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午夜前的最后一次输液，管子里缓慢流淌的，不只是液体，而是一条被金钱与隐瞒编织出来的命运线。有人靠它重获生活，有人因此失去一切。

几十年来，一张看不见的全球供应表，在实验室、血站、监狱与议会之间秘密延展：廉价血浆换来暴利，风险人群被当作“可循环资源”，而当受害者举起疑问，体制却以文书、沉默与销毁记录回应他们的呼喊。

2024年5月，一份长达2,527页的调查报告揭开了这层布，英国成千上万的家庭被拖入噩梦：至少3,000人死亡、3万多人感染。真相不是“意外”，而是可以被追溯、也本可避免的制度性灾难。

1、从天真童年到孤儿人生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血友病治疗药物（以第八凝血因子 Factor VIII 为代表）需求暴涨，英格兰的医院与血友病中心大量依赖进口血浆制品来维持治疗。

部分从美国进口的血浆，来源复杂，其中包括被记录为高风险的供血人群——囚犯、吸毒者、从事性工作的人员甚至跨境短期劳工。这些血浆经过混合、浓缩、制成药品后分发到医院病房；只要混合中有一位带毒者，就足以污染成千上万份制剂。受感染的并非少数单个病例，而是形成链式的群体灾难。

英国被感染人群的悲剧，从家庭到社区蔓延，成为无法忽视的公共卫生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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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 Palmer的父亲Stephen是一名严重的血友病患者（Haemophilia A）。由于凝血功能障碍，他长期依赖第八凝血因子（Factor VIII）注射维持生命。遗憾的是，他所输注的制剂在当时被污染，携带 HIV（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他自己并不知情。

更糟糕的是，Stephen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把病毒传染给了妻子 Barbara。 (ITVX)1993年8月，两人相隔仅八天先后去世，那时候，Lauren只有 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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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双亡后，Lauren 的生活彻底变了。她的两个异父兄弟被送回他们父亲那里（即她母亲之前婚姻的孩子），而她自己则被安排到姨妈家中生活。

在姨妈家，Lauren 经常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从来没能真正放松过，觉得自己永远没办法做我自己。” 她回忆起当时的孤独、失根，以及被迫告别与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日子。

她说，直到今天，最伤痛的不是父母的死亡本身，而是他们离世后，她便失去了所有家人。

Lauren 回忆，当时她睡不好、食欲不振，有时夜间遗尿（大人也许很难想象，但这是很多儿童压力极大时的反应）。 更复杂的是，姨妈告诉她，不要提 HIV。Lauren 被警告：这个话题“不能和别人说”，因为“人们不会接受”。

这样封闭又被压抑的环境，让她从小就学会把痛苦埋在心里。她在 17 岁那年离开姨妈家，搬去和家庭朋友一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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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Lauren 一直在压抑过去。她几乎不谈论自己的父母，也不了解那个丑闻有多严重。直到某一天，她在看 BBC 的纪录片时，才意识到事情远比她想象的重大——很多像她父亲那样的血友病患者，曾因污染的 Factor VIII 丧命。

这成为转折点：Lauren 决定不能再沉默。她开始为自己、为父母、也为其他受害家庭发声。

她翻出了母亲 Barbara 生前写给议员和公众人物的信，信中母亲表达了对正义和公众关注的渴望。即使随着调查深入和公众压力增长，英国政府推出了某种赔偿机制，Lauren 却发现自己不在某些方案范围内。

她在媒体中痛陈：赔偿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责任认定才是关键。她说：“没有了父母，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稳定的支持——没有人顾着我上大学、没有人帮我存首付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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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 的声音，也代表了许多像她一样因丑闻失去父母、又没有得到充分承认的孩子。她持续参与公开听证、媒体呼吁，成为该丑闻中非常具代表性的受害者之一。

在公开听证会上，她曾表示：“这是可以避免的灾难，但从一开始人们就努力掩盖真相。” 她也曾在议会相关讨论中发声。根据上议院 (Lords) 的记录，她写邮件表达自己对赔偿方案不满：“我父母的生命没有被真正承认。”

多家媒体报道她的遭遇，强调政府赔偿方案对有些“遗属”的覆盖仍有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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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 的故事是英国“血液污染丑闻”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环：她不仅是受害者子女，更是历史不公的见证者。她对赔偿制度、公正认定的持续呼吁，推动了公众与政府对“责任”和“承认”层面的反思。

