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垫底的出生率，韩国被视为“地球上首个自然消失的国家”，2024年韩总统宣布其进入“人口国家紧急状态”。为了避免自杀式亡国灭种的后果出现，韩国几乎采取了所有能刺激人口生育的方法，花了将近2800亿美元。

发钱：从怀孕到孩子8岁，政府按月发“工资”，累计超15万人民币，生得越多奖金越高。

放假：父母各有一年半带薪育儿假，一起休假还能多拿翻倍奖金；爸爸必须休陪产假。

减负：生娃后买房给低息贷款、租房政府补贴、出门打车报销，连孩子8岁前的奶粉钱都包了。

托底：奶奶带娃政府发补贴，爸爸休假的同事也拿奖金，连“孤独死”的葬礼都管——就差替你养娃了。

但一通操作猛如虎之后，0.72的生育率最终微幅回升至0.8，且几乎全部集中在高收入群体，最需要帮助的底层30%人群的生育率依然纹丝不动。

为什么发钱没用？

答案藏在年轻人的真实处境里。他们不是不想要孩子，而是不敢要。

“从小听着父母的争吵声，看着母亲为家庭所牺牲的一切，她很早就对婚姻产生了恐惧，决定既不结婚，也不生育。谈到未来，她格外坚定，‘我希望只管好自己一个人就好。’”——27岁的朴志秀

在韩国的“90后”一代中，像朴志秀一样拒绝婚姻和生育的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多。202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00名20至49岁受访者中，42.6%表示“没有生育意愿”，其中女性远远多于男性。

在韩国的婚宴上，如今偶尔能看到一种新兴的仪式：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年轻人郑重地承诺自己“永远不结婚”。不将这个决定仪式化，年轻人觉得不足以表达自己内心的决绝。

这并非简单的“自私”或“逃避”。如果你走近这群年轻人，会发现他们的选择背后，藏着一条条被经济压力、教育焦虑和职场不确定性层层编织的现实困境。

当“安全感”成为一种奢侈品

“稳定性这种东西，好像正在一点点消失。”30岁的李民河

李民河毕业于私立名校弘益大学，毕业后她搬进了首尔著名的“考试村”新林洞——那里的考试院由一个个只有2到5平方米的格子间构成，只能放下一张窄床和堆到天花板的备考用书。她从早上7点学到晚上10点，“除了学习什么都不做” ，梦想是成为一名刑警。但竞争实在激烈，她准备了三年都没能“上岸”，最终转而求职企业，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找到工作。

李民河的求职之路绝非个例。在韩国，找工作被年轻人形容为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你不仅需要学历和成绩，还需要备齐被韩国社会称为“就业九件套”的全部配置：学历、成绩、托业成绩、海外游学、资格证书、竞赛获奖经历、实习经验、志愿服务，还有一项令人震惊的项目——整形手术。 而在不久前，年轻人求职时仅需准备学历、成绩和托业成绩。门槛的层层加码，暴露了韩国年轻人面对的严峻现实：在有限的社会资源面前，不拼尽全力，就没有容身之地。

更令人窒息的是，这种“拼尽全力”甚至无法换来稳定的未来。韩国的企业有一种说法叫 “自愿退休” ——本质上是企业为了降本增效，以各种手段强迫员工提前“退休”。过去“被退休”的主要是40至50岁的中年员工，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将20至30岁的年轻人也纳入计划。

这种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让许多年轻人对结婚、生子这些需要长期承诺的人生阶段望而却步。正如一位韩国求职者对媒体所说：“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只能现在多跑一单。”

而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韩国15至29岁的“休息青年”——即没有特定疾病或理由，既不工作也不求职的年轻人——已达70万人。在结婚生子之前，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无法找到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

买不起的房子，住不下的城市

“我希望一场危机爆发，房价暴跌，给年轻人一个在首尔买房的机会。”28岁的上班族Choi

这位28岁的首尔上班族，刚刚背上了一笔30年的房贷，每月要还超过200万韩元。他买不起首尔的房子，在距离公司一小时车程的地方买了房。首尔的房子非常昂贵，以20多岁劳动者当年的平均年收入计算，即便是把全部可支配收入都存下来，也需要86.4年才买得起一套房子。

