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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两家即将IPO的存储企业，点燃了资本和地方政府的热情。
5月27日，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长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IPO申请。招股书显示，长鑫科技已通过合肥集鑫等持股平台实施了两期员工持股计划，累计完成授予高达6760人次，而其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入股成本仅为0.108元/股。如果按照2万亿市值测算，长鑫科技IPO有望诞生至少13个亿万富翁，以及数千位千万富翁。
5月17日，长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鑫科技”）更新IPO招股书，补充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实现营收约508亿元，同比增长超719％；归母净利润约247.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其2024年全球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四、全国第一，仅次于三星电子、SK海力士和美光科技。
5月19日，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江存储”）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有媒体报道，长江存储今年一季度收入已超200亿元，较去年翻倍，NAND（闪存）芯片产量占全球市场份额已超10％。
上述业绩表现迅速放大了市场投资情绪。据Wind数据，截至5月22日，半导体指数在上周涨超24％，今年以来涨超52％。市场对两家存储企业也持有高预期，以长鑫科技为例，市场普遍给出超万亿元的市值预期，并认为其上市后有望成为A股市值最高科技股之一。
聚光灯之下，“幕后推手”城市也被推至台前。据公开报道及股权穿透测算，合肥市、区级国资合计持有长鑫科技约36.8％股份，安徽国资整体持有约46.7％股份。长江存储方面，由省、市、区国资共同注资的湖北长晟发展是其第一大股东，直接持股约26.5％，湖北国资合计持股超44％。
中部城市“出圈”背后，是新一轮城市之争。“过去十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基本由上海、北京、深圳、无锡等少数城市主导，如今，这一格局正在被打破。”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十年磨一剑”
AI时代的算力不只取决于芯片算得多快，也取决于数据能否被足够快地调用、缓存和保存。DRAM和NAND正是支撑这一过程的两类基础存储芯片，前者承担处理器、AI芯片和服务器运行中的高速临时读写；后者负责数据的长期保存和快速访问，广泛用于手机、SSD（固态硬盘）、数据中心和企业级存储。
十年前，全球高端存储芯片市场超九成被海外垄断，中国企业份额几乎为零。如今，尽管较国际龙头厂商仍有显著差距，但长鑫科技、长江存储已积累起规模化产能。
据东吴证券发布于5月19日的一则研报，2025年第二季度，三星电子、SK海力士、美光科技的12英寸DRAM月产能分别为64.5万片、51.5万片和33万片，长鑫科技月产能约26万片；三星电子、西部数据/闪迪的12英寸NAND月产能分别为41万片、40万片，长江存储月产能约14万片。
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这两家国产存储龙头，分别出现在合肥与武汉？
武汉的路径带有明显的国家战略承接色彩。2014年6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公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下称“国家大基金”）随后在9月成立，存储器基地是重要投资方向之一，当时已明确“培育至少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存储器项目”的目标。
武汉东湖高新区已有一定产业基础。2006年，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三级政府共同决策，由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出资107亿元成立武汉新芯，并于2008年投产中部地区首条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早期探索并不容易。在武汉新芯投产时，全球存储器行业处于低潮，市场开拓困难。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秦尊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项目早期“极其艰难”，技术、政策和市场条件都不成熟，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第一个十年，几乎是‘连滚带爬’走过来的”。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在2015年修改了30多轮申报方案的湖北省，最终“争”得了机会。2016年3月，总投资240亿美元的国家存储器基地落地武汉光谷，这在当时是湖北最大的单体投资高科技产业项目。同年7月，主攻3D NAND的长江存储作为基地项目实施主体设立，一期出资方包括国家大基金、湖北国芯产业投资基金、湖北科投。
