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我们的审美

审美是一件主观的事，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2026年1月15日，位于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东岸广场的老子像在屹立十余年后终被拆除，理由是为了维护公共情感，优化公共空间。这个取自老子“吐舌露齿”典故的雕塑作品，被公众认为在丑化先贤。

同期，甘肃瓜州的汉武帝雕像、同在瓜州的大地之子雕像、华清池景区的杨贵妃裸像等多个景区雕塑，都经历了类似的命运，遭到猛烈批判。

去年下半年，由艺术家乔小刀设计的丽江荒野之国景区被指“观感不适”，虽然也有一些网友认为它打破了景区千篇一律的视觉公式，充满童趣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但最终景区的回应方式是将部分装置拆除。

云南丽江“荒野之国”景区里的“土人国”/图源：@荒野之国

我们会同时在公众舆论里看到两种现象。一方面，很多人不断地批评超出固有审美经验的艺术尝试，比如对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贬低和批评，比如拒绝超出固有视觉惯性的雕塑和装置出现在公共场合。

另一方面，很多人发现了生活中审美的流失，比如难看的广告，简单粗暴的装帧设计，不讲究布局和设计的街道和建筑，不加节制使用“魔童”形象的儿童用品，还有社交媒体上已无所谓真实和自然的过度修图和AI图片。

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似乎存在一种绝非良性的循环：对美的忽略会造成大量缺失审美的公共产品和一个令人焦躁的生活环境，而这个结果会进一步培养忽略审美的大众，整体的不审美会进一步阻碍艺术的探索、尝试和普及，面对美感的降级，“审美降级”的批评就会越发严重。吴冠中曾说，我们的社会，如今文盲不多了，美盲却很多。美盲如果不“治”，只会产生更多的美盲。

我们决定谈谈美的问题。

当我们在电梯间里忍受循环播放的广告歌，走进地铁走廊看到设计简单口号洗脑的海报，我们只会更觉得上下班的出行是一种消耗，因为目之所及的所有事物都想要我们的注意力和钱，而从不考虑我们的审美感受。我们更想知道为什么好看、有趣的广告越来越少，记者赖逸翰的报道会告诉我们，丑广告也是一个“产业问题”，而全社会对艺术设计专业技能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导致好的设计总是很难走到受众面前。

走出工作，我们去度假往往是为了获得休闲和美的享受，然而国内的景区建设却常常给我们“美的暴击”。我们的壮丽山河和名胜古迹，最终却都在被规划成相似的嘈杂和混乱，怎么都避不开的护栏，差不多的小吃街，兜售可以被想象的景观，却将最为原生的美淹没在商业化的最低标准当中。记者肖瑶与两位专家的讨论，则向我们解释了为何审美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也是社会文明的衡量标准。

今年初，一场史上机器人含量最高的春晚，让我们不得不直面技术带来的美学革新，褒贬不一的评价里，夹杂一种不可忽视的忧虑的声音：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生活在AI艺术的包围中，他们对世界的感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记者黄泽敏去了解AI艺术的创作逻辑，与此同时她关注了AI对儿童审美的影响。我们也能从这里看到，美的标准是变动的。

正如社交媒体这十几年里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美的定义。旧时的美人挂历已经成为藏品，而千禧年的穿搭如今已是复古之名，更为当下的时尚由谁塑造？我们看到的一个极为可能的答案是社交媒体。一个人在镜头前是怎样一张脸，是技术、观念、美学的综合结果。记者付思涵去体验了一把不能修图的胶片拍摄，这让她对当下的出片文化有了更贴身的反思，也对美强调真实的那个面相进行了深入的探察。

细究种种“审美降级”的原因，我们会发现美从来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是一个社会一段时间里总体价值观的反映。一个只强调效率和利益的社会会排斥“无用的东西”，非功利的美就衰弱。缺少美感的环境里，人们的生存需要盖过生活要求，没有审美就像没有休息一样，会造成焦虑、健忘、浮躁、不快乐。

其实，美是一种人文关怀，追求美是追求一种“我们不能就这样生活”的权利。

我们承认美的标准有差异。就像相隔20年的前后两部《穿普拉达的女王》所推崇的美丽时装已经是两种风格，时间、文化、科技，都会重塑我们对美的标准。

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上）和《穿普拉达的女王2》（下）剧照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能追求一种超越差异的价值。

很多学者，比如贡布里希，比如王国维，都提到过一个词“完美”。 “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

无暇的完美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在艺术中当然也不存在，但是审美带来的愉悦，却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一个完美的典范”。

人文社会的美是一种人性与智性的创造，尽管承受误解遭受遮蔽，仍有不变的核心闪光，它是人类面对这个永不完美的世界创造出的天堂。

我们相信，美是人文社会的责任，也是我们在这个一切都在被打乱重造的时代里，仍然能够放心倚赖的东西。南风窗第9期封面报道，让我们谈谈，在一个疑似“审美降级”的时代里，我们如何对抗“美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