并且降低血液毒性以及对其他正常器官的损伤。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平台系统性筛选不同的连接子、偶联方式和载荷组合，与合适的核素相匹配，确保分子的稳定性和药代特性。在临床前阶段，我们还能同步评估显像效果和治疗效果，尽量提前判断它在人体中可能的表现。

所以，TF之所以成为纳安的核心靶点，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有足够大的临床价值空间，另一方面，我们的平台有能力将其转化为一款FIC的RDC药物，并通过持续的闭环迭代，提高研发效率与成功率。这两点叠加，构成了纳安在研发层面的差异化。

和讯网：核素供应是整个行业的命脉。过去我国严重依赖进口，如今在稳定和及时的供应上，行业取得了哪些突破？

渠志灿博士：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对核药来说，如果没有稳定、可持续的核素供应，后端所有的药物研发和临床推进都会受到限制。

从我们实际感受到的变化来看，过去几年我国医用核素的生产发展非常迅速。在未来三到五年内，中国医用核素的生产不仅能够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也会为全球市场提供支持。

举个具体的例子，镥-177是一个β射线的治疗性核素。一两年前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基本上90%可以通过国内渠道实现标准化供应，在稳定性、交付周期和质量一致性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也和中核集团相关单位都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在研发阶段实现了比较顺畅的对接和保障。总体来说，过去“卡脖子”的局面正在被逐步打破，这为核药创新提供了一个越来越可靠的上游基础，这对中游药企是非常重要的保障。

和讯网：为什么一年就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渠志灿博士：这个转变并非偶然，它是中国核工业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我们国家的整个核技术和核工业的发展，现在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家都知道“两弹一星”，服务于国防建设。第二阶段是大规模发展核能，解决能源问题。现在，我们又进军了第三个阶段，正将成熟的核技术全面应用于民生，特别是医疗健康领域。

正是前两个阶段积累的深厚技术、人才和工业体系，为第三阶段核医学的爆发性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在国家层面的重视、科研机构和产业单位的协同推进下，医用核素快速走到了标准化、规模化和稳定化。

这对整个核药行业的意义非常大，它意味着创新药企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分子设计、成药性和临床价值本身。这也是我们判断中国核药产业正在进入加速期的重要基础。

 

如何实现“1+1>2”的疗效

当前，靶向治疗的主流技术是?ADC（抗体偶联药物）与RDC（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ADC如“生物导弹”，携带精准毒素定点杀伤肿瘤细胞；RDC则像“生物核导弹”，通过靶向配体将放射性精准送达肿瘤，同时可进行病灶显像，实现诊断与治疗合一。

纳安生物的核心策略，正是将两者深度融合，构建“ADC+RDC”的诊疗一体化平台。这不仅仅是技术叠加，更是旨在系统解决肿瘤的异质性与耐药性难题，从而实现“1+1>2”的协同疗效。

和讯网：ADC与RDC通常被视为两个独立的药物开发领域，而纳安的策略是“ADC+RDC诊疗一体化”，能否请您从科学机理与临床设计的角度，阐释这一模式是如何构建的？

渠志灿博士：我们开发抗癌药物首先要面向临床，去解决临床未满足的需求。首先要回到肿瘤治疗中两个长期存在、也最难解决的问题：肿瘤异质性和耐药性。单一机制的治疗方案，很多都是在这两个问题面前逐步失效的。

我们的思路，可以概括为一种“可视化引导下的多机制协同”模式。

RDC优势之一是诊疗合一，它携带成像核素，给药后可以在体内对肿瘤病灶进行显像，直观呈现靶点（例如TF）在不同病灶中的表达水平和分布情况。这样不仅清晰回答“肿瘤在哪、靶点是否表达”还可以初步评估药物对正常组织的影响，实现更精准的诊断与安全性判断。

在“看清”也就是在明确靶点分布的基础上，实施多机制协同打击。ADC可以理解为“细胞内定点杀伤”工具，通过同一抗体作为导航，将细胞毒素直接送入高表达靶点的肿瘤细胞内部，进行定点清除。

RDC则提供的是“空间范围内的辐射杀伤”，其携带的治疗性核素释放射线，能杀伤周围的肿瘤细胞，包括靶点表达低或异质性的细胞，并能破坏肿瘤微环境，这其实就克服了异质性的问题。

因为RDC和ADC药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作用机理，通过联合用药可能是横向联用也可能是时间上的纵向联用，能够实现协同增效，也能去克服耐药性问题。

“1+1>2”的本质，并不是两种药物简单叠加，而是形成了一个闭环：RDC负责“看清楚”，解决是否可治的问题；ADC与RDC联合负责“打得准、打得全”，同时应对异质性和耐药风险。

所以，我认为“ADC+RDC”双管创新、诊疗合一，将会大大改革当今肿瘤的标准治疗，能够提高疗效，实现“看得见、瞄得准、打得狠”的治疗模式。

和讯网：对于癌症患者来说，这种新治疗模式，能带来哪些切实的希望？

渠志灿博士：从患者角度看，这种模式带来的改变，可以概括为三点：更准、更强、更安全。

首先，利用RDC做显像，把真正有靶点、可能获益的患者筛选出来，再进入治疗，尽量减少无效用药。

其次，ADC和RDC是两种不同作用机制的协同，对肿瘤形成更全面的杀伤，也为既往治疗效果不理想或产生耐药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RDC的诊断性成像还能显示药物在肿瘤和正常组织中的分布情况。通常设计良好的靶向药物会在肿瘤组织中富集，而在正常组织中滞留较少，从而提高治疗精度和安全性。

更长远来看，诊疗一体化使治疗与诊断紧密结合。通过成像指导ADC与RDC的协同应用，可实现可视化、精准化的组合治疗模式。这不仅是药物策略的创新，也为肿瘤精准治疗提供了更系统的方法。

 

小结：

随着核素供应体系日趋完善，核药研发迈入精准靶向的新阶段，中国核药产业正迎来从“技术跟随”到“体系化创新”的关键跃迁。

在此背景下，以纳安生物为代表的企业，其“ADC+RDC诊疗一体化”布局的价值，不仅在于推动多条管线，更在于展现一种平台化研发思路：围绕同一靶点与病灶，进行诊断与治疗的协同设计与开发。

当行业竞争从早期的靶点与速度之争，逐步深化为对底层逻辑与体系能力的考验时，这种以“诊疗合一”和“多机制协同”为核心的开发模式，为中国核药产业构建长期竞争力、实现“换道超车”提供了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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