此后，长江存储进入了国家战略的实施通道。公开信息显示，国家大基金一期、二期分别在2019年12月、2023年2月参投长江存储的早期融资，分别出资约136亿元、129亿元；其他出资方则含有省、市、区级国资背景。
合肥的路径延续了京东方项目“以投带引”的打法：地方国资以大额股权投资导入项目，企业负责市场化运营。
2016年5月，在创业初期就立志“做中国最大存储器公司”的兆易创新创始人朱一明与合肥市、经开区负责人就存储器项目的发展战略进行研讨，一个月后，长鑫存储成立，在兆易创新的业务基础上研发制造DRAM。
据兆易创新在2017年10月披露的合作协议，长鑫存储一期项目预算约180亿元，合肥产投与兆易创新根据4:1比例出资。据长鑫科技今年5月回复上交所问询的文件，在2020年第四季度前，长鑫科技是合肥国资委下属企业长鑫集成控制的国有企业。
十年来，两家企业逐步缩短与海外龙头厂商的技术代差。据韩国媒体ChosunBiz 2025年7月报道，当时长江存储的量产NAND闪存层数已达270层，仅次于SK海力士的321层、三星电子的286层。长鑫科技在2025年11月发布DDR5和LPDDR5X产品，韩媒Business Korea评价，中韩在通用DRAM领域的技术差距已缩短至不到一年。但在更高端产品如HBM3（高带宽存储器）上，长鑫科技的进度较SK海力士、三星电子等仍落后3—4年。
当下，两座城市“十年磨一剑”的故事获得了极高的估值预期。作为资深半导体投资人，谢诺辰途投委会主席魏晓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本轮存储热度背后的产业逻辑，一方面是AI训练、推理和算力中心建设推动存储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两家企业在DRAM和NAND领域的国产替代与产业安全意义。不过，企业当前估值仍带有一定想象成分，最终还要在上市发行后经由市场交易验证。
长鑫存储的DRAM存储芯片、内存条 图/IC
从输血到造链
存储行业的特殊性，要求地方国资必须在早期承担“压舱石”作用。
“在产业链中，DRAM、NAND是典型的‘大宗商品’，企业只有积累足够大的产能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产能扩张之后，又需要很长时间的释放。”魏晓林表示，这导致存储的周期性波动强于整个半导体行业，天然需要大额、长期资本。
曾刚指出，在技术路线尚未验证、市场前景极不明朗的早期阶段，企业存在高不确定性、高资金需求、高失败概率，市场化资本通常不会在这时大举进入，国资的使命是填补这一“市场失灵”的空白。
长鑫科技与当地国资的关系提供了一组观察样本。据其招股书及问询回复，公司直到2025年才首次实现年度扭亏为盈，实现归母净利润18.7亿元。公司截至去年底累计亏损366.6亿元，2022—2024年的归母净亏损分别为83.28亿元、163.4亿元和71.4亿元。
公司的“烧钱”主要受固定资产折旧、研发投入、行业周期等因素影响。2023—2025年，长鑫科技非流动资产总额增加超804.9亿元，主要用于建设合肥一、二期生产线及北京生产线。
合肥国资为其分担了重资产、高投入压力。合肥产投全资子公司长鑫集成曾为长鑫科技“合肥长鑫二期项目220kV输变电工程”项目提供代建服务。2022年8月，负责合肥12英寸存储器晶圆制造基地的项目公司长鑫新桥的建设资金需求量大，控股股东资金有限，长鑫科技还曾通过合肥产投委托贷款借入资金，获得了1年期委托贷款支持。
作为国际市场上的追赶者，长鑫科技抵御风险及市场冲击的能力较同业公司更弱。据招股书，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DRAM行业经历历史罕见的深度下行周期，产品市场价格低点较周期前跌幅达50％，海外巨头也在2023年度出现大额亏损及负毛利。
在这一低谷期，合肥国资支持了公司的逆周期扩产。2023年10月，国家大基金二期与合肥国资平台合肥鑫益合升、长鑫芯安共同向长鑫新桥增资390亿元，其中合肥国资平台合计出资约243亿元，进一步支持合肥存储器基地项目建设与扩产。
不过，地方国资的长期输血并不意味着控制，长鑫科技在2020年前后迎来关键转折。当时的公司即将进入市场化融资阶段，合肥市、经开区两级国资平台与朱一明共同发起设立清辉集电，并于2020年11月入股长鑫科技。
公司在问询回复中表示，清辉集电的设立是为了“提升企业在融资和后续运营过程中的灵活性并拓宽融资渠道”，同时满足拟引入市场化投资人“深度绑定核心团队和创始股东”的投资诉求。此后，长鑫科技变更为非国有控股企业，并逐步形成无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公司管理层选聘、日常经营管理事项也不再提交地方国资审批。