年轻人担心再不买房就永远买不起了，于是蜂拥入市，哪怕背上巨债也在所不惜。但这场抢房潮带来的后果是：20多岁购房者的房贷逾期率自2020年以来几乎翻了三倍。对很多韩国年轻人而言，房子早已不是安居的港湾，而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债务深渊。

正如成均馆大学的赵准模教授所分析的：“过去几代人对社会流动持乐观态度，相信通过稳定的劳动收入和储蓄可以改变命运，但今天的年轻人感到绝望，因为收入和住房两条梯子都断了。”

从三岁开始“备战”的教育军备竞赛

“大家都在上辅导班，如果你不给孩子报的话就感觉落后了。”首尔一位家长

如果住房是压垮年轻人的第一座大山，那么教育就是第二座，而且是更隐蔽、更庞大的一座。在韩国，教育压力已经渗透到了孩子三岁的起点。韩国课外辅导费在2022年达到26万亿韩元，创下历史新高，接受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每人月均支出52.4万韩元。

教育焦虑从高三一直蔓延到了幼儿园。韩国出现了大量所谓的“英语补习幼儿园”——实际上是伪装成幼儿园的非法教育机构。它们要求年仅三岁的幼儿参加高难度的入学考试，撰写英语短文、考高难度单词，平均月学费高达154万韩元，几乎接近大学的学费水平，但近半数韩国家长并不认为这笔花费是经济负担。一位参加调查的首尔母亲说：“我和丈夫说，如果一辈子要为孩子花课外辅导费，那不如花在学前阶段。”

当家长们愿意为三岁孩子的“英语早期教育”一掷千金时，不难理解为什么面对育儿成本，韩国的年轻人们本能地选择了退缩。

“内卷”背后的结构性困局

韩国社会学家吴赞镐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韩国年轻人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正在变得越来越像“人造人”。他们拼命追求所有能加分的项目：完美的学历、惊人的成绩、托福满分、多个海外经历、几十张证书、数段大厂实习——却始终得不到确定的安全感。

这种内卷文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韩国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大批家庭破产、员工被裁。“IMF世代”——那些成长于危机阴影下的年轻人，目睹了家人的失业和生活的崩塌，从此将“全力以赴地竞争”内化为一种生存本能。

朴智雅是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大四毕业生。她托业900分，在澳大利亚驻韩国大使馆和多家国际组织都有实习经历，是老师眼中的优秀学生。但当她面对三星的大规模招聘时，依然无比焦虑。 “很多人会准备几个月，甚至几年。真的有人一直考，考到考上为止。” 在她看来，大家考的证都太多了，水平看起来都差不多，最后能不能找到工作，“似乎变成了靠运气决定”。

当运气而非努力成为决定性的变量，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继续竞争的动力。

仅仅“发钱”还不够

韩国正在进行的这场“生育实验”，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生育率问题不是单纯的育儿成本问题，而是社会结构问题。

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从小就被教育“考上好大学才有出路”，当他们成年后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勉强找到一份不稳定、随时可能被裁的工作，当他们发现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房，当婚姻不再意味着温暖的家庭而是沉重的经济捆绑——哪怕政府开出再丰厚的现金支票，也很难说服他们将一个新生命带入这个充满焦虑和不确定性的世界。

政策制定者往往习惯于从“供需”角度思考生育问题：生得少是因为养不起，那么补贴足够多钱，问题就解决了。但现实远比这复杂。年轻人的生育决策背后，是对未来的预期、对生活的安全感、对社会公平的感受——这些无法量化、也无法用补贴衡量的因素，恰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工资增长速度赶不上生活成本上涨，越来越多劳动者将‘主业+副业’视为默认模式。”当年轻人需要打两份工才能维持基本生活时，他们拿什么来考虑生育？

而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