对她而言，这场战斗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那些无声去世、无人记得的父母——以及所有因此丢失家庭、丢失未来的孩子。

2、公开的真相：一份压了几十年的报告

2017年，英国政府决定对这起涵盖数十年的医疗灾难展开正式调查；经历多年取证、听证与法律程序后，2024年5月，由 Sir Brian Langstaff 主导的“感染血液调查（Infected Blood Inquiry）”最终发布长达2,527页的报告。

约 30,000 人感染艾滋或丙型肝炎；已因相关疾病死亡至少3,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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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明确指出：这是一次“由上至下的道德失败”，卫生系统、血友病中心乃至历届政府存在拖延、隐瞒、销毁和误导公众的行为；关键文件被毁，风险警告被忽略，向病人告知感染风险和尽早筛查的机会被错过或延后。

首相在下议院公开道歉，称之为“英国国家的耻辱”，并承诺将设立巨额赔偿方案。

为什么一连串看似“医疗安全”的决策会变成灾难？调查报告与历史记录揭示了几个关键机制：

在70—80年代，为了满足患者对血制品的巨大需求，NHS 选择依赖进口、集中采购与高剂量制备，而非迅速建立本土安全而昂贵的替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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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血友病中心主任、卫生部门逐步形成一种“防御式医疗治理”——不主动披露可能引起恐慌或官司的信息，调查发现，多个时期的官方陈述含有误导性或不完整信息；更严重的是，部分内部纪要与备忘被发现已遭销毁，削弱了追责的可能性。

多任政府在面对赔偿诉求时，多以“医学当时无法得知”“补偿成本过高”为由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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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早在1981年就意识到进口血制品潜在风险，但系统化筛查与热处理等安全措施直到 1985 年甚至更晚才被逐步实施，全面筛查更是到1991年才开始生效——在这期间，已经有大量患者被暴露在风险中。

调查认定，这并非单纯的技术滞后，而是决策延缓的直接后果。

3、美国：血浆“富国”与有偿采集

追问“谁在卖血？”就会看到一个由市场逻辑、监管差异与贫富不平等构成的全球体系。

美国是全球最大、以有偿供血为主的来源国。多个学术与调查报告显示，美国贡献了全球近70%（不同年份统计在 64%—74% 区间） 的来源性血浆（source plasma），并由几家大型制药公司（如 CSL、Grifols、Takeda、大型合同制造商等）主导市场。

美国允许并规范有偿采集：在法规与实践中，来源性血浆捐献者可以每周捐献至多两次（FDA 指导），这创造了以“现金收益”为导向的采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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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新闻与研究揭示，美国边境地区、贫困社区与监狱，是采集密集区。ProPublica 与德国媒体的联合调查指出：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边境短期签证持有者被吸引跨境卖血，血站以奖金、拉新奖励和广告进行招募；一些血站在贫困社区设点，成为居民可观的“补充收入”来源；监狱中的供血问题（例如阿肯色监狱的“Factor 8”纪录片揭露）更将高风险供血者纳入产业链，从而造成“风险外溢”。

此外，少数公司控制了绝大部分采集中心与血浆加工、制剂生产。市场集中带来效率，但也放大了任何供给侧问题：一处环节的“放水”或监管漏洞，能迅速影响国际供应链。不同国家对有偿献血的法律与监管差异，为跨境“洗血”或转运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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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8：阿肯色监狱献血丑闻”等纪录片与系列报道，揭露了在美国境内的采集环节存在的问题：有偿采集刺激部分群体高频次献血、部分供血源被隐瞒/伪造、对高风险供体的筛查与追溯存在漏洞。

多起跨国诉讼和庭外和解也显示，美国某些制药公司曾以和解形式处理索赔，未必在公共层面彻底说明事实。ProPublica 的调查还指出：为追求低成本供给，公司在边境招募并利用短期签证劳动力，形成一种“新型移动血库”。这些做法，既反映市场动力，也暴露了监管如何在商业与公共利益之间被拉扯。

英国政府承诺将为受害者支付可能高达 100 亿英镑（或更多）的赔偿，并设立专项方案处理索赔与补偿细节。

受害者们的泪水与怒吼，提醒我们：当生命被计价、当脆弱成为“可循环资源”、当权力选择沉默以自保，最昂贵的代价终将由普通人承担。

赔偿与道歉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重建制度的透明与问责，重塑一个不会再次把人当作商品的医疗体系。否则，这份迟来的正义，只会变成另一个注脚，而真正的教训仍未被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