“当企业技术路线得到初步验证、产品实现量产、商业模式开始跑通，进入了快速成长阶段，社会资本应成为增量资金的主要来源。”曾刚表示，长鑫科技在2019年实现DRAM量产，在2020年底即完成一轮156.5亿元融资，国家大基金二期、银行和保险系资金、小米科技等资本纷纷进入。
地方国资孵化“链主”，试图留下的是一整条产业链。例如，2020年，深科技旗下沛顿科技在合肥经开区投资建设集成电路先进封测和模组制造项目，总投资不超过100亿元，公司曾表示，选择落地合肥，看中的是长鑫科技等龙头企业对产业链整体产能的带动。
合肥经开区投促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经开区已聚集集成电路产业链企业130家，全区集成电路产业前三季度的产值同比增长超2倍。2025年，集成电路产业产值突破千亿元。
同样围绕“链主”，今年1月，一个以长江存储为中心、占地60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存算一体化产业园正式签约落户武汉光谷。据《湖北日报》报道，光谷已集聚300多家芯片相关企业，形成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的产业链，2025年产业规模突破千亿元。
“合肥与武汉的产业生态可概括为‘国资驱动、龙头牵引、全链跟进’，这与深圳、上海、苏州、无锡等集成电路重镇有所不同。”曾刚说。
2026年1月，一个以长江存储为中心、占地60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存算一体化产业园正式签约落户武汉光谷。图/视觉中国
下一轮竞争
近期，除了长鑫科技、长江存储，其他存储产业链企业及其背后国资也受到市场关注。
例如，深圳大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4月16日登陆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后前14个交易日内涨幅一度超过10倍。该企业聚焦企业级SSD，属于DRAM、NAND等存储芯片的下游。发行前，南京麒麟创投持股5.2％，为持股比例最高的国资股东，曾在2020年推动大普微南京研发中心落户科创园区。其他股东中，深圳国资委实控的深圳市投控资本、深圳龙岗区财政局等深圳地方国资基金也通过不同主体参与其中。
公开资料显示，至少十余个省份和重点城市已在“十五五”规划建议、政府工作报告或专项政策中提及对半导体、集成电路或芯片产业的布局。各地通过地方国资平台、产业引导基金的布局也在继续加码。例如，今年1月，西安设立半导体产业链发展基金，总规模50亿元、首期规模10亿元，重点投向半导体核心材料、关键器件、前沿制造技术等领域。今年2月，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完成增资，规模从5.3亿元增至60.3亿元，将重点投向制造、设备、材料等“卡脖子”环节。
谢诺辰途已投资近20家半导体企业，谈及半导体产业链当前投资机遇的底层逻辑，魏晓林表示，近年来，行业最大的增量驱动力来自AI的发展。“随着AI算力扩张，下游应用端需求呈指数级扩张，但半导体行业的工艺迭代和产能扩张是线性的，先进产能长期稀缺，叠加行业摩尔定律放缓，行业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级周期’。”
在此背景下，曾刚认为，集成电路产业正从少数城市的竞争，演变为多极参与的竞赛。未来，一端将是少数头部城市主导前沿技术攻坚，设备、材料、EDA（电子设计自动化）成为城市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另一端将是大量特色城市深耕细分赛道，通过区域协同网络实现中间环节的连接，在车规级芯片、功率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特色工艺等方向构筑新优势。
据幸福招商行业研究院的一则报告，截至2025年8月底，长三角集群占据了中国大陆区域超42.1％的晶圆厂产能，环渤海、中西部、珠三角、东南沿海集群则分别占比约22.6％、18.6％、10.7％和8.7％。
长远来看，“靠政府支持、单打独斗”的模式存在局限。以合肥、武汉为例，曾刚建议，合肥应进一步融入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带，该产业带已形成上海主导设计、无锡擅长制造、苏州精于封测的高度专业化分工格局。武汉则应以光谷为核心，依托“中三角”串联长沙、南昌等城市，构建中部半导体产业共同体。
与此同时，地方创投的竞争模式也在升级，从重点投项目转向投生态。“单纯资金支持已不足以在创投竞争中脱颖而出，未来，能提供供应链对接、应用场景开放、人才配套服务、产业链招商等系统性赋能的地方创投平台，才能真正吸引优质企业落地生根。”曾刚说。
地方国资加码的同时，也应以撬动民营资本为目标。“国资在重大产业项目早期的托举作用不可或缺，但也需注意‘预算软约束’问题，避免在局部特定领域造成过度投资、对民营资本形成挤出。”魏晓林提醒。